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市图书馆

古代各民族的分布及民俗的传承性特征直接制约和影响着草原艺术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各民族的艺术既有时代气息又具传统特色。斯坦因在谈到尼雅遗址居住民俗的传承性特征时说：“近旁一座花园的布置显得甚为清楚。至今露出地面有八尺到十尺的白杨树干尚看出排成小小的方形围绕着两边的荫路，至今疏勒同克里雅的花园还是如此。我曾在两平行的芦苇篱笆之间行走，至今还是一条村道，同17世纪以前还是一样，这真足以引起人异常的感觉，泯除了一切时间的观念。”①如果我们拿汉代交河故城与今日的喀什市对比，会产生同样的感觉。众所周知，交河故城内，街道狭窄，街的两旁均为土崖，其上筑有房子，而喀什市的旧街窄巷与交河故城的小街一样。在这里，居住民俗的传承性特征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和说明。
  古代民族艺术的传承性是民俗传承性的集中表现。在这方面， 北方草原提供的实例是很多的。今日草原艺术往往是昨天艺术的继承和发展。新疆维吾尔族的花毡艺术便是一例。毛毡是古代游牧民族的一项重大发明。目前所见，新疆最早的毡类标本，是罗布淖尔地区孔雀河下游古墓沟出土的尖顶毡帽，毡色单纯，毡质平匀、厚实，擀毡水平较高，距今约3 800年左右。② 维吾尔族的先世回纥原居漠北，从事游牧和狩猎，由于有丰富的原料和生活上的需要，很早就掌握了制毡技术。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这是说漠北的出产，其中的“旃”即毡。古代西域的龟兹国（今库车一带）、朅盘陀国（今塔什库尔干）、跋禄迦国（今阿克苏一带）、佉沙国（今喀什一带）等地所产的细毡，声名遐迩。①这在考古发掘中也得到证实。除前面提到的孔雀河下游古墓沟出土的3 800年前毡帽外，在鄯善县春秋至汉代姑师古墓中出土有用红色薄毡裁剪后缝缀而成的帽子和用细白绳锁边的白毡。② 洁白的毛毡铺在朴素无华的毡帐或土屋中，未免显得单调乏味，古人可能在彩色织物的启发下，萌发了创作花毡的念头。《魏书·西域传》中说康国（今撒玛尔罕一带）中出锦毡。《唐熙字典》说“锦”是“襄杂色”之意。这里所谓的锦毡，是指哈萨克族的贴布绣花毡，抑或维吾尔族的彩色毛绒贴花毡，虽不能遽断，但其为彩色花毡却是无疑的。出土文物证实，至迟在唐代便出现了与现代维吾尔贴花毡相同的毛毡。巴楚县托库孜沙来古城中的唐代文化层中曾出土过贴花毛毡，那“是用不同色彩的毛绒，在制毡过程中按一定图案设计放好”，将毡压实揉合为一的。这与现代维吾尔花毡的制作方法基本相同。唐人李端诗作《胡腾儿》谓：“扬眉动目踏花毡，红汗交流珠帽偏”，说明唐代花毡已被西北少数民族歌舞艺人用于舞场。西域的远古花毡，虽不一定都是维吾尔祖先所制作，但维吾尔现代花毡艺术必是古代西域花毡艺术的继承和发展。
  从新疆贴花毡图案的内容看，与维吾尔族传统民族文化也是息息相关的。比如，托盘式贴花毡的图案的主体纹样，是一排或二排向左右展开的托盘图案，那是由于维吾尔族惯于席地而坐，待客常以托盘盛食，于是聪明的花毡艺人便在空无一物的毡面上铺排布局紧凑的托盘，以虚代实，给人以珍馐罗列、百味齐全之感。
  新疆传统地毯图案，也与传统民族艺术有着继承关系。新疆地毯传统图案形成的历史源头，可以追溯到荒古时代。早在公元前三四千年的新石器时代，在塔里木盆地的边缘绿洲地带和北疆草地居住着一些原始部族，这些土著民族用自己的劳动和智慧创造了当时较发达的古老文化艺术。比如，从巴里坤、木垒、奇台、吐鲁番、哈密、罗布泊、疏附等地出土的陶器上可以看到各种三角纹、浪浪纹、菱形格纹和涡旋纹等，这些纹饰既不完全相同于中原新石器时代纹饰，又不同于同时期的西方纹样，而是数千年来一直在新疆的壁画、刺绣、雕镂、印花、图案等艺术中广泛使用。比如，从古楼兰、民丰、巴楚等地遗址中出土的几件栽绒地毯的图案布局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些共同特征，它们的图案都是几何形纹样，多以菱形纹路构成基础图案，再以变形的花卉、禽兽等装饰填充，形成重叠式纹样。另外，栽绒地毯都有一段边框，民丰出土的地毯边框较多，层次也很分明。这些纹样，是新疆传统地毯图案的基本特征。类似纹样，在拜城克孜尔及库车库木吐拉千佛洞内，汉唐壁画，佛龛及藻井布局中，在罗布泊和民丰等地出土的木器家具的浮雕中，以及建筑装饰中，都屡见不鲜。直到今天，它们依然是新疆地毯主体纹样中的常用图案。
  新疆维吾尔族建筑图案，既具有东方文化的特点，同时又吸收了一些西方艺术的风味；它是伊斯兰教的精华，同时又继承和搀杂了佛教、基督教、祆教、摩尼教和其他拜物教的特殊纹样；它具有维吾尔族图案艺术传统的特殊纹样组织形式，同时又吸收了汉、回、哈萨克等民族的纹样特点，可谓民族形式的大融合。但是，尽管渊源如此博杂，却仍然保持着维吾尔族建筑图案的基本特点。这种特点，在千百年来一直顽强地显现着它那独特的生命力。以维吾尔族住宅的门楣、房檐板、柱头、柱身、柱座而论，有各式各样的木雕花。这些木雕花，不似内地的圆雕或半圆雕的写实手法，它有几何纹和植物纹，图案变化突出，风格独特，富于装饰。这种工艺至少沿袭了一千多年的历史。
  在尼雅废址发掘的雕刻复合木制托架中，第二排皆属西蕃莲或花叶构成的长方形适合纹样；第三排中间是插有桑叶与桑子的花瓶装饰，两边是两只对卧的兽，颈上有鬃毛，肩部有翼，似飞马；第四排的形式同第三排，只是两边的卧兽似犬；第五排大致以植物与几何纹样装饰，与第二排同。在尼雅发掘的古代木椅，正面纹样似乎是用绳交叉捆住的大腹小口的酒坛，四条腿的上方都是四瓣双层花作方形适合，四周是联珠装饰。椅的两侧面是以大型忍冬花蕾在联珠三角形中作适合，上两角为叶纹装饰。①见于尼雅废址复合木制托架上的雕刻纹样，在近现代维吾尔族木刻纹样中随处可见，两者存在的源流关系一望便知。
  新疆的土陶，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比如喀什噶尔的土陶，从造型和纹饰看，均与新疆境内古代遗址和墓葬中发掘出土的彩陶在造型和纹饰上相似，还有的与古墓群中出土的隋唐时期的三彩釉陶一脉相承，这表明了新疆土陶艺术植根于当地的古老的陶器艺术之中。另一方面，新疆的制陶业也经历了历史的变革，自11世纪初伊斯兰教传入新疆以后，在造型和风格上逐步走向伊斯兰化，因为伊斯兰教忌讳和禁止描绘有眼睛的人物和动物，因此人们的审美范畴转向表现花卉、果木、几何形纹样图案，陶器的纹饰自然也不例外。
  在维吾尔族贴花毡巾花式图案中填充的色块和圆眼的网纹样，也见于西汉彩陶壶上。②在变体花绳式图案中，把常作边缘纹样的涡旋纹大胆运用在主体部位，使图案粗犷放达，别具一格。从这些涡旋纹中，仍可看到公元前新疆彩陶中常出现的由倒三角演变而成的涡旋纹的影子。① 见于新疆传统地毯图案的石榴花，在罗布泊出土的汉魏时期的缂毛毯中已经使用它。图案中的四瓣花纹，有人称为四叶纹、棉蒂纹，国外学者把它称为玫瑰花纹，早在汉代，新疆生产的毛织品中就被采用，后来广泛地用在地毯图案中，或做为主体纹样，或做为边缘、边框纹样，或做为填充装饰花纹。
  新疆龟兹壁画中的乐舞形象给予维吾尔族现代舞蹈以深刻的影响。龟兹乐舞在漫长纷繁的社会变革中，原来的面貌已经起了根本上的变化。但是，其优良的艺术传统和特点还在繁衍发展着。在誉称“歌舞之乡”的新疆库车地区，现在仍然盛行着丰富多采的民族歌舞，它与古代西域的“俗尚歌乐”、“管弦伎乐，特善诸国”是一脉相承的。
  站在龟兹壁画前欣赏时，顿感古代龟兹乐舞艺术的风格与现在维吾尔族歌舞是紧密相连的。壁画里的舞伎双臂高挚，步履轻移的形象与维吾尔族舞蹈擅长举臂，脚步徐动的舞姿是何等相似。在克孜尔18窟与114窟都有一种双臂举起，头向右倾，眼睑下垂，双腿略分，右脚点地的舞姿。这与库车民间“赛乃姆”的一些动作几乎无差。克孜尔135窟一个手提水壶，左臂屈于胸前，左脚跷起的动作，非常近似维吾尔舞蹈的一种基本步法。库车库木吐拉63窟一个男子蹲裆式舞姿，与维吾尔男子舞蹈基本动作很相似。龟兹壁画中还有许多顶灯、顶碗的形象，也类似现在库车一带盛行的顶盘子、顶碗具的民间舞。由此可见，现今的草原艺术深深植根于传统的民族文化艺术之中，传统民族艺术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草原艺术的继承和发展。
  维吾尔族使用的乐器，也大多继承了龟兹乐器的传统。其中手鼓、筚篥、横笛等与今相同。古龟兹的五弦与现在的维吾尔族的一些犁形体、横弹式的乐器有一定的渊源关系。维吾尔族以打击乐贯穿音乐舞蹈的始终，与壁画所见情景近似，并和史籍中“鼓舞曲多用龟兹乐”①的记载相吻合。
  当然，壁画中的乐舞形象，不能等同于维吾尔族现代舞蹈，在漫长历史发展中，维吾尔是在继承、吸收、扬弃中发展了舞蹈艺术。比如，扭胯的动作在皈依伊斯兰教后就舍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