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市图书馆

薛天鹏，浙江绍兴人，一九三二年在上海世界书局印刷厂学工，一九三三年考进上海生活书店，一九二七年去延安陕北公学学习，因病到西安治疗，经西安生活书店经理坚留，于一九三八年五月和阎振业同志赴天水设立支店，后又去甘谷设立分销处。
  一九三九年六月上旬，突然接到自天水寄来的一封信，自我介绍是邮局职工夏茂，告知天鹏在甘谷被捕,天水书店被查封的消息。月余以后，原兰州同仁消费合作社王彦升同志从延安绕道天水回兰州。王曾于一九三六年到上海，在我们的宿舍留住若干天，和我们都相识，听到天鹏被捕消息，有意察访一些内情，向我介绍了国民党天水专区党部宣传科科长王××是制造这个案件的主要人物，据告天鹏在甘谷被捕解到天水两月左右的日子里，未曾审讯过，建议我去天水设法营救。又隔了些日子，被关押了八十四天无罪释放的阎振业同志来到兰州。他是在天水店被封以后决定离开，在车站候车时被捕的，他和天鹏分别关押，没有见面，也没有听到有关天鹏的情况，他自己被捕以后，未经审讯， 糊糊涂涂地被放了出来。此后还来了宋尔恭等，他们谈了天鹏在甘谷的活动，如参与商议怎样发动甘谷中学学生做抗日宣传工作，帮他们编写墙报，组织读书会，修改街道讲演稿，修改剧本等；书店的发行业务也有许多同学自动协助，到城乡销售书刊等，由于注意机密不够，引起了特务的注意。
  我分析了各方面反映的情况，认为利用兰州书店合法存在的有利条件，去天水一行，至少可以摸到一些底细，不会有什么别的坏处。一面写了一个呈文给省政府，要求转饬天水专区释放， 一面请示总管理处批准。总处同意我去，并寄来邹韬奋同志以国民参政员名义写给专员的介绍信，我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去天水。
  车进天水站，见到严峻的气氛，是我在任何地方未见到的。车站大门立即紧闭，宪兵持枪警戒，对乘客逐一盘问，所有行李箱笼，逐件打开，仔细检查。盘问过的人站到另一边去，行李也搬过去，不能出门，必须全体检查完毕，才开站门放行。我仅携带小皮箱一口，内除衣物和介绍信之外，还有一些分店公用的信纸信封和我的印章一枚。介绍信被看过之后，把印章盖一样子， 核对名子，每个空信封逐一照看，核查是否夹带字条等类，最后取出一个小本记录了我的名字和别的一些什么，然后在箱盖箱底和四周敲敲打打，才放心地撒手。当时专员到重庆受训去了。我只有找王××前后谈了四次，综合他谈话内容如下：一、薛天鹏经营分店，宣传抗日和开展文化工作，活动是合法的，对此没有问题。但他从事政治活动，在搜查到的来往信件和别人的口供里，有充分证据证明他有“政治立场”，用不着作审问。二、薛天鹏是个有为青年，专员很爱护他，他曾要求释放，由专员授意，我拟了几个问题，要他书面答复，只要答复得使专员满意，可以立即释放，但他答非所问，也就只好搁下。三、薛天鹏如果至死不悟，我站在（国民党）党员的立场上，是我的仇敌，决不能释放。前天你去看了××参政员，他是本地有地位的人， 他知道韬奋先生的书店办得好，天水即将开设拨提书店（军统办的），谁办得好谁胜利，谁办得不好谁被消灭。四、薛天鹏要不坦白承认，就不能释放，拘押一个薛天鹏算得什么？你们给省政府的呈文，韬奋先生写给党政要人的信，都转到我这里，要是薛天鹏至死不悟，即使专员想放，蒋委员长手谕要放，我也不能奉命，这没有错，因党派有排他性……。面对这样一个顽固不化的花岗石脑袋，话已说绝，我又能再说什么呢！我到监狱看了天鹏三次，可惜现在材料丢失，我记忆力又很差，无法详述，典狱长每一次引我到一间空屋和天鹏细谈，他自己退出，不来干涉我们。
  据天鹏告我，被捕以后，从甘谷到天水半年时间内没有审讯过，更没有暴露自己的政治身份。敌人没收了他所有的公私信件和行李，尽管严密搜查，不可能找到他们想要找的东西。关系密切的几位同志，有的他知道已离开,有的碍于他们家庭在社会上的地位，敌人不敢去碰撞他们，因此连有力的旁证材料也不会得到，也许在甘中同学中得到几句口供，也不可能作为罗致入罪的证据。
  我们分析了王××的谈话，对他那些恫吓言词，只能嗤之以鼻，但也可以说明他色厉内荏，暂时是不会放人的。将来找一个台阶，保留面子，也就会释放的。
  天鹏能诗善画，书法也端正，待人热情诚挚，从典狱长到五个牢警和在监犯人，都对他很尊敬。他为典狱长画虎画猫，为牢警讲故事，教犯人文化、唱歌，每天倒也不闲。他心情乐观，在自己的铺位墙壁上写了一副对联，词忘记了，大意是一联表示努力提高政治修养，一联坚信最后胜利，横批“乐在其中"四字。
  天鹏在一九四〇年一月中旬被释放，出狱前要找保证人，典狱长和全体牢警联名具保。他在兰州休养了些日子，到重庆总管理处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调上海工作，不幸没有能看到红旗飘扬全国，过早地于一九四七年去世。“文化大革命”期间，天水来人外调，我不知道是哪个单位，他很郑重地对我说，薛天鹏在天水和狱中表现很好，是个好同志！
  一九八〇年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