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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利用进贡的机会，携带当地土特产 到中原内地贸易,换取各种生活必需品。这种形式实际上是第一种 形式的发展。明朝当时规定，朝贡使臣可以“量带方物来京贸 易”②，进贡之后，于会同馆(使节居住之所)开市五日，“许官民各 色铺行人等持货入馆，两平贸易”③。此外，公元14、15世纪，明朝 还曾先后在兰州、凉州、甘州、宁夏、大同等地置设“马市”，以便利 西域诸地游牧民族与内地农业定居民族进行贸易。东察合台汗国 与中原地区的“互市”贸易肇始于永乐十一年(1413),是年,明朝皇 帝敕甘肃总兵官丰城侯李彬曰：“别失八里王马哈麻敬事朝廷，遣 使来贡，如至，可善待之，其市易者听其便”。自此，两地间互市贸易 便有了很大进展。据《明实录》记载，当时东察合台汗国卖给明朝马 匹的价格是“中马每匹钞三千贯,下马每匹二千五百贯，下下马每 匹二千贯，骤驹一千贯”④。除了马匹,蒙兀儿人与中原内地贸易的 还有回回青(染料)、刀、锂、兽皮、眼镜等。而换来的物品则有缎、瓷 器、茶叶、铁器、药材等。
  在两地之间的商品贸易交往中，有时通贡与互市混同一起，若 宣德二年(1427)12月，明廷赐“歪思王使臣满剌法黑儿者罕二百 五十九……银钞、彩币表里、纱罗、绫、细绢有差，仍赐满剌法黑儿 者罕纱绢，酬其马直(值)”⑤。显然，这里的“回赐”与“酬其马值”实 际上是两种形式的混合。又如景泰三年(1452)11月，别失八里一 次贡玉石百块，重3822斤,经礼官检验皆不堪用。然而出自政治上 的考虑，明王朝最后还是收买下，“每二斤给赏绢一匹”⑥。仅此一项,蒙兀儿汗及异密们就得绢近2000匹。
  随着东察合台汗国与中原内地间经济贸易关系的发展，西域 蒙兀儿人中还岀现了一些专门仰此为生的商人阶层，例如明永乐 年间，就有一个名叫撒都儿丁的蒙兀儿商贾,经常往返经商，活动 在甘肃、西域之间①。这些商人活动能力极强，他们“每沿途寄住, 贩易谋利,经年不归”②。有的则假进贡之名，“在京商贩，有留会同 馆三四年者”③。特别是夹在朝贡的队伍中尤能获利，因为明王朝 当时对于周邻各地进京献贡的使团有许多优惠条件,“既名贡使， 得给驿传，所贡之物劳人运至。自甘肃抵京师，每驿所给酒食刍豆， 费之不少。比至京师，又给赏及予物，直其获利数倍。以此胡人慕 利，往来道路，贡无虚月”④。根据鄂本笃书的记述，尚知是时之“肃 州城，则分作两部分，一部为汉人所居，他部为伊斯兰教徒所居，其 人皆来自西域哈实哈儿等，专为营商,多有在此娶妻生子者，家室 缠绵，因留于此，不复西返，遂籍入土人之列”⑤。这些商人的所作 所为实质上也是两地间民间贸易往来的一种形式。它从一定程度 上反映了蒙兀儿人中商品经济观念的出现和发展。
  东察合台汗国所辖地域范围，扼东西往来要冲，自占据土鲁 番、哈密地后，不仅西与河中诸地，东与中原内地进行商品贸易往 来，而且基此大作转手贸易,从中获取暴利。帖木儿在世时,西班牙 公使克拉维约出使撒马儿罕，在那里见到从世界各地运来的各种 货物商品，其中“有从中国境运来世界上最华美的丝绸品”,“有一 种为纯丝所织者，质地最佳”，还有“自和阗运来宝玉、玛瑙、珠货以及各样珍贵首饰。和阗所产之货，其极名贵者，皆可求之于撒马儿 罕市上，和阗之琢玉镶嵌之工匠，手艺精巧，为世界任何地所不 及”①。著者在其行纪中还记曰，就在他们行抵撒马儿罕城数月前, 有一支来自中国的拥有800峰骆驼的商队，载来大宗商货,在撒马 儿罕城为帖木儿所拘②。上述之商队行抵河中各地，皆须途经东察 合台汗国境，蒙兀儿人自软赖此收取路税了。明朝大臣桂萼曾在其 奏折中言：当时西域诸地,“需于中国者，曰茶、曰大黄、曰麝香”, “而土鲁番得此，欲转货各国，以取重利”③。有书说东察合台汗国 商人''仰华夏以'为利，藉黄、麝以厚生”④，此言委实不假。
  总而言之，纵览明一代东察合台汗国与中原地区的往来联系， 无论是前期双方频繁的政治、经济往来,还是后期对于“丝绸之路” 要冲哈密的激烈争夺，经济因素无疑在中间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蒙兀儿人多数长年活动在草原地区，过着逐水草而流徙的游牧生 活,他们缺乏内地农业民族精美的生产、生活用具。蒙兀儿诸汗及 贵戚将前往明朝进贡之道谓作“金路”，由此可见这种频繁的往来 联系在他们日常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当然，中原地区也需要 西域诸地经济上的支援和帮助，“边关立互市，所以资国用，来远 人，其听之”⑤，明朝皇帝这段话也足以说明这点。除此之外，明王 朝更希冀通过这种不间断的经济往来建立一个和睦安静的边邻环 境，他们也时常以这种经济联系作为抚绥西域诸地政权的强有力 手段,不时以闭关绝贡相胁，惩罚那些桀骜不驯的王公贵族。所以东察合台汗国时期，尽管明朝并没有在其境内设置过什么行政管 理机构，但双方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和联系却很密切，一直 未曾间断。早在上个世纪末，著名的东方学家N •伊莱亚斯在《拉 失德史》英译本序言中，曾对此发表了这样一番议论:“值得注意的 是,那些汗和异密（按指东察合台汗国）不论是由于心悦诚服，还是 由于其他原因向中国（明朝）屈膝称臣了，但却又毫不踌躇地同帖 木儿那样伟大的军事家较量高低,帖木儿的威力虽则迫在眼前，却 没有使他们悚然起敬，也没有阻止他们侵入其领土,或以其他方式 冒犯虎威，以致引起帖木儿的报复。至于中国人则始终有一种手段 可以吸引远方国家来归，表面称臣，虽则没有威力使其真正服 从”①。对于这一问题•上面的一些阐述可谓是基本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