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市图书馆

在我们伟大的党成立六十周年的时候，我深情地怀念我们党的好干部陆云龙同志。
  陆云龙同志，原名陆靖安，甘肃榆中县金家崖人，生于一九一五年二月，抗战开始前是兰州中学的学生，由于家庭困难，高中没毕业，于一九三六年他二十岁时，就考入甘宁电政管理局， 学习一年后，当机务员，抗战开始时，在兰州南关高碑寺无线发报台工作，负责维护管理发射机。
  云龙同志幼年时期，家境贫寒。他从小热爱学习，在学校里是优秀学生。上中学时，经常购阅各种进步书刊，如《中学生》、《读书月报》、《生活星期刊》（生活书店出版）等。中学期间，深蒙同乡中的革命者如郑重远、陈成义、陆长林等人，经常向他传播革命思想，有目的地介绍各种进步书刊给他阅读，因此，云龙同志眼界逐渐开朗，思想逐渐提高，常常和同学、同乡谈论形势和国家大事。“九一八”前后，独夫民贼蒋介石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投降卖国，扼杀革命，国土沦丧，民不聊生。 云龙同志看到这些，思想上激起对反动统治无限愤恨，同时对共产党的革命事业十分憧憬，终于导致他由一个爱国青年逐渐转变成为共产主义者。
  抗日战争开始后，国家命运，危亡旦夕，云龙同志决心投身革命，但当时在愚昧封建专制气氛笼罩下的兰州，一个年纪很轻身负家庭经济重担的社会青年，该怎样走自己的路？这个问题， 经常在云龙同志脑子里徘徊。芦沟桥的炮火开始了伟大的抗日战争，兰州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云龙同志听到这个消息，就想通过办事处能够踏上通往革命的道路。有一天，他到办事处去，本来不认识人，没想到意外地碰上郑重远同志也在那里，这样就十分满意地解决了他思想上长期压抑着的各种问题。他得到了启发，明确了应该怎么走一个正确的奋斗方向，当下心情十分高兴。从此以后，经过党组织进一步培养教育，经过郑重远同志的介绍，不久云龙同志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大约是在一九三七年的冬天。
  云龙同志入党后，他积极为革命工作，参加公开和秘密的群众活动，介绍发展共产党员，认真阅读革命著作，在党内很快就锻炼成一个出色的组织工作者。一九三八年夏天，党决定他参加兰州市委工作，陈成义同志调去延安后，云龙同志就担任了兰州市委书记，一直到一九四〇年夏天他才离开兰州。一九三八年和他一起参加市委工作的有赵子明（组织部长）和我（宣传部长），一九三九年又改为鲜维峻（组织部长）和我。这期间，我和云龙同志直接工作联系约两年之久。地下时期，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下，度日如年，虽然短短两年的相处，在当时说起来，时间可真不短。地下时期，在敌人枪弹监视下结成的同命运共呼吸的革命情谊，是使人终生难以忘怀的！云龙同志是学生出身，但他的生活，他的思想，他的作风， 完全充满着工人阶级纯朴、豪爽、坚毅的气魄。他虽然投身伪电政管理局当了一名无线机务员，实际上就是一个管理发射机的熟练技术工人，成天到晚和机器油腻打交道，和工人们一起共同生活，在他身上丝毫没有沾染旧社会市民小职员的习气。（当时电政管理局还有一个党员支部，如邹椁、李兆麟、李德麟等几个同志，在作风上和云龙同志相比，就不尽一样）当时发报台工人中，赵克明同志早被云龙同志介绍入党，另一个较年轻的（名字忘了）也受云龙同志很大影响，后来也参加了革命。现在甘肃邮电局的窦有桂、魏学孔同志也是当时受到云龙同志影响，后来在地下时期入党的。云龙同志在工作中，和这些工人们亲如兄弟， 为他们办识字班夜校，帮助他们提高文化，提高政治思想，解决生活困难。正因如此，他深深受到工人们的爱戴，思想上十分融洽，在对环境的应付上，得到更多的方便和掩护。我当时也因工作需要，投考甘宁电政管理局，当了一名“非科班”的业务员， 在工务科材料股登记材料帐。因市委工作关系，常到南关发报台去和云龙同志联系，后来和一些工人也熟悉起来。一九四〇年初，据传管理局内对云龙同志有些怀疑，风言风语，但在工人们的掩护下，未能形成大的是非。
  云龙同志在长期工作中，积极肯干，对党忠诚，为人正直， 待人厚道，关心他人，团结群众，一贯对人和蔼诚挚，经常满腔热情地从政治上关心群众，积极主动地从经济上帮助他人解决实际困难。如陆泰安同志一时找不到职业，生活困难，云龙同志经常主动给以接济，送钱送东西，为他解决实际困难。还有一个同志，也是生活无出路，云龙留他在一起住了半年，为他负担生活开支。后来泰安和这个同志也都在云龙同志影响教育下参加革命，做了很多工作。
  在市委工作中，我们的分工是一些工人支部都由云龙同志接头领导。如当时伪西北公路局汽车厂党支部，较长时期由云龙同志直接领导。当时支部书记是甄廷兰同志，他们在汽车厂领导工人进行斗争，引起该局特别党部一些特务的注意，进行调查，企图镇压。云龙同志一方面机智灵活地进行斗争，掌握“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有意识地限制在经济斗争的范围内，避开敌人的借口，不给敌人以可乘之机，取得了公开的胜利；另方面又及时果断地根据情况变化调甄廷兰同志离兰入川，“远走他乡”， 使敌人无头可找，避免了一场可能遭到的损失。兰州市印刷工人支部，也由云龙同志领导过一个时期。当时这个支部的党员，除个别以外，都是十几岁的年轻排字工人。如梁朝荣同志，因家庭很穷，十四岁时就当了排字工人，兰州解放前他就已经在旧社会当了十三、四年的排字工。由于印刷支部党员年轻，需要教育培养， 云龙同志就组织他们进行学习，耐心给他们讲解形势。云龙同志这种孜孜不倦的帮助教育同志的精神，凡熟悉他的人到现在提起来都有极其深刻的印象。
  一九四〇年夏天，甘肃工委遭到破坏，罗云鹏等同志被捕。 这时，鲜维峻同志已经调回延安，在兰州市委负责工作的只有云龙同志和我俩人。当时工委负责领导市委工作的是王实先同志， 工委遭到破坏后，开始我还没有见到王实先，这消息是在云龙同志知道后由他先告诉我的。云龙同志当时工作、住宿都在南关高碑寺发报台，因防备敌人夜袭，需要另找住处。当时我住在安定门外下沟东口我的叔伯爷爷罗焜家里，这时他还健在，开了一个磨面的家庭小磨坊，我就住在磨坊院子里，环境安静，敌人并未注意。云龙同志在高碑寺住不安全，决定晚上到我处同住。大约几天之后，云龙同志告诉我说他和郑重远同志研究，恐怕他的行迹暴露，原来电管局内有过风声，一定要防备避免在这一紧张期间出问题，当时决定云龙同志立即离开兰州，到延安去。并决定在云龙同志走后，兰州市党组织全部交我负责。王实先同志也要离开，要我直接和重远同志接头。我回忆云龙同志和我分手的当天夜里，我们俩人抵足而眠，轻声叙谈半夜。他极其感慨地谈到在那种情况下离开兰州，内心十分难过，他的理想是有朝一日亲眼看到兰州成为红色天下，不料一朝出走，只身逃亡，内心实在不舍，不知何日才能回到家乡故土。我们也谈了很多关于今后工作的设想，他又担心我的工作安全问题，但是几乎彻夜之谈，我们互相都丝毫没有谈到家庭私人的事（据知他走时一直没有向他家里透露过）。当时还是六月天气，早晨四时左右，天还麻麻亮， 他就走了。谁知他的这次出走，再未能回到兰州。
  一九四〇年夏天，云龙同志离开兰州，没有想到仅一年半后，我也随之离开兰州，到了延安。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我们在延安南门外西北局民运部的窑洞里又见面了。这时，云龙同志在西北局民运部陕甘组工作。当时，我和吴治国同志同到西北局后，郑重远同志和云龙同志都在那里，我们一块参加了对抗日战争开始后甘肃地下党工作的总结，在一起又共同工作、生活半年多。四〇年四一年，正值日寇和蒋匪帮联合在大后方掀起反共高潮，在敌后各根据地大肆蚕食“扫荡”，根据地物资极端困难， 生活十分艰苦。云龙同志原在兰州时身体比较健壮，到延安后因牙齿不好，加之患慢性消化不良症，身体虚弱，西北局还给他每月一些生活补助,但他对于疾病向来一声不吭，也不谈任何个人困难，绝不向党伸手。他劳动积极，生活艰苦，工作往往日以继夜， 又努力学习不辍，充分表现了共产党人优秀的高尚品质。
  一九四三年延安抢救运动中，康生一伙恶毒歪曲捏造甘肃地下党是“红旗党”，把由国民党区来的所有在陕甘宁边区内的甘肃干部，不分党内党外，男女老幼一律送进禁闭室，大搞逼供信、车轮战、疲劳战等一类法西斯残酷刑罚，逼迫每个革命者供认自己是“特务”。云龙同志在这种形势下和其他同志一样被关进边区保安处，受着残酷刑讯的折磨。他是一个对党忠心耿耿的顽强不屈的革命者，怎能在这种景况下俯首呢？终于被折磨致死。当时云龙同志才仅仅二十八岁，这是甘肃党的一个多么大的损失！云龙同志家庭人口比较单薄，他们弟兄二人，云龙居长，他的弟弟就是陆宪安同志。他的父母在十年浩劫中，因受到云龙同志是什么“叛徒” “特务”诬陷的株连，被迫害忧郁致死。他的爱人郭秀莲，年老多病，退休在家。他仅有一个儿子，名叫陆昆，原来在省广播电台任编辑，十年动乱中被抄了家，下放当工人，一九七八年落实政策才又回到电台恢复工作。
  今年是党的六十周年生日，在这一伟大光荣的纪念日子里， 缅怀我们的革命先烈，纪念我们党的好干部陆云龙同志，学习他忠诚老实，坚持真理，艰苦奋斗，谦虚好学的革命精神，以他为榜样，为实现四化，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的胜利而奋斗。
  —九八一年六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