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市图书馆

一九四六年夏天，我正在延安中央党校二部学习，中共中央西北局统战部（部长张德生）通知调我出边区工作。一九四六年六月经关中分区柳林出边区，去甘肃临洮一带。当时给我的主要任务是根据刘余生提供的有关一九四三年甘南农民暴动的线索，寻找一些关系，组织地下武装。甘南农民暴动是一起自发的农民暴动，当时提出反对国民党、蒋介石和“抗粮、抗捐、抗丁”的口号，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一次民变。这次暴动的范围较广，影响较大，但是由于缺乏明确的政治方向，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不久即被国民党军队镇压下去。一九四三年正值延安整风、“抢救" 运动之际，地下党没有活动。我根据西北局指示按照刘余生提供的线索，于一九四六年七月，化装成小商贩到了临洮，在东乡南峪沟、西乡牙下集、南乡店子街一带都跑遍了，刘余生所介绍的关系一个都没有找到。我无法立足，只好仍回边区。当我从边区出来的时候，沿途没有查“身份证”,但是返回时情况有了变化， 听说到天水附近无身份证不能通行，加之路费也不够了，无法东下。为了解决这些困难，没奈何，我回了一次兰州。这时我没有在兰州接头工作的任务，不能找党的关系。但是我的母亲和舅舅以及很多亲戚都在兰州，他们帮我设法搞到一张身份证，给我些衣服和路费。我在兰州住了三、五天就动身东返，仍通过关中原来联络关系，由柳林进入边区，回到延安时已是一九四六年八、 九月间。这时，听说王震部队已经回来，陕、甘两方面出击的武工队也都撤回来，据说甘肃工委组织的游击队由刘余生任司令员，在六盘山老龙潭一仗没有打好，受到很大损失。我这次出去按刘余生提供的线索，空跑了一趟，未完成党交付的任务。我向西北局统战部长张德生同志汇报后，组织决定派我去庆阳，在甘肃工委工作，准备再去兰州，坚持地下工作。
  到庆阳后，见到工委书记孙作宾和组织部长陈成义，他们首先向我传达在王震部队回边区后白区党组织任务是继续坚持“精干隐蔽”长期建党的方针，决定叫我回兰州去恢复、整顿并重新建党，接着他们又向我介绍了近年来兰州党组织的状况。据说自一九四一年我调回延安后，一九四二年冬派杨春林回兰州工作，接着就是一九四三年整风抢救.边区外面音讯断绝。一九四五年甘肃工委恢复工作后，于一九四六年初又派张重鸣（苏星）去兰州， 进行恢复整顿原来地下党的工作。张重鸣到兰州找到原来武都的地下党员王锐青（这时在兰州农校任教员）。王夫妇只住了一间小房子，解决不了张的住处问题。张重鸣托王锐青帮他找工作，解决社会职业掩护问题，王慑于白色恐怖，不敢留张。张重鸣无法在兰州立足，只得返回边区，行前将兰州地下党的关系 （就是我在一九四一年前原来联系的一批组织关系）留给王锐青，让王开展工作。王锐青胆小害怕,根本不敢活动，但也没有暴露这些关系。一九四六年十月，甘肃工委决定我作为工委特派员，去兰州主持地下工作，恢复整顿原来的党组织。由于我离开兰州已经五年多，不了解新情况，工委指示我首先搞社会调查， 摸清原地下党员的情况，找立足点，看能否立住脚，然后再着手整顿、恢复党的组织。
  兰州地下党工作,包括皋、榆、靖远一带，党的基础主要是在抗战初期奠定的。我由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一年即在兰州搞地下工作，从我一九四一年去延安后，一直到一九四六年，完全陷于停顿状态。我离开兰州后，虽然先后有吴治国、杨春林、张重鸣以至王锐青，准备开展工作，但他们除找到个别人以外，没有接上更多关系，没有开展活动。恢复工作究竟由哪里入手？不外两个方面，一个是寻找旧关系，一个是发展新关系，在这基础上进行建党。我接受了工委交给的任务，由镇原马渠镇出边区，辗转到兰州，已是一九四六年十一、二月了。
  我到兰州后，头一、两个月首先寻找立足点。我家在城里，根本不能去，加之兰州城小，来往容易碰见熟人被暴露，只能尽量设法在郊区找住处。结果住到后五泉叶家湾亲戚王受天家中（他是甘肃官僚、地主裴建准的佃户，对旧社会极为不满，后来经我介绍入了党），住处很安静，我昼伏夜出进城活动，有时帮助王受天浇水种菜，隐蔽安身。
  我怎样开始工作？最先找到王锐青，工委指示应以他为骨干，实际上王本人不愿积极参加组织活动。我又去石洞寺找到杨春林，去榆中金家崖尚古城找到陆长林、张一悟、金焯三等，在兰州也找到陆善亭和梁朝荣。这时，在兰州寻找原来党员关系，对我说来，既容易也困难。容易的是兰州地方小，大街小巷我很熟悉，所找的人我都认识，找起来比较方便。困难的是兰州方面的地下党员五年来无人联系，都没见过面，情况不时变化，了解要费时间。而且城市党员生活条件（社会职业）时有变化，流动性大，有时费了很大力气，找不到人。有的去了别的地方，不知下落（如原安息日会的地下党员杨福荣）。即使能找到的人， 也需要通过可靠的适当组织关系或社会关系，进行反复了解，然后方能决定对策。当时，个别关系的了解过程有的近一年（如李琛），有的联系上了，本人不愿发生组织关系（如马明德），有的本人虽无问题，但因胆小不敢工作（如王锐青），还有少数的人出了问题，等等。所以，在开始建立组织时，确实很费周折。这样经过三、四个月，工作有了一定成果。首先是可以立足，其次是可以着手恢复和整顿地下党，建立组织基础，进一步开展工作。有关兰州一般政治情况，也有了基本了解。这时，对于甘肃工委交给的初步任务已经完成。在这一情况下，一九四七年三月我和陆长林一同回边区，向工委汇报在兰州几个月初步工作情况，请示进一步部署。
  这次回边区是经过平东工委的护送，从惠家沟门进入边区的，到庆阳后正逢国民党军马继援部进攻边区，工委转移到东华池、悦乐镇。我们找到工委，工委当时确定我们的活动地区在兰州附近，围绕皋（兰）榆（中）靖（远）一带，工作重点应放在农村，以金家崖为中心，巩固发展党的组织。在农村可以通过亲朋关系，在可靠的人中发展党员。城市工作应尽量利用合法条件开展活动，开始在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和上层统战对象中开展工作。我和陆长林在边区住了十多天，又同时出边区去兰州。
  一九四七年五月，我仍以工委特派员的职务回到兰州，工作到一九四八年春天。这一时期，工作有了进一步发展。活动中心主要在金家崖和榆中一带，我经常住在金家崖堡子里金巨英家中，经过金巨英发展了一批农民党员，恢复了一些原来的党员关系。在邴家湾找到郑得堃、郑得童、郑得塘，在榆中找到汉尚忠、金焯三，在尚古城、岳家巷、梁家湾、夏官营、来紫堡、胡家营、窦家营、麻家寺等地，围绕金家崖发展了金巨英、金巨鸿、金作新、金应发、张汉杰、窦存库、窦随尚、胡思清、岳郁洲等十几名新党员，建立了一些活动据点，直到解放前夕共发展了四、五七名党员。兰州市区工作方面，主要是恢复了一些原来党员的关系，继续找到王泽喜、陆治安、陆太安、刘存诚等人。我在庆阳时，民主进步人士杨干丞曾向我介绍他的侄子杨国智，是兰州伪法院一名小职员，思想比较进步。我在兰州找到杨国智后，经过一段考验，介绍他入了党。一九四七年底，杨国智又介绍王善卿和满鸿遇入党。王善卿的公开职业是甘肃三青团工作人员，入党后做了一定的工作。满鸿遇是公路局的一名小职员，年轻干练，爱好文艺写作，因而结识当时兰州的文化界进步人士如阎栋材、赖超、李泊、武村等。发展了张风锦、程万里、冯云、杨怀仁等党员，建立了一个文化界支部。在上层人士的统一战线工作中，工委指示葛曼离兰时，将他所联系的一些上层人士也交我联系，主要有吴鸿宾（早年加入共产党，当时是甘肃民盟负责人）、魏自愚（曾任邓宝珊部参谋长，共产党员）、陈东身、杨子实（曾任邓宝珊部副官，共产党员）等。我们在国民党军队中也开展了活动，通过王受天的关系，在兰州市自卫队发展了一名党员。名叫汪治华是该队中队长。通过汪治华，又在自卫队的九个中队里发展了几名党员。我们在国民党一一九军和骑兵旅也开展了工作（该部起义过程，我们做了一定的工作）。这时，农村和城市党员已发展到一百人左右。为了向工委汇报请示，进一步开展兰州地下党工作，一九四八年春天，我又第三次回边区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