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市图书馆

(一)抗日战争以前，甘肃长期处在封建割据和国民党反动统治之下，十分落后。从自然环境和地理位置看，虽然兰州是全国中心， 然而实际仍被当局以“边陲”对待。交通闭塞，生产落后，经济上闭关自守，政治上顽固腐败，文化教育更是落后千丈。
  双一二事变爆发在西安，影响到全国，但在距离西安仅仅七百公里的兰州，却冷冷清清，似乎没有多大影响。国民党统治阶层内部，CC系虽占上风，但到处暮气沉沉，一潭死水。全国抗战开始，教育应当为抗战服务，而教育厅长田炯锦却说：甘肃不是战地，只是战时，教育要维持常规，教育青年读死书，死读书。红军长征过甘肃之后，一切为了 “防共反共”，不仅在军政界大肆叫嚣，即在教育界亦深受其毒。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期,兰州市的教员们还不少衣着长袍马褂,思想倾向进步的极少。据我所知， 当时在兰州教育界的个别教师如王洽民、吴鸿业等，对形势认识比较清醒，但人少力单，无所作为。中等以上学生一般年龄较大， 家庭景况较好，对新思想不敢接触。兰州虽有中华书局等几家书店，不卖进步书刊。一九三七年万良才等在黄家园办的同仁合作社，曾卖过一些生活书店出版的书报。抗战开始，我们党才在道升巷口办了 “兰州派报社”，专门经销进步书刊。一九三八年， 生活书店在辕门（现中央广场）开设分店。这些都对兰州文化教育界发生过很大的启蒙作用。一九三七年“七七”芦沟桥的炮火， 在兰州社会上虽有震动，但谁来组织青年的抗日救亡活动，是当时一个迫切的问题。这时，党中央在兰州成立了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后改为十八集团军驻兰州办事处），派谢觉哉同志代表党中央到兰州和国民党甘肃省主席贺耀组搞统一战线，同时领导党的工作，通过地下党组织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当时，在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中间活动比较多，特别是兰州的大中七校（甘院、一中、一师、工校、农校、乡师、女师）。 在甘肃工委负责青年工作的刘日修（即刘南生，他的社会职业是甘肃学院学生）领导下，成立了党的兰州市学生委员会，学委书记是蔺克义（黎印，在兰州师范当学生），樊大畏（一中学生） 和我（甘院学生）是学委委员，领导各校党的工作，发动和组织学生抗日救亡活动，推动建立甘肃青年抗战、团（简称青抗团）。
  抗战开始，在党的教育下，甘肃知识青年思想觉悟提高进步很快，积极组织各种群众团体，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在兰州组织了省外学生抗战团等很多组织。在这篇短文里，我只着重介绍一些青抗团的建立和活动。由于我参加青抗团工作较晚，后来中途又离开了，所以这个材料不可能全面。为了保留历史真实， 仅据我所知，提供以下一些情况，尚希参加过青抗团的同志予以补充、更正。
  （二）抗日战争开始，举国沸腾，兰州各阶层爱国人士、青年学生也受到很大震动。一些要求进步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听到我党办事处在兰州建立，不少人都经常到那里去向谢老请教抗战前途。万良才当时办同仁合作社，也常到办事处请教谢老。同仁合作社有一定进步性，由于其建立初期，受到CC分子孙友农的支持，从而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同仁社的进步性质。但是，在革命形势和党的组织工作推动下，在同仁合作社工作人员中，如岳维峻、王彦明（王斌）、王彦弓、刘存诚等，都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虽然后来王彦升在三書团的诱迫下，把同仁合作社送给了三青团，改成为“青年合作社”，但仍不能否定抗战开始时它起过的一些进步作用，这是后话。当时，一方面谢老启发鼓动万良才等组织和发动青年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同时，又由刘日修同志和罗伟、周廷贤、魏晋贤、万良才进行联系，商量组织一个以青年学生为主的抗日救亡团体。甘肃青年抗战团就这样被提出并组织建立起来。应该说，青抗团实际上是在党的影响和指导下建立起来的。
  抗战开始后，不愿当亡国奴的青年知识分子在民族危机的激励下，要求组织起来进行抗日救亡活动，这是无可非议的，不可阻挡的。我们党是坚决主张抗战到底的，当然要坚决支持青年救亡热情，积极组织、发动青年抗战活动。国民党反动派面对这种形势，他们开始是无可奈何，后来又采取了表面支持、实际内控的两面手法来压制群众运动。青年抗战团建立伊始，国民党甘肃省党部的书记长赵清正（老CC分子），表面上表示支持，同意把青抗团团部设在国民党省党部的后面楼上，并在经济上给点象征性的帮助，每月给八十元的活动费（一说给罗伟等还有“个人津贴”），实际上企图通过这一套手法把青抗团拉在他的怀抱， 使之成为一个在国民党省党部控制下的官办机关。
  青抗团开始建立时，主要是由罗伟、万良才、周廷贤、魏晋贤等几个人负责的。最初，我们党还没有来得及派人去参加，主要是由罗伟等主持活动。开始参加的人据知不过一、二十名，总团部在国民党省党部二门上挂了一块招牌。总团内部没有具体建立组织机构，下面也没有建立分团。与青抗团先后建立的有甘肃省留外学生抗战团和甘肃省妇女慰劳会，由这三个团体联合组成联合剧团。由于青抗团开始建立时在国民党控制下，没有开展什么活动， 实际是一个空架子。当时刘日修同志召集学委研究，要我和樊大畏、蔺克义都参加进去，争取领导，积极发动青年，广泛开展救亡运动。我记得大约是一九三七年十一月间，我去国民党省党部后楼上青抗团总团，当时罗伟和一两个人正围着炉子在烤火、扯乱谈，偌大的屋内除炉子发出一点热气外，冷冷清清，根本使你无法相信这是轰轰烈烈抗战开始后成立的青年抗战组织。罗伟一见我面，因为是同学，表示热情，说：“欢迎，快来烤火。”以上就是青抗团建立伊始的面貌，我把它称做是青抗团建团的第一个阶段。
  （三）我参加青抗团后,蔺克义（化名刘德纯）、樊大畏才陆续参加进去。学委又由各校发动一些党员和学生中的积极分子去参加，这时青抗团的总团部才有了些生气，逐渐活跃了起来。我们根据党指示的方针，陆续开展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1）组织力量，开展活动。我们进去的时候在十一月以后， 学期即将终了，快开始放寒假了。经过我们动员，兰州市内各校学生都纷纷前来参加，一时热火朝天，团员迅速扩大，工作比较全面展开，斗争也日趋尖锐。这时，甘肃工委决定同时在省内各县开展青年抗战团工作。不仅在兰州总团我们组织了力量，外县党组织也利用寒假学生回乡机会组织了力量，发动群众组织建立青年抗战分团，开展抗日救亡活动。这时，在榆中、金崖、靖远、临洮、武威、皋兰、徽县等县镇纷纷建立分团组织；同时在兰州各校如甘院、兰师、兰中、农校、工校等，也都先后组织起青年抗战分团。上述这些分团的主要领导骨干多数是党员，基本上都掌握在我们手中。
  （2）民主选举总团领导。大概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间，各地、各学校都陆续建立起分团，因而建立和加强总团的领导，就显得十分迫切需要了。这时，迅速选举领导机构，已成为团员群众的一致要求。以罗伟为首的几个人，依靠国民党省党部的CC势力， 绝不甘心放弃领导权，但是对于总团部内很快增加的大批学生和他们的积极行动，罗伟等人却又束手无策。由于这批刚参加的新力量一致要求改选领导机构,他们只得同意。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初, 青抗团进行了第一次民主选举。在我们开始参加进去的这一段时间里，不知为什么，万良才没有到团里来过。罗伟在当时学生中没有实际威信，一方面是他公开依靠赵清正,另方面他信口开河， 语无伦次，是个有名的“罗大炮”。但由于他名义上是个发起人， 为了照顾统战关系，我们仍然有意识地选他作团长，而实际工作的各部门都由我们党员担任：蔺克义被选为组织部长，樊大畏被选为宣传部长，我是总务部长（实际上做的是秘书长工作）；各部的主要工作人员也多由我们党员和积极分子担任，如陆太安为办公室主任，张恕在组织部工作，还有如张永禄、刘存诚、薛志超、李尚忠、周焕章等，也都经常在总团活动。
  （3） 广泛掀起抗日救亡活动高潮。改选后的青抗团总团，积极展开了广泛的活动。一方面派人到各县去联络.开展分团工作， 未建立分团的也多方联系建立分团；另方面在总团编辑出版了定期刊物《抗战通讯》和街头墙报，随时向广大群众发布前方战报， 介绍在各战场发生的可歌可泣的抗战故事。通过参加联合剧团的青抗团员，组织演出抗战话剧和街头剧，组织歌咏队、防空救护队、献金台、劝募队、读书会、讲演会等。经过三个多月的活动， 各地各校分团共建立了七十二个，团员发展到三千多人。这七十多个分团中，虽然也有一部分是徒有其名、挂空招牌的，但有一些分团，在外县的如榆中、金崖、靖远、临洮、武威、徽县等地， 在兰州的如甘院、兰中、兰师、工校、农校，都是由共产党员发动建立并直接领导的,在这些分团所在地都进行了各种积极活动，形成宣传组织群众的中心力量。这样就使得青抗团成为当时甘肃青年救亡活动中组织较强、较有力量的群众组织。青抗团吸收团员， 正如谢老指示的是“只要主张抗日的”，不分阶层，不论信仰，即使是国民党也不排斥，贯彻我们党全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青年抗战团在这一阶段正是这样一个学生青年的抗日统一战线组织，当时在全省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中有较大的影响。
  在青抗团发展的这一阶段中，党对青抗团活动十分关注。谢老不止一次地会见青抗团的负责人，对青抗团的工作作过详细指示，不只明确指出青抗团的性质是统一战线的群众组织，还全面具体地指出青抗团的组织原则和训练方案。（详见《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谢觉哉日记摘抄》）国民党省党部赵清正等一伙老爷们，原想利用罗伟等操纵青抗团，但在当时总的抗战形势下，群众抗日救亡的气焰势不可挡。当群众运动蓬勃开展起来后，并没有达到他们的黄粱美梦；恰恰相反，在这一时期，青抗团完全掌握在革命者的手里，掌握在坚持抗战的群众手中，成了真正发动群众的一个有力组织。
  以上，我把它称之为青抗团发展的第二个阶段。
  在这个阶段中，我们工作上最大的缺点是：第一、在组织成员上主要的对象只是知识青年，特别是学生青年，社会青年参加的比较少，没有向广大工农群众开门。第二、在活动内容上，只限于宣传抗日救国，而缺少进一步的要求民主或社会的政治内容。 第三、在斗争策略上比较“左”，如总团几个部负责人全部选的是党员，一学行动表现和口号也不适当，一定程度上暴露了自己， 使敌人加强却我们的注意。
  （四）青抗团发展的第二阶段是我们党在该团占领导地位的阶段， 也是青抗团发展的最兴盛的阶段，它成为在党领导下的甘肃青年学生抗日救亡的统一战线组织。成份虽然复杂，内部斗争极其剧烈，但进步力量是其主流。
  正因为青年抗战团这时在我党领导下获得了迅猛的发展，这就使得国民党吓破了胆,竭力设法限制与约束青抗团的活动。他们向各县特别是总团部，极力打进一些反动势力，进行造谣诬蔑， 和我们争夺领导权。他们在兰州总团部里派李献之（原名李瑞征， CC派学棍，后任国民党甘肃省党部执行委员，副书记长）、郭普、谷苞等，甚至还有一些面目不清的人混进青抗团，在各种工作中和我们制造对立；另方面大肆散布谣言，向党进攻。罗伟在总团部公开向大家喊叫：“你们不要跟樊大畏跑，他是共产党!” 在罗伟等纠集反动力量达到一定程度时，他们公开提出要重新改组总团部。我们在前一阶段，总团部的工作确有很大发展，但是我们参加进去活动的党员比较少，又缺乏严密组织，宣传方式又有些过左。樊大畏的言谈举止确有引起敌人怀疑之处，他身兼好多社会职务，不只在青抗团活动，在联合剧团也很活跃，我们党出版的机关刊物《西北青年》，又是樊大畏出名作“发行人” （笔名朝风），他是当时兰州市文化界很红的人，演剧、讲演、 画画等，社交非常广泛，这和他担任党内工作很不适合。这也是我们当时对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的关系没有很好处理的结果。正因如此，在CC的主谋下，罗伟就选择了樊作为打击进步势力的靶子。他们这种反宣传在群众中也确实起了一定作用。
  在罗伟、李瑞征一伙活动的基础上，他们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段，强制青抗团总团部进行改选。在改选的这次会上，有不少平时并未见过面的陌生人，被他们拉来充作临时票手，提名单，投选票，“协商”分工。正因为是一次“突击战”，我们事前没有准备，开会时我们来人很少，蔺克义这时也已经调回西安。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我们被击败了。改选结果，罗伟的团长不动， 我们原来负责的几个部的负责人都换成了CC或他们操纵的一些分子，万良才作了总务部长，李瑞征作了组训部（他们把我们原定的组织部改用国民党通用的“组训部”名称）部长，谷苞作了宣传部部长，樊大畏根本没被提名，我降为总务部副部长，实际上只保存了一个空名义，没有任何实权。经过他们这次精心布置的改选后的青抗团，在组织上总团部完全被一伙CC分子所掌握，他们夺取了对青抗团的领导权，在活动上又逐渐退回到建立初期的冷清状态。他们改选领导的目的,就是因为前一阶段活动轰轰烈烈， 他们实在害怕，改选领导正是他们实现控制的主要手段。这时， 总团的各种活动都陆续停止了，但各地分团在我们党领导下还有活动，不过他们鞭长莫及，无法控制，只能听之任之。青抗团这次改选，进入了它发展的第三阶段，即组织上被CC控制，行动上无所作为的消沉阶段。
  （五）大概在一九三八年三月以后，各学校都已经开学上课，学生的行动自由受到了新的专制束缚。这时，在甘肃的政局上起了一个变化，国民党上层人物有了更动，原任省主席的贺耀组调走了， 国民党在兰州成立了第八战区，派朱绍良以副长官代理长官，并兼任国民党省党部的主任委员，不久又兼任了甘肃省主席。国民党在甘肃的党、政、军全部掌握在朱绍良手中。复兴社势力随之在甘肃大大发展起来，代替了原来CC统治甘肃的局面。原CC分子教育厅长田炯锦为复兴头子葛武棨所代替，CC派的甘肃学院院长朱铭心换成了复兴社头子王自治，各中等学校也大都来了一个复兴接替CC的大换班。复兴社上台后，各学校毫无二致地更加强了法西斯统治，严格控制学生行动。兰州师范的校长王维墉干脆成天到晚把学校大门锁起来，不准学生出校，其他学校也都限制学生日常活动。这在客观上使青抗团失去了真正群众力量， 实际已经活动不起来了。他们还将各学校的教职员组织成“教职员训练团”（“西训团”前身），进行法西斯训练。对各抗日群众团体采取了陆续取缔的办法，并成立了全省性的抗敌后援会。借口登记整理各抗敌救亡群众团体，取消了省外留学生抗战团。妇女慰劳会在名义上改组合并，实际上被取消了。联合剧团被改组为血花剧团，由抗敌后援会直接领导。对于青抗团，则提出要合并到后援会里去。在这种形势下，青抗团进入其发展的最后结束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表现是CC与复兴之间的斗争并被复兴所击垮。存在了七、八个月的青抗团就达样结束了。
  在青抗团最后阶段，即CC与复兴两派激烈斗争的时刻，我们党采取了什么方针？总的说，我们党认为青抗团在其存在的几个月中间，特别是在建立后的三、四个月中间，确实起过它的积极作用，但在形势变化的情况下，我们的斗争也要随之而改变。青抗团在一九三七年寒假前后活跃了一个阶段，主要是由于参加的学生比较多。一九三八年初，各校开了学，复兴分子加强对学生的管制，学生出不了校门，经常到青抗团来比较困难，总团内参加的学生群众少了，不易再积聚力量来组织进攻。这时学生运动的中心任务首先是要争取自由，需要在学校里进行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一九三八年初，我们党学委、青委领导青年运动的方向，已由社会上转入到学校里面，集中力量开展校内斗争，抓学生自治会。刘日修同志在甘肃学院领导学运，准备成立兰州市学生联合会，做了不少工作。这时我们已经很少到青抗团去了。这是因为在青抗团里的CC势力当权时，对学生群众是排挤的，而当复兴向CC进攻、两者之间展开斗争时，CC不可能也没有想依靠群众，他们之间的斗争实际上是狗咬狗的互相吞并，哪一方胜利和群众都不相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学委当时决定对他们之间的斗争我们根本不参与。
  一九三八年五月左右，抗敌后援会宣布取消青抗团，人员合并到后援会去。虽然青抗团一度发表过声明反对，但作用不大。万良才进了抗敌后援会作宣传科长，并编辑《抗敌报》。这时，其他的群众组织也都相继取消了。所有复兴社和CC力量都归并到后援会去，形成复兴社的一统天下。抗战爆发后，兰州市将近八九个月的群众抗战救亡活动就此烟消云散了。我把这一段算做是青年抗战团的结束阶段。
  青抗团从开始建立到结束大约八个多月时间，存在时间虽然不长，却在甘肃青年运动史上写下了一页光辉的篇章。青抗团在各地的建立也给党的组织培养了一批干部。据我现在尚能回忆起参加过甘肃青年抗战团又先后加入我党的同志，现在甘肃的有王君朗、贺进民、魏立人、刘存诚、张永禄、周焕章、薛志超等， 在其他地方的有李尚忠、王克明、李琛、李炎等。还有不少已经去世了，其中突出的如陆太安，在青抗团里他是工作最踏实的一个，成天一声不响地埋头积极工作，油印刊物和公文材料时，自写自印，自行分发，做了很多工作。
  现在回忆撰写这一段史料.最后有必要指出：我们当时参加领导工作的同志，应该很好地检查一下，以便吸取教训。这一段是做了一些工作，但是也存在不少错误和缺点。在青抗团的全部工作中，我们有些先“左”后右。开始在建立组织和人员配备上， 作法比较“左”，选举三个部长和办公室主任都是我们党员，清一色；出墙报、编刊物，有时把我们《新华日报》的消息全盘转抄上去；发言、讲演也充满“左”的词句，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自己，使敌人注意起来，从而对我们加强了戒备。后来工作上又有些右，表现在群众工作没有深入，发展团员只在学生青年中兜圈子没有贯彻谢老指示的吸收工农青年参加，因而群众基础差。虽然在全省范围内号称有三千团员，实际没有很好组织， 很好教育，大部是在青抗团号召时报了名，青抗团垮了台就烟消云散，未能成为严密的有组织的战斗团体。在敌我斗争中不够机警，遭到突袭时不善于组织力量反击，以坚持斗争，后来只有自动退却。在CC、复兴斗争时期，没有能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各个击破，结果使青抗团被复兴分子轻而易举地并入到抗敌后援会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