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市图书馆

兰州生活书店从开设至收歇为止，历时两年三个月。在这期间，总管理处的领导因交通阻隔，不能亲临指导，又为了防备信件受国民党特务检查，写信上报不能详细叙述，上级的答复和指示也就难于及时和具体。在这情况之下，我和全店几个同志能够勉强把一个进步小书店维持到底，得之于甘肃地下党的领导和扶持，是极为重要的。我当时不是党员，对同我交往的同志，也不能都正确猜测到他们的身份，同志们只好都自称是书店的老读者，敬佩邹韬奋的文章和品德，随时随地乐于相助，热情指点，有些事帮我做了也不告诉我。比如《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登载的谢老日记摘抄中，记载了谢老曾为一九三八年第一次查禁大批图书事，亲自责问了国民党审查会的负责人。谢老为书店这样出力，我多次见到谢老，可从未向我提及。前几年在京见到赵子明同志，他告我当时地下党领导曾嘱咐他们要对生活书店支持和协助。党的关心和党员的切实协助，使我们避免了不少有形无形的损失，鼓舞了我们坚持出版工作的信心，我永远不能忘记。
  我特别要提到一些同志。民众通讯社丛德滋同志，熟悉国内外政治形势，了解国民党甘肃地方情况，善于分析他们内部矛盾， 为我出主意想办法应付图书审查会和军政部门的干扰。他曾介绍了住在黄河北岸山坡下的一位同志，在家院内专门为我们挖了一个山洞存放“禁书”。解放后才痛悉丛德滋同志已惨遭杀害，我深切地悼念这位良师益友。赵子明同志和我相处日子最长，见面次数最多，论年龄他是个长者，和蔼亲切，谈话娓娓动人，经常从自身经历和体会出发，说明自己从读鲁迅和韬奋的文章中获得的教益，提高了思想和认识。我们住得很近，我常去他家，他不论有事无事，有人无人，每次亲切接待，详细交谈。贺进民同志当时在邮局搞分检信件工作，他利用职务之便，见到我们的信和邮包， 即迅速隐蔽起来，免遭特务提去。老贺同志的这种“抢救”工作， 终于引起了特务注意，邮局负责人接到通知，要他开革老贺，所幸这位负责人为人厚道，把老贺调到平凉一个支局。赵、贺两位同志为我介绍勤劳可靠的职工，协助我做了很多工作。还有很多同志如万良才、樊大畏、魏立人、罗沔、岳维俊等，来往亲密， 鼓励我和其他同志坚持宣传抗战和文化出版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