（一）寒泉精舍建成之前从学于朱熹的门人
（一）寒泉精舍建成之前从学于朱熹的门人
这一部分所录为寒泉精舍建成之前已从学朱熹，此精舍建成后，又续学于此者。计有：
许升 范念德 李宗思 吴楫 蔡元定 何镐 林用中 林允中 刘清之 詹体仁
许升（1141—1185）
许升，字顺之，号存斋。泉州府同安县人。朱熹官同安主簿时，即从朱熹学。《道南源委》卷三称：“朱子簿同安，公年十三即从讲学。淬砺五年。秩满，复从北归。”《宋元学案》卷六九载：“文公来为簿，从游最早，恬淡无欲。及文公去任，复从游于建阳。”《朱文公文集》（以下简称《文集》）卷七七《存斋记》、卷七五《许升字序》系朱子分别于绍兴二十八年（1158）九月和十月应许升之请而作，其中《存斋记》云：“与生相从，于今六七年。”六七年虽为约数，但以朱子从绍兴二十三年（1153）七月到同安赴职，至写序之时正好六年计，则许升从学于朱熹的最早时间应为绍兴二十三年。
《文集》卷三九有《答许顺之》书二十七通，以答问为主。淳熙十二年（1185）四月，许顺之不幸逝世，朱熹在《祭许顺之文》中云：“我官同安，诸生相从游者多矣。其恬淡靖退，无物欲之累，未有如顺之者也。逮于秩满，相与俱归，不以千里为远。”（《文集》卷八七）此即《道南源委》所言“秩满，复从北归”的根据。许升随朱熹从同安回至崇安继续从学，前后约有数年时间，《朱文公文集·别集》（下简称《别集》）卷七《两绝句送顺之南归》诗，其一云：
门前三径长蒿莱，愧子殷勤千里来。
校罢遗书却归去，此心元自不曾灰。
其中“遗书”，指的是《程氏遗书》。《文集》卷三九《答许顺之》书十五有“再送下复校，千万与二丈三友仔细校过，但说释氏处不可上下其手，此是四海九州千年万岁文字，非一己之私也”，所言即校对《程氏遗书》。据《朱子年谱》载，《程氏遗书》成于乾道四年（1168），此即许顺之“校罢遗书却归去”的时间。
淳熙元年（1174），许顺之又一次来到建阳，当时朱熹应在寒泉精舍。《朱文公文集·续集》（下简称《续集》）卷二《答蔡季通》书一一〇云：“一出又半月，临出城，值石宰与顺之、择之，更一二朋友来，遂留北岩两日，同途至建阳而别。”
范念德
范念德，字伯崇，建宁府建阳人，娶刘勉之次女，为朱熹姻弟，曾历官庐陵龙泉县主簿、吉州从事、平阳府长洲县令、宜黄县令等职。《道南源委》、《宋元学案》、《考亭渊源录》均列为朱子门人。
范念德从学于朱熹，最早是在崇安五夫。《文集》卷三九有《答范伯崇》书十四通。书一下署“癸未”，为隆兴元年（1163），此为范氏问学朱熹已知的最早年月。
《文集》卷三九《答许顺之》书十云：“此间穷陋，夏秋间伯崇来，相聚得数十日，讲论稍有所契。”卷四十《答何叔京》书二：“熹孤陋如昨。近得伯崇过此，讲论逾月，甚觉有益。”同卷《答何叔京》书四：“伯崇近过建阳相见，得两夕之款，所论益精密可喜，其进未可量也。”以上诸书王懋竑《朱子年谱》卷一均系之于乾道二年（1166），即范氏于此年数过崇安问学，其中除《答何叔京》书值得商榷外，其余大约近是。
考朱熹著书立说于建阳，始于乾道六年（1170）春，即寒泉精舍建成之时，故《文集》卷四十《答何叔京》书四所云“伯崇近过建阳”不应在乾道二年，而应在乾道六年或稍后。此亦与《文集》卷三九《答范伯崇》书中每言“熹比携二子过寒泉，招季通来相聚”（书九）、“伯谏前日过此（指寒泉精舍），季通亦来会”（书十）的时间相近。
《朱子语类》卷一〇三有杨方录云：“龙泉簿范伯崇寄书来云：‘今日气象，官无大小，皆难于有为，盖通身是病，无下药处耳。安得大贤君子，正其根本，使万目俱举，吾民得乐其生耶！’”（P2608，此为《朱子语类》1988年8月中华书局版页码，下同）从文意看，似是范念德写给朱熹书中的一段话，也可理解为朱熹收到此书信时，说过这一段话。从时间上判断，当为乾道六年（1170）杨方从朱熹学于寒泉之时，其时适逢范伯崇来书，得以闻而录之。
乾道三年（1167）八月，范念德与林择之一同随朱熹访张栻于长沙，同登衡岳，多所唱和（朱熹《东归乱稿序》，《文集》卷七五）。淳熙二年（1175）五月，又曾随同朱熹参加铅山鹅湖之会（武夷六曲响声岩摩崖石刻有其名，参下文詹体仁条的考证）。而在此之前，范氏又参加了被束景南先生称为是“鹅湖之会的前奏”的“寒泉之会”（《朱子大传》，第336页）。即淳熙二年（1175）四月，朱熹与吕祖谦在寒泉精舍的聚会。
李宗思
李宗思，字伯谏，建宁府建安县人，隆兴元年（1163）进士，曾历官蕲州教授。“从朱子学，朱子称其教深好修，笃志问学”（《道南源委》卷三）。
李宗思初识朱熹，是在隆兴二年（1164）。《朱文公文集》卷四三有《答李伯谏》书三通。书一署甲申（隆兴二年），篇幅甚长，内容为斥其溺于禅学之误。乾道六年（1170），李宗思从朱熹就学于寒泉精舍。《文集》卷三九《答范伯崇》书九云：“伯谏前日过此，季通亦来会，相与剧论儒佛之异。因问伯谏：‘天命之谓性。’此句为实邪，为空邪？渠以为实。”卷四三《答林择之》书四云：“此有李伯谏，往时溺于禅学，近忽微知其非。昨来此留数日，蔡季通亦来会，剧论不置，遂肯舍去旧习。”卷三一《答张敬夫》书二云：“此有李伯间（谏）者，名宗思，旧尝学佛，自以为有所见，论辩累年，不肯少屈。近尝来访，复理前语。”以上三书所言均不明示地点，而均用一“此”字代替。《续集》卷二《答蔡季通》书十四则云：“昨日已到芹溪，今日略走寒泉，晚即还此，治《渊源》、《言行录》等书。意欲老兄一来，相聚旬日，伯谏之意亦然。”由此可知伯谏从学于朱熹的地点确在寒泉精舍。文中所言《渊源》，乃《伊洛渊源录》；《言行录》指《八朝名臣言行录》。据《朱子年谱》，两书一成于乾道八年（1172），一成于乾道九年（1173）。考李伯谏于乾道八年秋为蕲州教授，朱熹为之作《送李伯谏序》、《蕲州教授厅记》（《文集》卷七七）。由此可知，李伯谏问道朱熹，应在乾道六年至乾道八年（1170—1172）。
吴楫
吴楫，字公济，建宁府崇安县人。“幼颖悟。绍兴末，乡试不第，退居田里，闭户读书。与朱熹、李郁讲明性理之学，及儒、释之辩甚悉。熹匾其读书所曰‘悦斋’，遣子师之。晚年以特恩补官，调临桂簿。”（康熙《建宁府志》卷三三）
《文集》卷四三有《答吴公济》书六通。书二云：“来书云，夫子专言人事生理，而佛氏则兼人鬼生死而言之。熹按伯谏书中亦有此意，已于答伯谏书中论之矣。”考朱子《答李伯谏书》亦在《文集》卷四三，其中书一署甲申（隆兴二年即1164），内容即斥其溺于佛学之误，则吴公济从学朱熹当亦在本年（参李伯谏条）。
《答吴公济》书一云：“来书云，儒释之道，本同末异。熹谓本同则末必不异，末异则本必不同。正如二木是一种之根，无缘却生两种之实。”朱熹此说，也表现在他写给吴公济的一首诗中，《公济和诗见闵耽书勉以教外之乐，以诗请问二首》（《文集》卷六），其二云：
未必瞿昙有两心，莫将此意搅儒林。
欲知陋巷忧时乐，只向韦编绝处寻。
诗中告诫吴楫不要以佛老思想干扰儒家的学说，人生的乐趣应到孔孟儒家经典中去寻找。后吴楫仍溺于禅学而不能自拔，朱熹颇为不满，批评说：“公济不长进，只管来讨书。……不知他许多禅寄放甚处？”（《答蔡季通》书七，《文集》卷四四）
吴公济也是寒泉精舍的门人，《续集》卷二《答蔡季通》书九二云：“寒泉精舍才到即宾客满座，说话不成，不如只来山间，却无此扰。公济亦每以此为言也。”
吴公济每赋诗与朱熹唱和往来，《文集》卷六至卷九有《公济惠山蔬四种并以佳篇来贶因次其韵》、《题公济风泉亭》、《再题吴公济风泉亭》等十几首。从诗题看，吴楫亦曾从朱熹学于云谷晦庵草堂，《文集》卷六有《云谷次吴公济韵》一诗，可证。
武夷精舍建成后，吴公济也曾在精舍问学。《文集》卷九有《次公济精舍韵》：“一室空山里，纤尘迥莫侵。……”此精舍当为武夷精舍而非寒泉精舍，因同卷有《奉同公济诸兄自精舍来集冲佑之岁寒轩，因邀诸羽客同饮……》一诗，若从寒泉精舍至武夷山冲佑观有百数十里之遥，短时间内难以相聚之故。此外，《朱子语类》卷十二有杨道夫录曰：“吴公济云：‘逐日应接事物之中，须得一时辰宁静，以养卫精神。’……”（P220）据《语录姓氏》，杨道夫为己酉（淳熙十六年即1189）以后所闻，此为其时吴公济仍在武夷精舍从学之明证。
蔡元定（1135—1198）
蔡元定，字季通，号西山，建宁府建阳县人，年十岁，其父蔡发“即教使读《西铭》。稍长，则又示以程氏《语录》、邵氏《经世》、张氏《正蒙》等书。”（朱熹《跋蔡神与绝笔》，《文集》卷八三）元定“幼而沉涵其义，长而辨析益精”（刘爚《西山先生蔡公墓志铭》，道光《建阳县志》卷十七）。后相继于乾道、淳熙、绍熙年间从学朱熹于寒泉精舍、云谷晦庵草堂、武夷精舍和考亭沧洲。生平事迹，见载于《宋史》卷四三四。黄宗羲《宋元学案》卷六二为之专立《西山学案》。
关于蔡元定从学朱熹的时间，有刘爚在《西山先生墓志铭》所言“乾道间，见文公于崇安，遂师事焉”的说法；也有元刘应李在《蔡氏诸儒言行录序》所说“绍兴间，遇朱文公于五夫而师之”的说法。今人则多以为在绍兴二十九（1159），“前往崇安拜朱熹为师”（刘建《大潭书》第206页；陈明考《蔡元定与朱熹》，载《建阳蔡氏九儒研究文选》第29页；徐学仁《蔡元定大事记》，同上书第82页）。绍兴二十九年一说，查无出处，缺乏书证，不值一驳。且在《朱文公文集》中，从朱、蔡两人交往的所有资料考察看，蔡氏绝无在绍兴年间从学的迹象，故应以刘爚的说法为准。这是因为刘爚与蔡元定均在乾道年间从朱熹学，是同门师友。且两人一居马伏，一居后山，两地相隔不超过五华里，了解最深，相契甚笃，言之必有所据。
束景南《朱子大传》则认为“乾道元年（1165）朱熹迁到佛顶庵居住，蔡元定执弟子礼来学”（见该书第275页），所据乃《文集》卷三九《答许顺之》书八：“山间有一二学者相从，但其间绝难得好资质者。近得一人，似可喜，亦甚醇厚，将来亦可望也。斋舍迫狭，已迁在圭甫屋后佛顶庵中相聚矣。”圭甫即刘珪，五夫人，文中很难看出束先生将此书定于乾道元年的理由，故仍应以刘爚宽定为乾道间的说法为佳。
朱子《文集》中于蔡氏有明确年号的记载是在乾道五年（1169），见于卷七五《中和旧说序》所云：“乾道己丑之春，为友人蔡季通言之问辨之际，予忽自疑斯理也。”此至少表明，蔡元定从学朱熹是在寒泉精舍建成之前。此外，《文集》卷四四《答蔡季通》书五云：“节中哀痛不自胜……钱物已令携去一千足，米俟到后山遣致，或彼价廉，即寄钱去，烦为籴也。”束景南先生认为，此书所言是朱熹委托蔡元定在建阳后山买山地以葬母（见束景南《朱熹佚文辑考》第86页），此亦可作为蔡元定乃寒泉精舍建成之前的朱子门人的证据之一。
乾道六年（1170），朱熹寒泉精舍建成，蔡元定每相随左右，《文集》中可考的资料甚多。如《续集》卷二《答蔡季通》书二云：“别后两日，稍得观书，多所欲论者，幸会期不远，此只八九间下寒泉，十一二间定望临顾也。”此为寒泉相会之后两日，又再次相约。卷三九《答范伯崇》书九云：“熹比携二子过寒泉，招季通来相聚，更有一二朋友来相聚，初不废讲议。”书十云：“伯谏前日过此，季通亦来会，相与剧论儒佛之异。”卷四三《答林择之》书四：“此有李伯谏，往时溺于禅学，近忽微知其非。昨来此留数日，蔡季通亦来会，剧论不置，遂肯舍去旧习。”以上诸书据考，均作于乾道六年（1170，参李伯谏、范伯崇、林择之诸条目之考证）。
乾道六年，朱熹登云谷，爱其山水清幽，有意在此构筑书堂，于是委托蔡元定主其事，在此建草堂三间。“自始营葺迄今有成，皆其力也”（朱熹《云谷记》，《文集》卷七八》。《文集》卷六中有《云谷合记事目效俳体戏作三诗寄季通》，诗中有句云：“云关须早筑，基址要坚牢。栽竹行教密，穿池岸欲高。……庄舍宜先立，山楹却渐营。泉疏药圃润，堰起石池清。……想应频检校，只恐欠方兄。”诗中对草堂的建筑作了一些具体的要求，末句表现作者资用不赡、资金短缺的困扰。
云谷晦庵草堂于淳熙二年（1175）七月建成后，蔡元定曾与朱熹频频相聚于此。《文集》卷六有《淳熙戊戌七月二十九日与子晦、纯叟、伯谟同发屏山，西登云谷越夕乃至，而季通、德功亦自山北来会……》一诗，描写的就是淳熙五年朱熹与廖德明、刘纯叟、方伯谟从五夫出发，与蔡元定等相聚于云谷的情景。《文集》卷四四《答蔡季通》书八云：“西山之约，一何拒客之深耶？俟武夷归，别当奉扣。然临风引领，似已闻采薇之歌矣。”表明朱、蔡两人的西山、云谷之约，是很频繁的。文中的“西山”，指的是蔡元定建于崇泰里的西山精舍。
蔡元定从学于武夷精舍的事迹因资料繁多而难以细考。择要言之，淳熙十三年（1186），协助朱熹编出《易学启蒙》一书。《朱文公文集》卷五九《答陈才卿》书十四云：“《启蒙》所载为有发于《易》，他则别成一家之学。季通近编出梗概欲刊行，旦夕必见之。”《文集》卷四四、《续集》卷二《答蔡季通》诸书中有多处与之讨论《启蒙》一书的内容。淳熙十四年（1187），接受朱熹委托，刊刻“武夷精舍小学之书”（《答蔡季通书》一一七，《续集》卷二）。同年，《律吕新书》成书，朱熹为之序（《文集》卷七六，《律吕新书序》）。淳熙十六年（1189），协助朱熹修改《大学章句》。《续集》卷八《答毛朋寿》书云：“《大学》文字，季通者尚未为定本，旦夕当取来，更为改正，乃可传也。”
朱熹建阳竹林精舍建成后，蔡元定也每往来于精舍问学辨难。
《语类》卷二〇有王过录“先生尝曰‘仁者心之德’”条（P471），其中记载参与讨论的有蔡元定、辅广和王过；卷二五有叶贺孙录“仁父问‘禘自既灌而往者’”（P615），参与讨论的有叶贺孙、蔡元定和徐容；卷四五王过录“先生说‘如有所誉者’”条，其中记“季通在座”（P1163）。考叶贺孙、徐容、王过均为朱熹考亭竹林精舍的门人，《语录姓氏》记载叶贺孙、徐容为绍熙二年（1191）以后所闻，辅广、王过为绍熙五年（1194）所闻，由此可知数人均为蔡元定在考亭的学友。
庆元三年（1197），蔡元定被谪道州编管，朱熹率门人为其送行，“先生往净安寺候蔡，蔡自府乘舟就贬，过净安，先生出寺门接之。坐方丈，寒暄外，无嗟劳语。以连日所读《参同契》所疑扣蔡，蔡应答洒然。”（《语类》卷一〇七（P2670）。朱熹送其至寒泉精舍，“相与订正《参同契》，终夕不寐”（《周易参同契考异》按语，《朱子遗书》本）。
对蔡元定在朱门的地位，史称“四方来学者，熹必俾先从元定质正焉”（《宋史·蔡元定传》）。黄干则评价说：“晦翁先生之门，从游者多矣。公之来，先生必留数日，往往通夕对床不暇寝。从先生游者，归必过公之家，听其言论不忍去，去皆充然有所得也。”（《宋元学案》卷六二）。
《朱文公文集》卷四四有《答蔡季通》书十四通，《续集》卷二、卷三，《别集》卷二共有一百多通，内容广泛涉及四书、易经、音律、印书、校书等各个方面。蔡元定逝世，为之作《祭蔡季通文》、《又祭蔡季通文》（《文集》卷八七）。
何镐（1128—1175）
何镐，字叔京，人称台溪先生，邵武人。以父何兑致仕恩补官，历任汀州上杭丞、善化县令。“幼承庭训，从朱子游，朱子敬友之，尝造其家，书问无虚日”（咸丰《邵武县志》卷十四）。《文集》卷四十有《答何叔京》书三十二通，《别集》卷四一通。淳熙二年（1175），曾随同朱熹参加朱、陆、吕江西鹅湖之会。今武夷六曲响声岩题刻有其名。
何镐与朱熹相识，今可考的最早时间是乾道二年（1166）。《朱文公文集》卷七二有何镐于这年孟冬为朱熹所写的《吕氏大学解·跋》，文末署“乾道丙戌孟冬晦日，台溪何镐谨跋”。
乾道、淳熙间，何镐曾多次造访寒泉精舍，与朱熹相论学。《文集》卷八七《祭何叔京知县文》云：“兄未病时，过我精舍。讲道论心，穷日继夜。”从现有资料看，乾道六年（1170）寒泉精舍建成之时，何镐即到寒泉，《别集》卷六《林择之》书十五云：“近何叔京过此，少留未去。伯间（谏）、季通亦来集，讲论甚众。”伯间即李伯谏，乾道六年（1170）从学朱子于寒泉。同年，又有杨方来问学，故《朱子语类》卷三五有杨方录“叔京来问‘所贵乎道者三’”一条（P916），卷一〇一又有“何丞辨五峰‘理性’”一条（P2593）。
《文集》卷四四《答方伯谟》书七云：“月初至寒泉，叔京约来相聚旬日，不知能约诸同志者同为此会否？”据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第123页中的考证，此书写于淳熙元年（1174）。
《文集》卷三三《答吕伯恭》书三九云：“叔京自冬初与邵武朋友三两人来寒泉，相处旬日，既归即病，十一月末间，手书来告诀，得之惊骇。”此为淳熙二年（1175）何镐逝世之前还曾与朱熹相晤。后朱熹在为何镐所写《何叔京墓碣铭》中还述及此事云：“今年冬，过予于寒泉精舍，留止浃旬，归而属疾。既病，则手书来告诀，语不及私，独以不获终养卒学为深念。”（《文集》卷九一）对其为人和评价，朱熹在《何叔京墓碣铭》中有如下诸语：“君为人清夷怡旷，廉直惠和，谈经论事简易条畅。所著书有《易》、《论语说》、《史论》、《诗文》数十卷”（《文集》卷九一）。
林用中
林用中，字择之，一字敬仲，号东屏，又号草堂，福州府古田县人。早年师事名儒林光朝，“既而曰：吾当求所谓明德新民止至善者，以毕吾志，遂弃举业，从朱子游。”（《道南源委》卷三）乾道二年（1166）三月，始从学朱熹于崇安五夫屏山之下（《文集》卷七五，《林用中字序》）。《文集》卷四十《答何叔京》书八云：“今年却得一林同人在此，名用中，字择之，相与讨论。其人操履甚谨，思索愈精，大有所益。”书九又云：“今年有古田林君择之者在此，相与讲学，大有所益。”
乾道三年（1167）八至十月，与范念德一起陪同朱熹前往长沙，访张栻于岳麓书院，数人相互唱和，有《南岳倡酬集》、《东归乱稿》，《朱文公文集》卷一至卷十有与林择之唱和诗四十多首。《文集》中先后出现林用中（择之、草堂、林子、林同人）字号，达140多次。《与林择之》书共55通，分载于《文集》卷二七、卷四三，《别集》卷二和卷六。
朱熹寒泉精舍建成后，林择之也曾在此续学。《文集》卷四四《答方伯谟》书五云：“择之来此已两月，秋间方归。日间时有讲论，然苦人事断续，不得专一。”《文集》卷三三《答吕伯恭》书十八亦云：“择之来此相聚甚乐，有书纳上。”下文又有“元履春间不幸不起疾，甚可伤。近方为卜得地，旦夕往与谋葬也”诸语，知此时为乾道九年（1173）（据《文集》卷九一、《国录魏公墓志铭》载魏元履卒于本年）。
林择之也曾问学于武夷精舍，据淳熙十六年（1189）从学于武夷精舍的杨道夫曾记有语录云：“择之劳先生人事之繁，答曰：大凡事，只得耐烦做将去。才起厌心，便不得”一条（《朱子语类》卷一〇七P2673），当为是年两人同学时所录。
从《朱子语类》考察，林择之至少有两次问学于建阳考亭沧洲精舍。首次约在绍熙四年（1193）或稍后。《语类》中共有三处为黄义刚录其言行，一为卷一〇九有“林择之曰：‘今士人所聚多处’”一条（P2692）；卷一二二有“先生方读《文鉴》，而学者至。……林择之云……”一条（P2954）；卷一三八有“林择之曰‘上四州人轻扬……’”一条（P3292）。考《语录姓氏》，黄义刚录为癸丑（绍熙四年即1193）以后所闻，由此可知此时林择之也曾在建阳考亭问学。
第二次在庆元五年（1199），《语类》中也有三处为黄义刚、陈淳共录其言行。一为卷六六有：“或问《易解》，伊川之外谁说可取？”（P1623）本条中先后发言的有陈淳和林择之；二为卷九十“问‘墓祭有仪否？’……林择之云‘唐有墓祭，《通典》载得在’”一条（P2321）；三为卷一四〇“因林择之论赵昌父诗”一条（P3334）。考陈淳从学于考亭，在庆元五年（1199），以上数条必为此时同学时所录。
林允中
林允中，字扩之，用中之弟。乾道三年（1167）从学朱熹于崇安五夫（《林允中字序》，《朱文公文集》卷七五）。朱熹对其有“得扩之朝夕议论，相助为多”的评价（《文集》卷四三，《答林择之》书二）。
乾道六年（1170），寒泉精舍建成，又三次至此问学。一在乾道六年冬。《别集》卷六《林择之》书三云：“扩之来此相聚，极有益，其专志苦学，非流辈所及。但于展拓处终未甚满人意耳。”书中有“某忧苦如昨，至节复不远”，指的是朱熹在丧母之后忧苦的心情，末又有“元履适过此云，得其子九月末书”，则“扩之来此相聚”应在本年九月之后。
二在乾道八年（1172）。《别集》卷六《林择之》书九云：“游诚之来访，其人开爽，有用之才也……渠到此之日，扩之亦来，得数日游谈，少快幽郁之怀。”此书写于乾道八年林择之辞归尤溪县学教授一职之后，书中有“尤川学者不无恨于遽去耳”诸语，可证。
第三次在淳熙二年（1175）。《文集》卷三三《答吕伯恭》书三九云：“机仲、扩之来，皆未相见。扩之过此日，熹往邵武未归，但留书云老兄有所见教一二事，甚恨未得闻也。”此次未见的原因是何叔京病危，朱熹赴邵武省视，书中有“叔京自冬初与邵武朋友三两人来寒泉，相处旬日，既归即病，十一月末间，手书来告诀”诸语，可证。
疑林扩之也曾问学于武夷精舍，具体时间缺考。《语类》卷二十有黄干录“问‘学而’一章”，其中有林扩之问：“多把‘习’字作‘行’字说，如何？”的记载（P457），考黄干始事朱熹于淳熙三年（1176）春，从学时间甚长，前后跨越武夷精舍和考亭沧洲精舍两个时段，此条语录具体为何年所录已难以详考。
刘清之
刘清之，字子澄，学者称静春先生，吉州庐陵人。绍兴二十七年（1157）进士，历官宜黄知县、鄂州通判、衡州知府等职。著有《曾子内外杂篇》、《训蒙新书》、《训蒙外书》、《墨庄总录》、《祭仪》等书。《宋史》卷四三七本传云：“清之既举进士，欲应博学宏词科。及见朱熹，尽取所习焚之，慨然志于义理之学。吕伯恭、张栻皆神交心契，汪应辰、李焘亦敬慕之。”
朱熹初识刘子澄，当在绍兴末或隆兴初年（约1162—1163）刘子澄官建德主簿之时。《文集》卷三五有《答刘子澄》书十六通，书一称子澄为“主簿学士足下”，文中语气颇谦恭。《文集》中于两人关系有明确年号可考的，是《刘氏墨庄记》一文，开篇即言“乾道四年（1168）秋，熹之友刘清之子澄罢官吴越，相过于潭溪之上，留语数日相乐也。”文末又有“子澄与熹游，尤笃志于义理之学”诸语，由此可知，最晚在这年，刘氏已于崇安五夫成为朱子门人。
陈荣捷先生《朱子门人》认为刘清之应视为朱子讲友而非门人。但乾道九年（1173），刘清之又一次问学朱熹，一是因为《刘氏墨庄记》实乃这年二月朱熹应其所请而补记；二是《文集》卷三三《答吕伯恭》书十九有：“子澄过此两三日，诸况具能言之。”卷四四《答方伯谟》书五则有：“子澄亦到此三四日而行”的记载。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据此两书分别有“薛士龙物故”和“扶送叔母之丧还政和”的记载，考定两书均写于本年（分别见该书第103、109页），从学地点当在建阳寒泉精舍。
淳熙二年（1175）五月的鹅湖之会，刘清之也曾参加。淳熙六年（1179）朱熹知南康军，刘清之相从。《文集》卷二六《与曹晋叔》、卷三四《答吕伯恭》书二五、卷五二《答吴伯丰》书一均提到。其中《答吴伯丰》书中有提到张栻逝世的消息，则书写于淳熙七年二月，称“子澄去秋相见甚款，近复招之”，则刘清之与朱熹在南康相聚是在淳熙六年秋季。
淳熙八年（1181）春，朱熹将离南康任职之际，刘清之又与朱熹“相聚月余，意思尽好，直至湖口渡头方分手也”（《答吕伯恭》书四三，《文集》卷三四）。在途归经江州濂溪书堂之时，刘清之请朱熹“为诸生说《太极图》义”（朱熹《山北纪行十二章》之七自注，《文集》卷七）。随行的门人还有王阮、周颐、林用中、余隅、黄干等。
詹体仁（1143—1206）
詹体仁，字元善，建宁府崇安人。曾随舅姓张，后复为詹氏。隆兴元年（1163）进士，曾任饶州浮梁尉，经梁克家荐于朝，累官太常侍丞、历浙西常平提举、湖广总领、司农少卿、福州知府等职。《宋史》卷三九三本传云：“颖迈特异，博极群书。少从朱熹学，以存诚慎独为主。”朱熹称之为“好学有志佳士也”（《与建宁傅守札子》，《文集》卷二五）。
詹体仁从学朱熹的时间，史无明载。今武夷山六曲响声岩有“何叔京、朱仲晦、连嵩卿、蔡季通、徐宋臣、吕伯恭、潘叔昌、范伯崇、张元善，淳熙乙未（1175）五月廿一日”的摩崖石刻。其中张元善即詹体仁，故此石刻的时间大致可视为詹氏从学于朱熹的较早年代。束景南先生认为：“这一行近千年未被磨蚀的刻石题字，清楚道出了鹅湖之会的时间和朱吕一方的与会人。”（《朱子大传》第336页）则詹体仁是朱、陆、吕鹅湖之会的参与者。
但淳熙乙未并非詹体仁从学朱熹的最早年份，《文集》卷二八有《与张元善书》一通，卷四六有《答詹元善书》三通。其中卷四六书一有“元履一出未能有为，然士大夫始复知天下之有正论”，指的是乾道五年（1169）魏元履因上京弹劾曾觌被罢归为台州教授之事，（参《闽录魏公墓志铭》，《文集》卷九一）。由此可知，詹体仁在乾道五年已问学于朱熹，后寒泉精舍建成，詹体仁亦曾从学。淳熙乙未从朱熹赴鹅湖之会即从寒泉精舍出发。
《文集》续卷八《答李伯谏》云：“《通鉴》文字近方得暇修得数卷，南北朝者伯起不承当，已托元善矣，度渠必能成之。”由此可知，成书于乾道八年（1172）的《资治通鉴纲目》一书，其中有部分即出自詹氏之手。
《朱子语类》卷一〇七所记载为朱熹的部分言行，其中“丙辰后”一节所记为庆元二年（1196）以后的事情。“季通被罪，台评及先生”条云，“闻蔡留邑中，皆詹元善调护之”（P2669）。净安寺送别蔡元定，詹元善亦在场。有“方坐饮桥上，詹元善即退去”的记载（P2670），由此可知，詹元善于庆元年间，亦问学于建阳考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