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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至一九三七年底这段时间，陕甘宁省委和陇东特委（主要是袁国平同志任特委书记时期）在中央领导下，执行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陇东新区各方面工作进展显著，形势很好。但从三八年初开始（主要是李铁轮同志任特委书记期间）， 由于执行了王明右倾路线，不仅未能发展大好形势，而且丧失了不少已取得的阵地，许多工作一落千丈。当时在所谓“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路线指导下，为了适应国民党的需要，把抗日救国会改为抗敌后援会，把抗日自卫军改为自卫队，并且要群众团体不得办理政府的事务，如不得管打官司、抓坏人、禁止赌博等等，也不得干涉政府的工作，实际上就是不得干涉国民党行政人员（区长、联保主任、保、甲长）的胡作非为。这样不仅把具有人民政权性质的抗日救国会贬低为一般群众团体，把人民已经取得的权利让给了国民党，而且也把我们自己、把群众组织的手脚捆缚起来了，把我们一年多工作取得的一些成果和阵地丢失了。当时还把已在人民群众中建立了很高威信的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也取消了，要党的工作人员不得公开露面，要党的机关和工作人员实行所谓“社会化”、“职业化”。 为了所谓“社会化”、“职业化”，特委在庆阳搞了一个商店， 叫我们县委的领导同志包括李廷序和我都住在商店里，以商店工作人员的面目出现。这完全是采取白区搞地下工作的作法。在我们自己的地区采用地下工作的办法，这简直是笑话，但这却是千真万确的历史事实，仅仅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右倾到了什么程度了。由于我们步步退却，已取得的成果和阵地一个一个丧失，致使不少干部情绪消沉，无事可做，感到没有前途；群众失去信心，觉得共产党和红军不给他们撑腰了。于是许多工作不但没有前进，而且倒退了，形势很快逆转过去，结果国民党的气焰又嚣张起来。还在一九三七年九、十月间，国民党的县长从庐山受训回来，曾经把镇原县抗日救国会主任贾联瑞扣押起来，经过斗争，他们才不得不把贾联瑞放出来，但并没有放弃破坏抗日救国会的活动。三八年初开始，在王明路线影响下，我们步步迁就、退让，国民党就放肆了。本来我们在庆阳办了个《陇东报》，国民党在西峰镇就同时办起个《新陇东报》，他们按照国民党反动派“限共、溶共、灭共”的政策，在报上放肆地谩骂和攻击我们。他们还通过区长、联保主任、保甲长恐吓基本群众和积极分子，限制抗日救国会的活动，通过“别动队”搞特务活动，组织他们的自卫队，并通过兵役人员抓壮丁当兵，搞垮我们的自卫军。这些都说明王明路线对陇东新区工作的危害是不小的。根据我的回忆，当时对镇原工作的危害更为严重。如果没有这种危害，我们后来在镇原的斗争就不会那样艰难。一九三八年九、十月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之前不久， 中央派王若飞同志来庆阳检查工作，发现了陇东新区工作上的上述错误。在他的指导下，陇东分区党委召开了党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分区党委委员和各县县委书记，我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上王若飞同志批判了上述错误，认为这些做法是违背统一战线原则的，强调指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既要坚持统一战线， 又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不能迁就国民党。听了王若飞同志的讲话，我们如大梦方醒，认识到原来在年初李铁轮同志到延安开会带回来传达的一套东西是错误的。大家联系半年多来的工作实际进行讨论，更体会到那套东西所带来的危害。大家都拥护王若飞同志的讲话，并且下决心要把过去搞错了的纠正过来。这是陇东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一次会议。三八年底，传达学习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认识又提高了一步。当时我在庆阳工作，这次会议后，我们庆阳县委就不再按照过去的错误政策执行了，并且采取了措施纠正过去的错误。如：恢复抗日救国会原有的职权，国民党政府人员和保、甲长等如为非作歹，欺压人民，抗日救国会就要管。县委也从商店里搬了出来，不搞所谓“社会化”、“职业化” 了，对外改称三八五旅民运科，一切工作又恢复到袁国平同志在特委时的情况，群众精神又振作起来了。三八年十一月间，国艮党县政府妄图控制我们的自卫队，给庆阳城区自卫队派了一个教练员。我们提醒自卫队干部提高警惕，不要他们“教练”，这些干部积极响应，结果这个家伙被自卫队赶跑了。国民党区长辛志杰本来还想镇压，一见形势不妙，破窗而逃，连区公所也不敢躲了。这说明纠正王明路线的错误政策后形势又变好了，但这只是庆阳的情况。至于就整个陇东新区来说，纠正错误路线的危害并不那样容易，特别是原来我们工作基础比较薄弱的县，斗争还是相当艰苦的。如镇原县，县城有四个门楼，原来是由我三八五旅七七〇团驻防部队同国民党县政府的保安队共同站岗的，后来由于受王明路线的影响，迁就退让，我们的卫兵撤了。当我们知道了这样对我们非常不利，想重新去占岗楼时，国民党就不让了。到一九三九年四月下旬，就发生了所谓镇原事件，即国民党第三区（陇东地区）专员锺竟成调来一六五师配合地方团队，武装驱逐我镇原的驻军和工作人员。我们在镇原的群众工作原来就不很强，这时已更涣散了；我驻军部队又只有一个营，城内又有国民党的保安队，四个城门楼被敌人占据，自卫队也被他们掌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已被迫放弃了县城，县委和驻军部队都转移到了孟坝镇。我认为这是王明路线的危害所造成的一个恶果。但这时我已不在镇原，详细情况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