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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一九三七年初到陇东工作，先在固原县的草庙子区委工作，不久调镇原县的马渠区委工作。这两个区都是“西安事变” 前后开辟的新区，属三岔工作委员会领导。一九三七年六月成立镇原县委，我调镇原县委工作。一九三八年初，又调庆阳县委工作。先后在陇东做地方工作共约两年半的时间，了解情况不多，许多事也记不清了。现根据我的回忆，仅提供以下一些片断的情况。
  一、陇东老根据地的创立和发展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陇东分区，是具有光荣历史的老革命根据地。早在一九三三年，陕甘红军和关中地区游击队就开始在正宁、合水、庆阳、环县等县的一些地区活动。到“西安事变”前夕，已在环县（包括曲子）、华池、正宁、合水等一些地方建立了县、区、乡政权。华池是革命后新设的县，是从庆阳、 环县、保安三县的地区划出来的，地处三县之交界，是陇东地区建立最早的革命根据地。当时除环县外，我们都还没有占据县城，而且许多地方还是游击区。“西安事变”后，东北军东调，我军进驻庆阳、合水、正宁、镇原等县，陇东根据地得到了发展。除巩固了原有的根据地和游击区外，新开辟了庆阳、驿马关、合水、 正宁、镇原以及固原的三岔到草庙子地区的工作，使陇东根据地大为改观。当时开辟这样广大的地区需要很多的干部，但老区只能派来少量的干部，远远不能满足需要所以，广大新区的工作，屋由红军工作队或在红军工作队的协助下开辟的。例如，镇原县的大部分地区，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以前老区没有派去地方工作干部，这些地方的党和群众组织是“援西军”（原红四方面军为援助西路军而称为“援西军”）和十五军团的工作队建立的；庆阳、驿马关、正宁、合水等地（这时合水、正宁已开辟了）是教导师（原红军学校）和十五军团的工作队协同老区来的地方干部共同开辟的；镇原县的马渠镇和固原县的三岔、草庙子等地的工作，是红二十八军和陕甘宁独立师的工作队协同老区来的地方干部共同开辟的。总之，自一九三六年底和一九三七年初红军大军进驻陇东之后，陇东形势就完全改观了，庆阳、合水、正宁、镇原等四个县，除国民党专员公署所在地的西峰镇我们没有进驻部队外,所有四个县的县城和所属地方，加上固原县的三岔、草庙子，都在我军的驻防区内，并派出了工作队和干部，根据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很快开展了工作。这个时期，是陇东根据地的大发展时期。
  “西安事变”后，为建立全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中央决定了停止实行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的政策，改为实行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一致抗日的政策，在农村有步骤地进行减租减息。当时，在陇东这类新开辟的地区，也还容许国民党的政权机构存在。这与“西安事变”之前开辟的地区的政策有很大的不同。以前开辟的地区实行了打土豪、分田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彻底摧毁了国民党的政权机构，这些地区当时叫苏区或老区；“西安事变”后，新开辟的地区实行的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区别于苏区或老区，所以当时叫统一战线区。在统一战线区实行这些新政策完全是个新课题，是在边实践、边摸索中前进的，问题相当多。但总的方针是明确的，这就是建立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团结抗日的口号下发动群众，并争取能够同我们合作的上层人士，开展抗日救国运动， 同时有步骤地实行减租减息和合理负担。开始我们既没有建立政权机构，也不参加国民党的政府。我们发动群众和开展抗日救国运动的主要组织形式是建立抗日救国会，经过发动群众和同上层开明人士协商，在县、区分别建立各级的抗日救国会。在工、 青、妇、商各界也分别建立抗日救国会，如：工人抗日救国会、 青年抗日救国会……。这是我们在统一战线区开始组织群众的主要形式。此外，我们还建立人民武装组织，叫抗日自卫军。当时老区来的地方干部甚少，多数区、乡还不能建立党的领导机关， 而由工作队或工作组代行党组织的领导作用。镇原地区主要由“援西军”和十五军团派出的工作队行使各级党组织的领导权力；驿马关主要则由教导师派出的工作队或工作组行使各级党组织的领导权力。后来陕甘宁老区派来了一部分干部到陇东新区， 逐步建立了县、区党委和党的支部。
  我们在统战区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国运动，一开始就受到国民党和地主阶级中一部分人的阻挠和破坏。他们的主要手段就是利用他们的政权机构，如县区长、联保主任、保甲长限制群众，暗中进行阻挠。但当时在我们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推动下，全国出现了抗日运动高涨的形势，加之我军驻扎在陇东许多个县城和广大农村，国民党在陇东只有保安队，没有正规军， 又没有群众基础，因而他们在陇东的力量远不如我们大。所以开头一段时间,还没有发生大的摩擦，我们的工作还是比较顺利的。 从一九三七年初开始，经过半年多时间的工作，我们基本上把群众都发动和组织起来了，各界群众基本上参加了抗日救国会，大部分地区的青壮年参加了抗日自卫军。当时的抗日救国会，形式上是群众团体，实际上具有人民政权机构的性质，群众打官司，抓坏人，禁止赌博，制止保、甲长为非作歹，都来找抗日救国会或抗日自卫军。当时的上层人士，大部分是中立的，有少数是敌视我们的，也有少数同情我们。一九三七年春，我在马渠镇任区委书记时，有一位开明绅士叫区寿亭，他当过国民党的乡长，我们在马渠镇开辟工作后，他积极参加抗日救国会的活动，并担任了马渠区抗日救国会主任，后来又当了我们的区长。这就引起了国民党对他的怀恨，据说在同国民党顽固派反摩擦斗争中（一说在解放战争中），他被敌人杀害了。
  一九三七年夏，为了打击国民党反动派和极少数地主、士绅的阻挠破坏，广泛开展抗日救国的群众运动，我们在庆阳开展了一次反冯（冯翊青）斗争。原来庆阳的老财地主有所谓“八大家”和“七小家”，这个冯翊青即是“八大家”之首，他恶行屡屡， 而且有一伙子爪牙。他通过这伙爪牙压制群众接近我们，许多商人和中小地主都害怕他，广大群众更害怕他，不把他斗倒，群众就起不来。因此，在袁国平、蔡畅、罗贵波等同志的领导下，一九三七年四月在庆阳开展了反冯斗争。经过充分发动群众和多方准备，在基本群众和上层开明人士都发动起来的基础上，召开了上千人参加的斗争大会，群众情绪非常热烈，斗倒了冯翊青这个反动绅士头子，局面很快打开了。从此，不仅劳动群众积极拥护我们，即商人和中小地主、富农也表示支持我们，因为他们也受到冯翊青这类人的欺压，我们的方针政策对他们有利。这次斗争胜利后，袁国平同志为了总结斗争经验，曾写过一篇总结文章， 刊登在陕甘宁边区党委的内部刊物上。这件事是当时我们在陇东发动群众的一件最有影响的大事。经过反冯斗争，地主阶级中的反动顽固势力孤立了，绝大多数中小地主同情和赞同我们的统一战线政策了。斗倒冯大绅士后,群众还组织了打狗队，专门斗冯翊青的爪牙，工人赵安庆领导这个队。我们打击冯翊青，实际上即是打击国民党反动派，因为斗倒了冯翊青及其爪牙，也就打击了国民党的区长和联保主任、保甲长的权威，使他们的地位和作用大大削弱了，形成空有虚名。从此他们派粮、派款，群众干脆不理， 他们要干什么事，要先和我们的救国会商量，我们同意干，他们才能干。这时抗日救国会在群众中的威信很高，实际上成了人民的政权机构。
  二、陇东特委成立和陇东特委同庆环分区党委合并“西安事变”后，我们在陇东地区，除老区的环县、曲子 （环县分出的县）、华池等县外，新开辟的地区建立了五个县委或县工作委员会（实际上也是县委），即：庆阳、合水、正宁、 驿马关、镇原。当时这个地区（包括陕北、宁夏一些地方）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陕甘宁省委，省委书记是李富春同志。在陇东新建的五个县委中，镇原县委是建立最晚的，原因是原来陕甘宁省委派不出干部，镇原大部分地方的工作只好靠援西军和十五军团的工作队开展。至一九三七年六月，红军准备改编开赴前线，省委才不得不决定三岔工作委员会移到镇原县城，并改为镇原县委，接替援西军和十五军团开创的地方工作，同时仍担负原三岔工作委员会所辖地区的工作，任命原三岔工作委员会主任李廷序同志为县委书记，我为组织部长，但其他领导干部尚未配齐。至同年七月，省委又重新决定成立三岔县委，调李廷序同志回三岔任县委书记，这样镇原县委的领导班子就只剩下我一人了。直到陇东特委成立后，特委派陈仁麒同志任县委书记，廖冠贤同志任宣传部长，马青年同志任统战部长，至此镇原县委的领导班子才健全起来。当时陇东新区县委均受双重领导，即陕甘宁省委和当地驻军的领导。这些县委，对外有的称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简称民运会；有的则用驻军的名义，如镇原县委开始用援西军政治部地方工作部的名义，红军改编并开赴前线后，则用一二九师驻镇原办事处的名义。
  一九三七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苏区改为陕甘宁边区，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我驻陇东的援西军编为一二九师，十五军团编入一一五师，于同年七月开赴抗日前线。当时中央为了适应新的形势，撤销了陕甘宁省委，把陇东分为老区和统战区，以原陕甘宁省委部分干部为基础，成立庆环分区党委，设在曲子，负责领导老区的工作，受陕甘宁边区党委领导；在统战区，另外成立了陇东特委，直接受中央领导，负责领导新区的工作。陇东特委设在庆阳县城，对外称“陕甘宁边区政府驻陇东办事处”。 特委第一任书记是袁国平同志，秘书长是黄欧东同志，组织部长是李铁轮同志，宣传部长是任质彬同志，段德彰同志为驻西峰办事处主任。一九三七年十一月，袁国平同志调新四军工作，特委书记由李铁轮同志接任，黄欧东同志仍任秘书长，陈仁麒同志调任特委组织部长，吴铁民同志为宣传部长，段德彰同志为统战部长。同时把镇原县委改为中心县委，除领导镇原的工作外，并负责领导平凉地区地下党的工作，由任质彬同志任镇原中心县委书记，我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此后不久，黄欧东同志也调走了， 段德彰同志接替黄为特委秘书长并兼统战部长，对外的职称是陕甘宁边区政府驻陇东办事处主任。
  一九三八年五月，中央决定陇东特委和陕甘宁边区的庆环分区党委合并，统一组成陇东分区党委，受陕甘宁边区党委领导。 干部又作了一些调整，李铁轮同志调走，田马文瑞同志任分区党委书记，彭飞同志为宣传部长，陈仁麒、段德彰同志仍分别任组织部长和统战部长，李廷序同志调任分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我接替李廷序同志任庆阳县委书记。
  三、王明路线对陇东工作的危害和纠正王明路线的影响“西安事变”至一九三七年底这段时间，陕甘宁省委和陇东特委（主要是袁国平同志任特委书记时期）在中央领导下，执行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陇东新区各方面工作进展显著，形势很好。但从三八年初开始（主要是李铁轮同志任特委书记期间）， 由于执行了王明右倾路线，不仅未能发展大好形势，而且丧失了不少已取得的阵地，许多工作一落千丈。当时在所谓“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路线指导下，为了适应国民党的需要，把抗日救国会改为抗敌后援会，把抗日自卫军改为自卫队，并且要群众团体不得办理政府的事务，如不得管打官司、抓坏人、禁止赌博等等，也不得干涉政府的工作，实际上就是不得干涉国民党行政人员（区长、联保主任、保、甲长）的胡作非为。这样不仅把具有人民政权性质的抗日救国会贬低为一般群众团体，把人民已经取得的权利让给了国民党，而且也把我们自己、把群众组织的手脚捆缚起来了，把我们一年多工作取得的一些成果和阵地丢失了。当时还把已在人民群众中建立了很高威信的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也取消了，要党的工作人员不得公开露面，要党的机关和工作人员实行所谓“社会化”、“职业化”。 为了所谓“社会化”、“职业化”，特委在庆阳搞了一个商店， 叫我们县委的领导同志包括李廷序和我都住在商店里，以商店工作人员的面目出现。这完全是采取白区搞地下工作的作法。在我们自己的地区采用地下工作的办法，这简直是笑话，但这却是千真万确的历史事实，仅仅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右倾到了什么程度了。由于我们步步退却，已取得的成果和阵地一个一个丧失，致使不少干部情绪消沉，无事可做，感到没有前途；群众失去信心，觉得共产党和红军不给他们撑腰了。于是许多工作不但没有前进，而且倒退了，形势很快逆转过去，结果国民党的气焰又嚣张起来。还在一九三七年九、十月间，国民党的县长从庐山受训回来，曾经把镇原县抗日救国会主任贾联瑞扣押起来，经过斗争，他们才不得不把贾联瑞放出来，但并没有放弃破坏抗日救国会的活动。三八年初开始，在王明路线影响下，我们步步迁就、退让，国民党就放肆了。本来我们在庆阳办了个《陇东报》，国民党在西峰镇就同时办起个《新陇东报》，他们按照国民党反动派“限共、溶共、灭共”的政策，在报上放肆地谩骂和攻击我们。他们还通过区长、联保主任、保甲长恐吓基本群众和积极分子，限制抗日救国会的活动，通过“别动队”搞特务活动，组织他们的自卫队，并通过兵役人员抓壮丁当兵，搞垮我们的自卫军。这些都说明王明路线对陇东新区工作的危害是不小的。根据我的回忆，当时对镇原工作的危害更为严重。如果没有这种危害，我们后来在镇原的斗争就不会那样艰难。一九三八年九、十月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之前不久， 中央派王若飞同志来庆阳检查工作，发现了陇东新区工作上的上述错误。在他的指导下，陇东分区党委召开了党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分区党委委员和各县县委书记，我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上王若飞同志批判了上述错误，认为这些做法是违背统一战线原则的，强调指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既要坚持统一战线， 又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不能迁就国民党。听了王若飞同志的讲话，我们如大梦方醒，认识到原来在年初李铁轮同志到延安开会带回来传达的一套东西是错误的。大家联系半年多来的工作实际进行讨论，更体会到那套东西所带来的危害。大家都拥护王若飞同志的讲话，并且下决心要把过去搞错了的纠正过来。这是陇东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一次会议。三八年底，传达学习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认识又提高了一步。当时我在庆阳工作，这次会议后，我们庆阳县委就不再按照过去的错误政策执行了，并且采取了措施纠正过去的错误。如：恢复抗日救国会原有的职权，国民党政府人员和保、甲长等如为非作歹，欺压人民，抗日救国会就要管。县委也从商店里搬了出来，不搞所谓“社会化”、“职业化” 了，对外改称三八五旅民运科，一切工作又恢复到袁国平同志在特委时的情况，群众精神又振作起来了。三八年十一月间，国艮党县政府妄图控制我们的自卫队，给庆阳城区自卫队派了一个教练员。我们提醒自卫队干部提高警惕，不要他们“教练”，这些干部积极响应，结果这个家伙被自卫队赶跑了。国民党区长辛志杰本来还想镇压，一见形势不妙，破窗而逃，连区公所也不敢躲了。这说明纠正王明路线的错误政策后形势又变好了，但这只是庆阳的情况。至于就整个陇东新区来说，纠正错误路线的危害并不那样容易，特别是原来我们工作基础比较薄弱的县，斗争还是相当艰苦的。如镇原县，县城有四个门楼，原来是由我三八五旅七七〇团驻防部队同国民党县政府的保安队共同站岗的，后来由于受王明路线的影响，迁就退让，我们的卫兵撤了。当我们知道了这样对我们非常不利，想重新去占岗楼时，国民党就不让了。到一九三九年四月下旬，就发生了所谓镇原事件，即国民党第三区（陇东地区）专员锺竟成调来一六五师配合地方团队，武装驱逐我镇原的驻军和工作人员。我们在镇原的群众工作原来就不很强，这时已更涣散了；我驻军部队又只有一个营，城内又有国民党的保安队，四个城门楼被敌人占据，自卫队也被他们掌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已被迫放弃了县城，县委和驻军部队都转移到了孟坝镇。我认为这是王明路线的危害所造成的一个恶果。但这时我已不在镇原，详细情况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