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市图书馆

一九三六年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以后，东北军由陇东撤走，红军于十二月底接防了陇东部分地区。我们的教导师（即抗大步校）进驻庆阳。红十五军徐海东部驻驿马关。为了迎接红四方面军过河，红军组织了援西军。援西军司令员为刘伯承，政委是张皓。党中央并决定派李富春同志开辟陕甘边区，住在曲子，又分别派出同志到庆阳、合水、驿马关、镇原、固原等地开展党的工作。教导师和红十五军则分别在庆阳、驿马关等地就地发动群众。
  一九三七年秋天，援西军整编北上抗日，接着红十五军和教导师也北上了。教导师政委袁国平同志被留下来组织陇东特委， 开辟工作，地址设在庆阳。教导师共四个团，留下了三个团的政委参加地方工作，我也被留下来了。当时留在各县的负责人，据我回忆，西峰是段德彰；驿马关是史梓铭，后来为冯治国；镇原是李廷序，后来是我；合水是邹群峰，后来是朱敏。
  陇东特委先是袁国平同志担任书记，一九三八年春袁离开后，由李铁轮同志继任。特委的工作归陕甘边区党委领导。一九三九年底，陇东特委取消，与庆环地委合并，改由陕甘宁边区党委领导。合并以后，由段德彰同志以庆环地委统战部长名义，驻在庆阳，继续负责领导西峰、合水、驿马关、镇原等五个地区的工作。
  庆阳、合水、驿马关、镇原都是县委，固原（机关设在三岔）、西峰镇是工委。各地县委和工委都没有公开，利用各种抗战团体或民众团体做掩护来进行工作。驿马关、庆阳、合水、镇原都设有农会和抗敌后援会的县和区一级的组织，这既是群众团体，又带政权性质，此外没有政权机构。庆阳还有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简称民运会，民运会的第一任主任就是蔡畅同志。庆阳还有抗敌救国会组织，简称救国会，第一任主任是陆为公同志。当时镇原县委的公开名义是一二九师留守处，陇东特委的公开名义则是八路军办事处，地点在西峰镇。
  我在镇原是以一二九师留守处副主任名义公开活动的，马青年同志担任过县委的统战部长。我们的工作主要是发动群众参加抗战，同时又开展建党工作。白天不敢接触，活动多在晚上。党的干部都兼任农会或其他团体的工作。如镇原的王子厚同志既是区委书记，又是农会主任。当时还没有土改，只搞减租减息，向殷实户征募抗日捐款，散发宣传团结抗战的传单、标语等，所以一般只限于统战工作。
  当时的统战工作执行的是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当然，在工作中也有斗争。记得在一九三八年时，国民党镇原县长邹介民把我们农会的工作人员贾联瑞同志捕去，我们多次交涉放人，都无结果。以后，我们由驻驿马关的三八五旅七七〇团团长张才千同志那里调来了一个营到镇原，把枪架在县政府对面，扬言再不放人就要开枪，这当然只是一种手段。但这样一来，他却向我们表示听话了，我们要他天明以前把贾联瑞同志放出来，果然邹介民在夜间就把人放出来了。国民党在当地只驻有些保安团队，和我们不断有小的摩擦。 我们的斗争方式，一般是利用他们的薄弱环节，发动群众向他们斗争；有时也利用地方士绅和伪政权之间的矛盾开展工作。镇原保安团有两个共产党员，是长征掉队下来的同志。他们给我们传递情报，做了不少的工作。一个是石敬平同志，后来给叶帅当过秘书，现在还在中央军委工作；另一个姓刘的，以后腐化堕落，脱离革命了。
  这一个时期，由于我们在政治路线上还严重地受着王明右倾机会主义的影响，加以敌人利用我们大部队北上抗日而我们没有应变准备，在后期敌人曾经猖狂地扩大摩擦，甚至在一些地区向我们进攻，捣毁了抗日群众团体，关闭了农会，反对减租减息，支持殷实户抗纳捐款。有的干部在此情况下，意志消沉，感到束手无策，少数人甚至腐化、逃跑。这几县中，以镇原的县长邹介民最为顽固、反动，镇原县委曾被迫撤到孟坝；西峰镇县委也被迫撤至驿马关。直到一九三八年十月六届六中全会上毛主席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进一步批判了王明右倾路线的错误以后，情况才有了好转，陇东各地党的工作又重新活跃起来。我于一九四〇年被调回部队工作，以后的情况就不知道了。
  （一九八一年四月十七日口述，袁第锐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