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市图书馆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宣告了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结束。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但是，中国战后面临的形势是复杂和严峻的。国民党蒋介石在抗战中，一向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保存实力、准备内战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同美帝国主义所支持的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矛盾，迅速上升为国内的主要矛盾。西北是国民党蒋介石长期以来苦心经营的反共基地，兰州又是敌人在西北反动统治的中心，对人民实行镇压，进一步暴露了它的法西斯面目。国民党政权经济上的危机和政治上的反动，在全国人民面前变得毫无威信，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运动日益高涨起来。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根据形势的发展，一九四六年十月在《三个月总结》中指岀，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引起人民不满， 全党必须加强对国民党统治区的群众斗争的领导。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组织，必须担负起组织和推动工人、农民、学生、市民、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爱国人士开展爱国民主运动的责任。
  在我们党内，经过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和一九四三年的“抢救”运动,甘肃地下党的问题在一九四五年暂告一段落。一九四五年底，甘肃工委恢复工作，起初曾把甘肃和宁夏党的工作统一起来，在庆阳建立了中共甘宁工委。时间不久，两省工作又行分开，宁夏工委移三边，甘肃工委仍在庆阳，这时工委书记是孙作宾。当时，几乎把在边区的原甘肃地下党员都集中在庆阳，如陈成义、赵子明、鲜维峻、杨静仁、刘杰、窦志安、张生强、王君朗、高炯明、陈超群、贺进民、乔映淮、魏子义、刘雨村、张友三等，还有派去白区工作的高健君、牙含章、张重鸣、葛曼、万良才、金少伯、沈遐熙、司国权等，以及后来进边区的刘余生， 都在甘肃工委工作。
  一九四六年六、七月间，中原人民解放军在李先念、郑位三、王震同志领导下，以分路突围的办法作战略转移，粉碎了敌人的围剿和追击，王震同志率一部分主力部队由宣化店突围，经豫西、陕南到秦岭一带。当时边区组织武工队出击，牵制陕、甘敌人，以便迎接王震部队入边区。陕西方面由陕西省委在麟游、 淳化一带组织地下武装出击敌人；甘肃方面由甘肃工委组织游击队，从镇原、固原出击。与此同时，派曾在国民党统治区做过地下工作的同志，出去寻找原来的党员关系，恢复、重建党的组织，开展地下斗争，以便创造条件，配合人民解放战争，推翻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光荣历史使命。
  三出边区一九四六年夏天，我正在延安中央党校二部学习，中共中央西北局统战部（部长张德生）通知调我出边区工作。一九四六年六月经关中分区柳林出边区，去甘肃临洮一带。当时给我的主要任务是根据刘余生提供的有关一九四三年甘南农民暴动的线索，寻找一些关系，组织地下武装。甘南农民暴动是一起自发的农民暴动，当时提出反对国民党、蒋介石和“抗粮、抗捐、抗丁”的口号，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一次民变。这次暴动的范围较广，影响较大，但是由于缺乏明确的政治方向，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不久即被国民党军队镇压下去。一九四三年正值延安整风、“抢救" 运动之际，地下党没有活动。我根据西北局指示按照刘余生提供的线索，于一九四六年七月，化装成小商贩到了临洮，在东乡南峪沟、西乡牙下集、南乡店子街一带都跑遍了，刘余生所介绍的关系一个都没有找到。我无法立足，只好仍回边区。当我从边区出来的时候，沿途没有查“身份证”,但是返回时情况有了变化， 听说到天水附近无身份证不能通行，加之路费也不够了，无法东下。为了解决这些困难，没奈何，我回了一次兰州。这时我没有在兰州接头工作的任务，不能找党的关系。但是我的母亲和舅舅以及很多亲戚都在兰州，他们帮我设法搞到一张身份证，给我些衣服和路费。我在兰州住了三、五天就动身东返，仍通过关中原来联络关系，由柳林进入边区，回到延安时已是一九四六年八、 九月间。这时，听说王震部队已经回来，陕、甘两方面出击的武工队也都撤回来，据说甘肃工委组织的游击队由刘余生任司令员，在六盘山老龙潭一仗没有打好，受到很大损失。我这次出去按刘余生提供的线索，空跑了一趟，未完成党交付的任务。我向西北局统战部长张德生同志汇报后，组织决定派我去庆阳，在甘肃工委工作，准备再去兰州，坚持地下工作。
  到庆阳后，见到工委书记孙作宾和组织部长陈成义，他们首先向我传达在王震部队回边区后白区党组织任务是继续坚持“精干隐蔽”长期建党的方针，决定叫我回兰州去恢复、整顿并重新建党，接着他们又向我介绍了近年来兰州党组织的状况。据说自一九四一年我调回延安后，一九四二年冬派杨春林回兰州工作，接着就是一九四三年整风抢救.边区外面音讯断绝。一九四五年甘肃工委恢复工作后，于一九四六年初又派张重鸣（苏星）去兰州， 进行恢复整顿原来地下党的工作。张重鸣到兰州找到原来武都的地下党员王锐青（这时在兰州农校任教员）。王夫妇只住了一间小房子，解决不了张的住处问题。张重鸣托王锐青帮他找工作，解决社会职业掩护问题，王慑于白色恐怖，不敢留张。张重鸣无法在兰州立足，只得返回边区，行前将兰州地下党的关系 （就是我在一九四一年前原来联系的一批组织关系）留给王锐青，让王开展工作。王锐青胆小害怕,根本不敢活动，但也没有暴露这些关系。一九四六年十月，甘肃工委决定我作为工委特派员，去兰州主持地下工作，恢复整顿原来的党组织。由于我离开兰州已经五年多，不了解新情况，工委指示我首先搞社会调查， 摸清原地下党员的情况，找立足点，看能否立住脚，然后再着手整顿、恢复党的组织。
  兰州地下党工作,包括皋、榆、靖远一带，党的基础主要是在抗战初期奠定的。我由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一年即在兰州搞地下工作，从我一九四一年去延安后，一直到一九四六年，完全陷于停顿状态。我离开兰州后，虽然先后有吴治国、杨春林、张重鸣以至王锐青，准备开展工作，但他们除找到个别人以外，没有接上更多关系，没有开展活动。恢复工作究竟由哪里入手？不外两个方面，一个是寻找旧关系，一个是发展新关系，在这基础上进行建党。我接受了工委交给的任务，由镇原马渠镇出边区，辗转到兰州，已是一九四六年十一、二月了。
  我到兰州后，头一、两个月首先寻找立足点。我家在城里，根本不能去，加之兰州城小，来往容易碰见熟人被暴露，只能尽量设法在郊区找住处。结果住到后五泉叶家湾亲戚王受天家中（他是甘肃官僚、地主裴建准的佃户，对旧社会极为不满，后来经我介绍入了党），住处很安静，我昼伏夜出进城活动，有时帮助王受天浇水种菜，隐蔽安身。
  我怎样开始工作？最先找到王锐青，工委指示应以他为骨干，实际上王本人不愿积极参加组织活动。我又去石洞寺找到杨春林，去榆中金家崖尚古城找到陆长林、张一悟、金焯三等，在兰州也找到陆善亭和梁朝荣。这时，在兰州寻找原来党员关系，对我说来，既容易也困难。容易的是兰州地方小，大街小巷我很熟悉，所找的人我都认识，找起来比较方便。困难的是兰州方面的地下党员五年来无人联系，都没见过面，情况不时变化，了解要费时间。而且城市党员生活条件（社会职业）时有变化，流动性大，有时费了很大力气，找不到人。有的去了别的地方，不知下落（如原安息日会的地下党员杨福荣）。即使能找到的人， 也需要通过可靠的适当组织关系或社会关系，进行反复了解，然后方能决定对策。当时，个别关系的了解过程有的近一年（如李琛），有的联系上了，本人不愿发生组织关系（如马明德），有的本人虽无问题，但因胆小不敢工作（如王锐青），还有少数的人出了问题，等等。所以，在开始建立组织时，确实很费周折。这样经过三、四个月，工作有了一定成果。首先是可以立足，其次是可以着手恢复和整顿地下党，建立组织基础，进一步开展工作。有关兰州一般政治情况，也有了基本了解。这时，对于甘肃工委交给的初步任务已经完成。在这一情况下，一九四七年三月我和陆长林一同回边区，向工委汇报在兰州几个月初步工作情况，请示进一步部署。
  这次回边区是经过平东工委的护送，从惠家沟门进入边区的，到庆阳后正逢国民党军马继援部进攻边区，工委转移到东华池、悦乐镇。我们找到工委，工委当时确定我们的活动地区在兰州附近，围绕皋（兰）榆（中）靖（远）一带，工作重点应放在农村，以金家崖为中心，巩固发展党的组织。在农村可以通过亲朋关系，在可靠的人中发展党员。城市工作应尽量利用合法条件开展活动，开始在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和上层统战对象中开展工作。我和陆长林在边区住了十多天，又同时出边区去兰州。
  一九四七年五月，我仍以工委特派员的职务回到兰州，工作到一九四八年春天。这一时期，工作有了进一步发展。活动中心主要在金家崖和榆中一带，我经常住在金家崖堡子里金巨英家中，经过金巨英发展了一批农民党员，恢复了一些原来的党员关系。在邴家湾找到郑得堃、郑得童、郑得塘，在榆中找到汉尚忠、金焯三，在尚古城、岳家巷、梁家湾、夏官营、来紫堡、胡家营、窦家营、麻家寺等地，围绕金家崖发展了金巨英、金巨鸿、金作新、金应发、张汉杰、窦存库、窦随尚、胡思清、岳郁洲等十几名新党员，建立了一些活动据点，直到解放前夕共发展了四、五七名党员。兰州市区工作方面，主要是恢复了一些原来党员的关系，继续找到王泽喜、陆治安、陆太安、刘存诚等人。我在庆阳时，民主进步人士杨干丞曾向我介绍他的侄子杨国智，是兰州伪法院一名小职员，思想比较进步。我在兰州找到杨国智后，经过一段考验，介绍他入了党。一九四七年底，杨国智又介绍王善卿和满鸿遇入党。王善卿的公开职业是甘肃三青团工作人员，入党后做了一定的工作。满鸿遇是公路局的一名小职员，年轻干练，爱好文艺写作，因而结识当时兰州的文化界进步人士如阎栋材、赖超、李泊、武村等。发展了张风锦、程万里、冯云、杨怀仁等党员，建立了一个文化界支部。在上层人士的统一战线工作中，工委指示葛曼离兰时，将他所联系的一些上层人士也交我联系，主要有吴鸿宾（早年加入共产党，当时是甘肃民盟负责人）、魏自愚（曾任邓宝珊部参谋长，共产党员）、陈东身、杨子实（曾任邓宝珊部副官，共产党员）等。我们在国民党军队中也开展了活动，通过王受天的关系，在兰州市自卫队发展了一名党员。名叫汪治华是该队中队长。通过汪治华，又在自卫队的九个中队里发展了几名党员。我们在国民党一一九军和骑兵旅也开展了工作（该部起义过程，我们做了一定的工作）。这时，农村和城市党员已发展到一百人左右。为了向工委汇报请示，进一步开展兰州地下党工作，一九四八年春天，我又第三次回边区汇报。
  皋榆工委正式建立这次去边区，我和金家崖的金巨英、金应发二人同行，金巨英和金应发都是贫农，年轻的共产党员。当时正值国民党胡宗南、马继援军队进攻边区战争之后，甘肃工委迁于华池县元城子。我到元城子向工委汇报后，工委书记孙作宾认为，经过一九四七到一九四八年一年多的工作，已打下建党的基础，决定在以兰州为中心的皋兰、榆中地区建立皋榆工委，以我为皋榆工委书记，并派窦志安、张生强为委员，以后又派柴学侃（又名蔡学楷）担任交通，协助工委工作。甘肃工委指示，今后工作方针， 以兰州为中心，以农村为主，放手发展党员，根据陇右工委的经验，有条件地建立武工队，为配合解放甘肃做好准备。我和金巨英（金应发留在教导队学习）回到兰州，一个月后，窦志安和张生强也先后来兰。我安排张生强住在金家崖对面陆家沟内胡家营党员胡思清家中，负责在这一带开展工作。因为张生强是靖远县人，他想去靖远开辟工作，在胡家营住了两、三个月后便去了靖远，在水泉一带活动。窦志安来后先住在榆中大红沟亲戚家，在榆中县城、麻家寺、红沟一带活动。窦在麻家寺不久，又去临洮新添铺一带活动。我仍在皋、榆、兰州一带，以农村为据点开展工作。窦志安在临洮发展了一批党员，如巩发俊、师崇彦、魏发科等，先建立了支部，后来成立了洮南工委。一九四八年十月窦志安去边区，回来时传达了省工委的指示：皋榆工委应把工作重点转到城市，并明确指出皋榆工委就是兰州市委，要大抓城市工作、统战工作、学生工作和工运工作。我留窦志安住在王受天家（这时我家已搬到八里窑附近的牟家湾），同时派王泽喜去靖远找张生强来兰州开会讨论工委指示。王泽喜在靖远和海原交界地方找到张生强，这时张在靖远已把原来的关系都找到了，又发展了一批新党员。王找到张生强后，张只把工作情况大致讲了一下，叫王泽喜转告组织，他本人不愿来兰州，继续留在靖远工作。我和窦志安研究，决定仍按当时我们工作实际情况，我在皋兰、兰州、榆中一带，窦志安在临洗一带，张生强在靖远一带，分头开展工作。窦志安去临洮不久，又去会宁，后来在华家岭一带发展了一批党员，还听说组织了一支游击队。
  金崖工委和兰州市东、西区工委窦志安由边区回来后，我们研究随着皋榆工委工作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为适应组织的发展，决定在皋榆工委领导下，成立金崖工委，负责农村工作，由陆长林任书记,杨春林任组织部长， 陆治安任宣传部长。当时计划在金家崖建立一个秘密电台，让陆治安负责。电台设备已搞到，安在尚古城沈秉元家中，陆寰安负责安装，装机后不知什么原因不能发报，最后没有建成。
  在兰州市区，当时有二十多个支部。随着党员的增加和组织的发展，起初计划先成立两个总支，后来决定改成立东区、西区两个工委，东区工委以陆善亭（住东郊段家庄）、梁朝荣、王泽喜为中心；西区工委以杨国智（住西郊洪恩街）、王善卿、满鸿遇为中心。那时党组织领导关系的建立，主要是以发展党员过程有直接关系的编在一个组织里，这样联系比较自然，减少横的关系。东区工委所属的主要是过去的一些老党员，并由他们直接发展的一批新党员，而西区工委则全部都是杨国智入党后发展的一批新党员，这两个工委中间没有组织联系。东、西两区的名称是根据党活动机关住址提出的，便于联系，实际上并不分区限制他们的活动。此外，还有一些支部和单线关系由市委直接领导。一九四九年春，学校支部建立较多。四月间，又以学校党支部工作为主，建立了兰州市学委，学委书记是陈先洲（兰州大学俄语系学生，临洮人，负责大学支部工作，解放前夕被捕牺牲），委员有程万里（兰大附中军事教官，山东人，负责领导各中学支部工作，解放前夕被捕牺牲）、刘敏（西稍门外太清宫小学教师，负责小学教师支部工作）。兰州大学当时有四个支部，三个学生支部，一个教工支部。由于发展的关系不属一个系统，互相没有直接组织关系，由中共学委直接领导的只有一个学生支部，书记由陈先洲兼，委员有龙家瑞、梁天德；这个支部党员有十余人。其余两个学生支部，一个是王无逸为支书，一个是陆巨林为支书， 这两个属于东区系统。教工人员支部书记是魏郁（临洮人，解放前夕被捕牺牲）。西北师院同样也有三、四个支部，领导关系也未统一起来。
  陆善亭负责的东区工委约有党员五、六十名（现在据我不完全回忆有五十五人）。杨国智负责的西区工委约有党员一百五十多名（包括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学院学生以及他们暑假回家后在武威、民勤、张掖、酒泉发展的一些党员在内）。我当时负责的兰州、榆中、皋兰地区，党员总共有二、三百人。兰州市内有二十一个党的支部，其中学生支部十二个，工厂、农村支部各一，还有七个机关支部。这里并不包括张生强负责的靖远地区和窦志安负责的临洮、会宁地区的情况。总的来看，皋榆工委建立后，组织发展很快，学生工作和文化工作比较活跃，地下党组织办的刊物有兰大附中《春雷》，公路局陈亨观支部办的《青苗》，市中的《朔风》。地下党组织和地下党员在兰州市人民反对国民党的民主运动中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斗争中，反对郭寄峤（国民党甘肃省主席）发行三百万银元建设公债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们一些学校支部都曾参与了反对三百万建设公债的斗争，这次斗争内幕很复杂，其中有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但广大群众的斗争则有争民主的成分，所以在开始，陈先洲在师院即组织党员学生参加了反郭寄峤的游行，斗争结果，郭寄怖被迫取消公债发行。解放前夕的护校护厂斗争，以及在金崖、阿干支前建政，配合军事行动等工作中，党组织在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方面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一九四九年七月间，兰州地下党组织遭到一次大破坏，被捕的党员约有三十余人，其中有陇渭工委（即陇右工委）在兰州发展的十余名党员。皋榆工委方面被破坏的主要是以杨国智为主的西区工委及学委的一部分组织。东区工委和金崖工委以及市委直属的其他支部并未波及。西区工委和学委各组织被捕的党员中，有杨国智、王善卿（西区工委），陈先洲、龙家瑞、梁天德（兰大支部），魏郁、何凤玉（陇渭工委发展转交皋榆工委领导的兰大支部），高斗垣、张凤锦、满鸿遇、冯云（文化界支部），张汉俊、戴建华（市立中学支部），程万里（学委），柴学侃（工委交通〉等共十五人（其中牺牲十一人）。
  当时，兰州形势已很紧张，人民解放军已经解放了华家岭以东西兰公路沿线的重要县城，正在挥师西进，指日即可兵临兰州城下。这时国民党已把兰州军政大权交给杀人魔王马步芳。马步芳到兰州后，按照他统治青海省的一整套封建残暴的军阀特务手段,随时随地抓人，乱捕乱杀群众，弄得人心惶惶，莫可终日，兰州市陷于极端白色恐怖之中。皋榆工委在一九四九年有较大的发展，由于发展较快，时间又短，特别是西区工委领导新发展的支部，对党员的教育没有跟上去,组织不够严密，工作方式不够隐蔽，有某种程度的暴露。这种现象在原来一些老党员比较多的东区工委和金崖工委，比较注意，他们没有发生问题。但在西区工委，全部是一九四八年到一九四九年新发展的党员，组织严密性比较差，结果出了大问题。这首先是皋榆工委中我们领导的责任。当时我们已觉察到这个问题，党组织已经正式提出巩固、严密党组织，整顿党支部的工作。由于形势关系，一九四九年暑期各校学生放假较早,我们已布置一些学校党员趁假期回各地动员群众，发展组织，也可转移兰州敌人视线。大约在六月间，我就和杨国智、王善卿研究并已决定将他二人调离兰州，当时在武威、张掖、 酒泉一带已发展一些党员，决定在武威成立河西工委，由杨国智、王善卿二人负责。河西各县的学生党员也大都调回去，但是行动还是晚了一步，结果杨国智、王善卿未能走开，主要原因是没有路费，我们商定把王善卿的一部铅印机卖掉做盘费，与一家私商已谈妥成交，卖价二百元（现洋），钱未到手，他们已被敌人捕去。
  我和杨国智最后一次见面的后几天，一天下午我由陆善亭家准备去杨国智家了解一下他们走了没有，途经安定门外下沟。据下沟院内住的地下党员王翰森反映（王的爱人石映兰也是党员），他的弟弟王俊林（不是党员）在伪三青团工作，给王送来一个消息，说他亲眼看到王善卿在三青团内住处被特务抓走了。我听到这一突然的消息后，即未去杨国智家，又转回陆善亭家，当夜和陆分析这一突然发生的事件如何应付。次日早上，柴学侃同志也来到陆善亭家，共同研究对策。柴学侃同志认为杨国智发展党员太多， 如果王善卿问题波及杨国智，问题太大，不知杨情况如何，要赶快设法通知杨国智马上离开，柴提出他亲自去通知。但是，我们不知杨国智是否已出问题，担心柴学侃去通知有很大的危险。然而柴学侃同志决心要去，我和陆善亭最后同意他去，提出两点： 第一、要先在杨国智住的洪恩街口，看杨的岳父潘老头是否摆纸烟摊，先向潘问清情况，然后再进院子。第二，约定中午十二点以前一定回来，否则即认为柴出了问题。柴学侃骑我的自行车去杨国智家。我和陆善亭等到中午，柴竟然没有回来，估计可能是出了问题，我和陆善亭断然决定立即转移，陆去了金家崖，我找到我舅父家（他住家离陆善亭家很近），我舅父陪我立即翻越皋兰山，到后五泉王受天家躲避。我到后五泉后，又约梁朝荣等研究通知各支部党员临时疏散，进行隐蔽，作了应急处置。
  兰州解放后见到杨国智的爱人，据谈杨国智那天晚上被捕时，正在家休息，来了一群特务，从被窝里把杨拉出来绑走，最后有两个特务把杨的爱人撵走，他们在杨住的房子里（一间很小的屋子）埋伏，等着继续抓人。第二天上午柴学侃去找杨国智时，因为杨已被捕，他的岳父潘老头心情不好，没有去街口摆烟摊，柴学侃未见到潘老头，就贸然到杨国智家，落入特务的圈套，一到门口，特务就迎出来，把他抓走了。又据说特务本来在杨家等着要抓我，我没有去，结果把柴学侃同志抓走了。兰州解放后，我们公安机关抓获的一个名叫梁俭的特务，供出当时逮捕杨国智和柴学侃同志的详细过程。
  兰州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濒临灭亡，蒋介石、马步芳垂死挣扎，强化法西斯统治，一个月内竟然逮捕了三百多人（其中共产党员三十多人），绝大多数遭到活埋、杀害，真是惨绝人寰！ 但是烈士的鲜血没有白流，皋榆工委活着的党员在我解放大军兵临兰州城下之时，在农村组织了临时革命政权，发动群众踊跃支前,配合部队的军事行动，参加了解放兰州的斗争。城内的党组织和党员，积极护厂、护校，保护国家财产，监视敌人的活动，维护社会治安，迎接解放军入城，在兰州军事管制委员会的领导下，协助从老解放区来的同志接收国民党军政机关,建立城市基层政权， 登记、审查敌伪人员，眼看着国民党蒋、马反动政权的覆灭，欢呼着人民的胜利，完成了皋榆工委——兰州市委地下斗争时期的历史任务。
  一九八一年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