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市图书馆

从七七抗战开始到武汉撤退这个时期，由于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发展，为陇东工作创造了比较顺利的条件。特委书记袁国平同志以教导师师长和陕甘宁特区政府驻陇东办事处主任的名义公开活动，奔走于国民党官吏的上层，有时到西安，有时到兰州，一方面向林老、谢老请示,一方面也找国民党上层人物如贺耀组交涉。对西峰、平凉国民党及其专员进行工作时，主动提出有利于抗战的建议进行协商，尽力为打开工作局面创造条件。他有时争取到在西峰和平凉国民党召集的群众大会上作公开讲演。他的讲演颇有说服力，在统战人士与群众中都留下良好深刻的印象。各县委领导干部多半是以民运会或抗日救国会（后改称抗敌后援会）名义，和国民党的县区官吏直接打交道。在八路军驻防区，一般能达到当时统一战线的要求，减少了发展民运的阻力。国民党行政官员和城乡士绅都较尊重我方的意见，这是由方力量对比决定的，一是革命武装八路军的支持，二是有人民群众的拥护。国民党县区政府人员没有强大的权力，士绅地主富商也不完全听信他们的。在庆阳、合水两县，革命力量强大，国民党政府比较孤立，党组织领导的抗日救国会或抗敌后援会基本上可以左右一切。在镇原县，由于我们群众基础稍差些，国民党的影响较大，它凭借政府权力与保甲制度对我方工作起了不少阻碍作用。
  由于国民党片面抗战、消极抗战的政策，特别是它坚持溶共、限共的政策，随着全国形势的变化，在统战工作中摩擦反摩擦的斗争时起时伏，有时也是很激烈的。特委一般地能够遵照中央的指示， 在维持大局、不使统战关系破裂的情况下，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一九三七年九月，国共合作宣言《精诚团结共赴国难》公布后，特委曾写过一封《中共陇东特委给国民党部的公开信》，协商共同领导陇东各县抗日民众运动问题。当时虽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也摸清了国民党党部的态度，即不能希望他们在民众运动方面有任何作为。随着国民党的反共限共、控制民众运动的加强，特委也就更加学会了以革命的两手去对待顽固派的两手,进行反摩擦的斗争。
  此外，特委还利用一切可能在友军中进行统战工作。一九三八年春，甘军新十一旅（刘宝堂部）开赴抗战前线路过庆阳时， 由抗敌后援会出面，对他们进行支援慰问，宣传抗日主张。该军有不少红四方面军西路军失败被俘的战士逃跑出来，经我方说服回去，对抗日友军起了巩固作用，也给友军留下了良好的影响。 甘肃地下党张友生同志与该军秘密党组织取得联系，热情招待并鼓励他们在前线为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