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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后，红军驻防到陇东地区就已经停止了打土豪分田地的阶级斗争，但这并不是自己束缚自己手脚，不去发动群众的革命斗争，而是在新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下，把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以充实和发展革命基本力量。陇东特委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1.动员群众进行锄奸反霸斗争。当教导师驻进庆阳之后，庆阳城内八大家（大地主）的首户冯翊清有汉奸嫌疑，阴谋反对红军和共产党。我们党发动群众进行了揭发和斗争后，将冯逮捕惩办，给群众以很大支持，伸张了革命正气，打击了反动势力，从而也对地主士绅们起了分化作用，顽固者受到打击，一部分持中立态度，一部分表现开明，接受我党主张，支持民众运动。对各地造谣破坏红军（八路军）威信，挑拨军民关系的坏人，也都及时给予揭发或惩处，使其不敢过于嚣张。
  2.用抗日统一战线的形式把群众组织起来。凡是红军八路军驻防的地区，城乡群众经过宣传动员，都参加了抗日救国会的组织。县市抗日救国委员会经过选举产生，党的民运干部多被选入，党的群众工作路线经过抗日救国委员会得到贯彻执行。在抗日救国委员会下边，还有青年、妇女、工会、农会、商会、教育会等组织作为基础，在区乡也有抗日救国会的组织。县、区救国委员会实质上起到革命的半政权的作用。在当时的统战区，政府和保甲长是国民党的,但一切政令不出公门，如不经过抗日救国会的认可， 就行不通。抗日救国委员会都直接受民运委员会（即县委）的领导。后来随着国民党命令统一形式，先后改为抗敌后援会及动员委员会。无论叫什么名称，一直都是在县委领导下进行工作的。
  3.支持群众反对苛捐杂税，实行合理负担。陇东统战区的国民党县区政府、联保主任、保甲长的主要任务，就是向群众分摊捐税。捐税苛重而不公平，甚至巧立名目，加重负担，几次引起民众的不满与抵制，进行请愿示威，包围国民党县区政府。我党支持群众要求，并且加以有组织的领导。国民党官员往往因无法下台，就来恳求抗日救国会、民运会甚至陕甘宁边区政府驻陇东办事处（即特委）调解。经过调解，一般以逼着国民党政府作些让步，达成协议而告终，群众取得了基本胜利。
  4.争取民主，改善民生。国民党的片面抗战政策是害怕群众，不要民主，不顾民生。在陇东也是如此。我党与之相反，坚持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原则，力争扩大民主，适当改善民生，满足群众的基本要求。除抗日救国委员会采取民主形式外，在统一战线合法条件下，一些民事纠纷,依靠群众讨论解决。在基层乡镇大多实现了民选保甲长，把党员、进步分子、开明人士选为保甲长，使他们在党领导和影响下进行工作。属于顽固分子者，党则发动群众改选之。在改善民生方面，做到减租减息，实行二五减租。
  5.动员广大群众拥军参军及支援前线。一九三七年冬国共合作宣言公布后，庆阳、合水、镇原等县由国民党中央政府划为八路军募补区。陇东特委及各县委、区委动员广大群众拥军参军，慰劳前方将士，收到很大效果，完成了当时的预期任务。可惜能说明成绩的数字都已遗忘，不能详述。
  日寇攻占太原、汾阳、临汾之后，铁蹄曾达陕北黄河对岸的离石柳林境界，陕甘宁边区已闻到火药味，形势紧张。陇东特委得到边区党委电示，要我们动员庆阳、合水群众以数千驴马支援陕甘宁边区，为八路军后勤服务。特委很快地完成了这一任务，后因敌情缓和，驴马支援作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