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市图书馆

当时，兰州派报社除了在兰州发行《新华日报》等书刊外， 还通过推销员，向甘肃其他地区发行。我最初就是担任报社的推销员而和兰州派报社发生联系的。
  七七事变以后，郑重远同志作为甘肃工委负责人之一由边区来到兰州，他捎口信叫我同他会面。我们在广武门外张家花园住了一夜，他动员我参加党所领导的抗日救亡活动。他是我的族兄、同学，从小在一起，是了解我的。我家七口人，仅三亩多地，自己耕种，勉强维持生活。小时候我上了两年私塾，以后由于生活所迫，再也上不起学了，便辍学在家一直务农。早在一九二六年前后，我就读过村上在北京上学的革命青年寄给其家人的进步书刊。九一八以后，重远同志把金焯三同志写的关于日本侵占东北，蒋介石不抵抗的文章介绍给我看。一九三七年春，我因家庭生活困难，去岷县谋生，途中看到了不少红军长征北上抗日的宣传品。同行的老乡还告诉我，红军过雪山草地后身体很瘦弱，但住在他们家中不拿一针一线。我从心底里热爱共产党,热爱毛主席。 五月我返回家乡，那时有个化名郑北辰的河西失败后流落到我家乡的红军干部，住在陆立刚同志家里，我看到过他画的山水画， 深深被红军战士的精神所感染，我坚信在他们的身上寄托着中国的未来。重远同志同我畅谈了整整一个晚上，对我启发教育很大。我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党把我当作革命的依靠力量，我要跟党走，绝不辜负党的期望。我当即表示，党叫干啥就干啥。重远同志交给我一些《救亡》等期刊，安排我到农民中去活动。从此，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一段时间之后，重远同志领我到黄家园赵子明同志处，子明同志又领我到兰州派报社，这样我就当了推销员，参加了兰州派报社的工作。
  起初，我在兰州附近活动，如金家崖、翠英寺、郭店子、夏官营、甘草店、什川堡等地学校销售书报和抗战歌曲，并进行抗日宣传。当时，金家崖学校教务主任是个受过训的特务，阻挠我卖书报，工作遇到了不少困难。重远同志便把岳延令同志等叫到我家进行布置。根据重远同志指示，我弟弟郑得塘、郑得童和岳延令同志（三人都是学生党员），在学生中秘密活动，协助我推销了不少书报。一九三八年初，在地下党组织的协助下，薛迪畅同志在兰州开设了生活书店分店，我也兼着分店的推销员。
  以后，党组织指示我去远处推销。行前，重远同志对我作了详细指示，并叫我去岷县后找金焯三、陆泰安同志协助。陈成义同志写了介绍信给他在陇西的同学，为我提供方便。我从兰州出发到内官营、定西、陇西、漳县、岷县一带，在各地中学及部分小学和商店重点推销书报，并办理订报手续。除随身带一部分书报外，我每到一处，住好店后，立即给兰州写信，由兰州派报社和生活书店邮寄给我出售。过了一段时间，我循原路线继续推销书刊，返回了兰州。沿路，我得到地下党同志的大力协助和进步师生的同情支持。陇西师范校长赵振业，是个顽固的国民党分子，受过特务训练，保存有蒋介石题名增送的像片和刻有“杀身成仁”的佩剑。他指使一些人来抢我的书，我愤怒地质问他,他还蛮不讲理，在广大师生支持下我奋力反抗，才保存了一部分书报。一些进步学生总是悄悄地问我住在什么地方，一到傍晚便跑到我住宿的客店来买。
  回到兰州后，重远同志又派我去榆中办书店。当时，日本飞机轰炸兰州，兰州师范、农校等纷纷迁往榆中。榆中文化发达， 也是我党需要开展工作的重要地区。重远同志和我商定把书店取名为“新隆书报社”，他还去榆中给有关同志进行了安排。我到榆中后，把书报寄放在蒋家店，通过箩儿匠岳子明等同志的活动, 在县城中山街找到了关帝庙朝街的铺面。以后从金家崖借了张桌子，扯了些白布作围子、门帘，刻了枚图章，新隆书报社就开张了。
  我从兰州派报社和生活书店运到榆中的书很多，摆出来的也多，一些当时不能公开销售的就寄放在蒋家店，由蒋玉堂同志保管。榆中人对这个新开张的书店感到很新奇，都跑来观看，销售得很快。一些旧书铺子的人光看书不走，等到没有人时，就悄声问：“有新书没有？ ”我根据重远同志的指示，把新华社稿件、毛主席著作和延安出的学习材料拿出来卖给他们，这些人一般都是我们的同志或党的同情者。我也给读者办理《新华日报》订报手续。
  书报销得很红火，经常售缺了，魏志珍同志曾多次到兰州提取过。这样终于引起了国民党榆中县当局的注意，便暗中监视着我。当时，书店后面的庙院中驻了国民党新一军一个连，连长经常自己带上凳子到店里来坐。一天，他对我说：“你卖的是共产党的书，共产党是汉奸，劝你还是另外找事干，不要再卖这种书。”我说：“我已经把资本投到这书上，不卖不就赔本了吗？ 这种书兰州公开卖,我就是从兰州买来的。”他接着透露，县党部、县政府和驻军组成了联合机构要检查书店，威胁我赶快停业。第三天早上，突然有十多名伪警兵和一个伪保长来店，强迫我停业，国民党县长陈谕民、县党部书记长孙瑞书、教育局长窦云五则在店外远处指挥。我坚决拒绝停业。这样相持到中午，他们又强迫庙里住持道人退回押金，以我租用的店铺是公产、公家要用房产为名，七手八脚硬把店内的书报、桌凳等物扔到店外， 锁上店门，贴了封条，勒令我立即离开县城。我据理力争说：“我卖的书都是兰州买的，兰州能卖，榆中为什么不能卖？ ”质问得这帮伪警兵无言可对，只说是奉命撵人。我只好在蒋玉堂、王正夏、金发达同志各家弟兄帮助下，把书报等物搬运存放到玉堂同志家。反动派并不就此罢休，陈谕民又命令伪警兵把我武装押送到兰州，只是因为懒得走路，他们押到了金龙庙后三四里处才作罢。就这样，办得十分红火、深受群众欢迎的新隆书报社被反动派扼杀了。
  敌人把我赶出榆中后，又追查代我找书店铺面的岳子明同志。伪副团长、原县党部书记长丁俊才经常到岳子明同志的作坊，以闲聊为名监视他的行踪。随后岳得到消息，敌人要捜查他，便将所有书报封到夹壁墙里。不久，敌人果然对岳住处进行了大搜查，书报差一点被棍子捅出来。敌人把岳扣押了一天，因未弄到证据，只好取保释放。岳在榆中呆不下去，就顶替他哥当了应征壮丁，远去新疆，直到解放后才回家。榆中中街一家药店，有个叫张景林的店员，以前他在金崖就和我认识，我到榆中开书店后，同他闲聊过几次。那家药店店主是伪保长，书店查封后，店主又盘问他是如何认识我的，居然为此怀疑张是共产党，竟将他解雇了。
  蒋玉堂同志当时虽然年纪幼小，敌人魔爪也不放过。伪教育局长窦云五当过玉堂的教员，知道玉堂和我关系密切，赶我出榆中后，.一见到玉堂，他便大声训斥：“再不要缠那个人了！你知道他是什么人？晩上还和他住在一起，你要小心，不然就停你的学！”玉堂差一年小学毕业，结果还是被停了学，他只好考入兰州回民教育促进会办的知行中学。据玉堂事后回忆，书店查封后，伪县府一个姓蒋的警佐来玉堂所在学校讲话，威胁所有买了 “新华书店”（榆中人是这样称呼书店的，因书店出售《新华日报》）书刊的学生，立即将书刊烧毁，如有隐藏，查出后一律开除。当时学生们神情紧张，议论纷纷，这个说，沈钧儒的《七人之狱》、张闻天的《廿年的苏联》、邹韬奋的《抗战三日刊》究竟能不能看？那个说，看《论持久战》有什么错？还要不要抗战？总之，书店虽封，革命的种子撒在榆中，帮助进步青年观察思考着许多问题。
  我参加了革命工作，家中缺劳动力，弟弟们年纪又小，仅有的几亩地典当过几次，生活上困难不小，我也随时有被逮捕坐牢的危险。但是革命理想鼓舞了我，进步书刊启发了我，我要把革命书报带给千家万户，让它开花结果。在我担任推销员的这段时期，在严峻的考验中，于一九三八年八月由王泽喜同志介绍，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中共甘肃工委建立后第一个农民地下工作者。
  据我所知，梁提多、陈选民等同志在金家崖、临洮、石洞寺、条城、靖远、景泰、中卫等地也先后销售过进步书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