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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亚北大陆草原，远古的猎牧民留下了丰富多采的文化遗迹，诸如举世闻名的以细石器为主要特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鄂尔多斯青铜文化，以及其他从古至今的骑马人的文化等等。然而最引起考古学家、艺术史家和文化人类学学者注目的，却是分布于高山、草原、岩脉，以及沙漠周边的岩画和石雕人像。岩画中，除了为数众多的动物形象外，最引起学者兴趣的莫如神格面具岩画，因为它不仅形象奇特，而且带有一种疑惑难解的神秘意味。石雕人像则往往立于石堆墓之旁，并面向着太阳冉冉升起来的地方。
  神格面具岩画和石雕人像，这两种万里草原上最常见的古老的文化现象的特有的文化内涵是什么？它的功能又是什么？一直是学者想揭开而又难以破解的千古之谜。
  越来越多的神格面具和石雕人像的被发现，和各国考古学者对其开拓性的研究所取得的可喜成果，为破释这种蕴寓着深邃的文化内涵的文化现象露出了一线光明。
  如前所述，在内蒙古阴山、乌兰察布草原、巴丹吉林沙漠地带、赤峰地区、哲里木盟，宁夏的贺兰山、北山，以及新疆阿尔泰山地，广泛地分布着一种被北魏郦道元称之为“人面形”，被考古学家称作“人面像”或“类人首”的岩画，而被我却称做面具，因为它酷似面具，并具有面具的功能。它在世界上的分布极为广泛，东从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加拿大的西海岸；西到我国东海之滨的江苏、台湾、福建、广东；南到澳大利亚北部；北到西伯利亚叶尼塞河、安加拉河，以及黑龙江北岸、乌苏里江东岸。可见它是世界上许多地区远古人类一种分布普遍的特有的文化现象。
  这种被人称作“类人首”或“人面像”的岩画，通常被凿刻在峭丽的垂直石壁上，但也有少数被磨刻在平滑的岩盘上。在分布上，通常不单独存在，而是两个或三五个成片存在，但上百个的大的圣像壁亦很罕见。它们在作画环境上通常很有规律，一般被刻制在山口左右石壁上，山沟拐弯处，或避风向阳处，但这种情况，并非都是如此，而是以有适于创作的园地为转移的，也就是说，那里必需有大面积的、光平的、适于作画的石面，否则是无法进行创作的。图像所在的具体位置，有的是在山脚下，有的是在石壁顶部，人们难以接近的地方，但一般在人们便于观览的地方。究竟要刻在石壁的哪一部位，以适于作画的石面和便于观看为转移。
  个个富有神格的面具岩画，都是正面向着观众。其形象千奇百怪、五花八门，没有一个是互相重复的。面具岩画，从总体上看，活像人的一张脸，也有个别的像一个兽面，还有一些由于严重变态，而变成抽象化、图案化的图形了。面形的轮廓，有正圆形、椭圆形、长方形、肾形、长圆形。面形轮廓之内，有眉、眼、鼻、口，有的还有胡须，除晚期岩画外，一律没有耳朵，活像一个脸壳。但对五官的制作并不怎么严格，五官备具者仅是其中一部分，或只有眼睛，或只有眼、鼻、口，或只有眼、口。即使是五官备具的面像，也严重变形，仅具有象征意义而已。由神格面具所表现的人物的年龄、性别、社会地位，以及喜、怒、哀、乐的表情，常可由面像形态传出。比如，有的面具岩画腮下，有一撮或粗或细的胡须，有的面带笑容，有的怒容满面。
  神格面具的装饰还是很丰富的，头顶上有羽毛、鹿角、羊角、串珠、太阳的光冠等，有的耳部还有长长的耳饰。
  这些形形色色的、千奇百怪的人面形图像岩画为什么要归入面具呢？这除了以前的学者有如此称呼外，约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从形象上看，它活像人的脸壳，通常面部五官备具，而没有耳朵。颈部也不予表现。个别画面，即使表现颈部或变了形的人身体轮廓也严重变态，这或许已不是面具岩画而已为神灵画像了。
  其次，它酷似我国商、周时代的铜面具。我国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有面具，比如西安半坡彩陶盆上就有人面鱼纹形的面具。①到青铜时代，不仅有面具形，更有了面具实物出土，比如西安老牛坡商代遗址②、安阳殷墟③、陕西城固商代祭祀坑④、四川广汉三星堆商代祭祀坑⑤、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⑥，以及北京琉璃河西周墓等地都出土过青铜面具，有的还出土过金面具。这些面具，虽然受质料、制作方法和使用方式的制约，与在岩石上制作的岩画面具在形象上不完全一致，但在形制上却十分雷同。
  其三，从岩画面具产生的历史背景看，这些面具岩画的制作年代，约从新石器时代，经青铜时代，一直沿续到早期铁器时代，甚至个别可以沿续到吐蕃生活的唐代。但绝大多数面具岩画是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的作品，大约青铜时代是岩画面具的顶峰时代。从此之后，由于生产力的提高，人的作用的增大，祖先偶像崇拜的日益盛行，以岩画面具为外化形式的自然偶像崇拜便一落千丈了。
  在岩画面具盛行的时代，是一个由各种自然神占据统治地位的时代。正如美国学者苏珊·朗格所说的：“每一种艺术形象，都是对外部世界某些个别方面的选择和简化，都要经受内部世界运动规律的制约和限定，当外部世界中的各个方面被人类逐一选择和注意到的时候，艺术便产生了。每一种艺术都有自己独特的再现外部现实的形象，然而这些形象都是为了将内在现实即主观经验和情感的对象化而服务的。原始人生活在一个由各种超凡的神灵主宰的世界里，那些超人或尚未发展成人的生灵，那些具有巨大魔力的神灵鬼怪，那些像电流一样隐藏在事物之中的好运气和坏运气， 都是构成这个原始世界的主要现实。”①岩画面具作为原始社会的一种最早的艺术之一也是这样的。它是原始人用来表现“那些超人或尚未发展成人的生灵，那些具有巨大魔力的神灵鬼怪”的形象之用的。制造出的这些面具岩画形象，是像电流一样隐藏在事物之中的神灵鬼怪的外化形式，亦即各种自然神灵鬼怪的载体，为的是作为自然物的象征，而供生人顶礼膜拜和定期祭祀。
  从世界各地民族志的资料看，处于原始社会的人们，确实生活在一个由各种超凡的神灵主宰的世界里。在他们看来，隐藏在事物之中的好运气和坏运气左右着人生。为了趋吉避害，人们便扮作各种自然神，举办各种舞会、法会和祭奠活动，以讨好神灵。而头戴面具是由人变神必不可少的手段。人一旦戴上了面具，便立即改变了自身的身份，而成为新的存在，即已变成天神、太阳神、风神、雨神， 或其他什么神。英国学者詹·乔·弗雷泽在《金枝》一书中举过很多例子，如说加利福尼亚的波莫人每七年驱逐一次。这种类型的驱邪中，鬼邪是由人化装表示的，而化装的手段就是人戴上假面具。① 舞蹈是祭祀的主要形式，缅怀当年的原始人，在晴朗的天宇下，或皎洁的月光里，一定在部落酋长或巫师率领下，通宵达旦地欢跳媚神娱神的舞蹈，口中念念有词，或狂喊尚未完全脱离禽兽畛域的声音，并把盛满白色奶子的杯子抛洒在苍茫的天空。但跳舞时间再长也有结束的时候，为要永恒的祭奠，便把扮作各种神灵的每个人的面具，舞毕后，丁丁当当刻制在石岩上，以便作为偶像进行崇拜。因此这些图像，既是神像，又是以面具做载体的。
  这些以形形色色的面具为载体的神灵，是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的原始社会的产物。当时由于人类驾驭自然能力的低下和认识水平的局限，人们对外部现实世界的一切现象，诸如日月经天、雷鸣电闪、风起云涌、陨石坠落、山崩地裂、山洪倾泻、泉涌水流……等等，一切自然现象是不可理解的，并感到十分神秘，好像在这些自然现象的背后，有一种看不见摸不到，但又确实存在的超自然的神力，像电流似的隐形匿体在事物之中，并支配着这种种巨大而又神秘的力量。存在世间的种种自然物和自然现象，有些是对人有利的，有些是无利的，甚至是有害的，它们能给人带来好运气和坏运气。人们面对着这个严酷的而又制约着人的命运的自然界，既无可奈何，又是不甘心的，为要影响并进而支配这个由神灵鬼怪统治着的物质世界，人们就不得不放下“万物之灵”的架子，屈尊对支配自然万物的神灵去讨好。讨好的方式有媚神娱神的舞蹈、做法、祭祀等等。而为要定期祭祀，便需要有代表神灵在位的偶像，于是人们便按照自身和动物，以及自然物的形态，创造了形形色色的自然偶像，并予以崇拜，人们戴上象征自然偶像神的面具进行舞蹈，并依照面具的形象刻制在岩石上，作为自然神存在的图符。
  从以上事实得知，面具岩画产生的根本原因，缘于人与大自然的矛盾。尤其是古代北方草原游牧经济的脆弱性与薄弱性，更决定了草原先民对一系列自然物和自然现象的依赖和敬畏心理，导致了古代草原民族自然崇拜与祖灵崇拜的产生，从而也形成了以森林草原、江河湖泊、山岳巨石、圣祖圣灵为主要对象的祭祀活动。但崇拜的主要对象，先后是有不同的。一般说来，古代草原先民，最早出现的是自然偶像崇拜，而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驾驭自然力的加强，才逐渐进入祖先偶像崇拜阶段。
  自然偶像崇拜阶段，直接而又现实的表现形式是将祭祀的对象制成各种偶像。散刻在草原各地的神格面具岩画，无疑就是草原上流布最广、数量最多、延续时间最长的自然偶像，也就是形形色色的自然神形象。这些自然神所取的相貌，是将物人化和人的物化撮合在一起的浑沌形象。它既赋予以人格又在某种程度上保留着物格成分，将之揉合在一起便形成神格，用以供奉祀拜。古人参与日常祭祀与朝拜这些偶像，是他们精神生活、价值观念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以面具为载体的自然偶像崇拜，他们在心理上协调了人与自然的矛盾，加强了社会群体的协力意识。
  由岩画面具所表现的自然偶像，包括有各种各样的自然神袛，这从某些岩画面具的形象可以显示出来。现举数例予以说明。
  天神偶像。在内蒙古阴山和阿拉善左旗双鹤山人面沟，有些面具岩画，在其周围有一簇簇多寡不一的小凹穴，这应是对星辰的表示。在阴山一幅面具岩画中，不仅有小凹穴所表现的星座，还在同一石块上刻着由星座组成的星象图，这更可以证明在面具岩画之旁的小凹穴表示星辰。星辰高悬于太空，星辰之旁的神像，那自然应当是高居于天际的天神了。天的无限性，自然给人以神秘莫测之感，加之天空有日、月、星辰运转经天，忽而浓云叆叇，忽而雷声殷殷，忽而浓云密布，时而狂风大作，时而雷雨交加，变幻莫测，令人惊骇不已。古人不明其因，遂感有天神，并由天神指挥着这一切自然现象及其变化。草原古民，匈奴、突厥、柔然、蒙古，皆有尊天、敬天、畏天之俗。如此看来，人们在石面上刻制天神偶像，并定期祭祀朝拜，就不是难以理解的问题了。
  太阳神偶像。在内蒙古的阴山、桌子山和宁夏贺兰山各地岩画中，有一种特别引人注目的岩画面具，其形为人面，周缘布满太阳光的射线，以示人头上戴着太阳的光冠，这应是太阳神的偶像。这是将人（人面）物化，将物（太阳光）人化的综合体。古代许多国家和民族流行过太阳崇拜。金文、甲骨文中，皇字就是头戴太阳光冠的太阳神的形象。从各地岩画看，古代北方草原猎牧人，也曾流行过太阳神崇拜，他们通过对太阳神偶像的祭祀仪式或在其前欢跳媚神舞蹈以实现对太阳的崇拜，并宣泄对太阳的盛情是情理中之事。在阴山的深处，有一个庄严肃穆的人形，伫立于大地，双手上举，在头顶双手合十，其上一太阳形，形象地显示了古人拜日的情景，与各地太阳神面具所表现的太阳神偶像崇拜默然契合。
  生育神偶像。我国北方草原岩画中，有许多反映生殖巫术画面，如男根女阴、交媾、生育舞蹈、性器图符、人迹、动物蹄印等画面，都与生殖崇拜有关。此外，生育崇拜的思想，还反映在生育神偶像岩画的制作上。最突出的例子，是宁夏贺兰山发现的一幅，磨刻在峭丽的岩壁上。其图像很奇特：婴首下磨刻着与“姜寨一期”相似的女阴符号，象征婴儿已从母体中顺利分娩出来，其功利意图是很明显的。① 星神偶像。仅在阴山岩画中发现过。这幅岩画磨刻在与地表同高的岩盘上。画面由四个大圆圈组成，每个圆圈内又有若干个小圆穴。整个画面给予人的突出印象，它不是一般的圆凹穴，而是确有含意的密密码码的星星，那些被大圆圈圈着的凹穴，已被拟人化，而为星神。
  除以上各种神灵偶像外，还可能有水神、风神、山神、雷神、雨神，以及其他什么自然神。时代略晚，还应有祖先神。《史记·匈奴列传》和《汉书·匈奴传》都记载了匈奴定期拜祭自然神和祖先神的生动描述，谓：“岁正月，诸长小会单于庭，祠；五月，大会龙城，祭其先、天地、神鬼。”《后汉书·南匈奴传》称匈奴俗：“岁有三龙祠，常以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以上记载，说明到特定地点定期朝拜的各种神灵是应当有偶像的。从在我国北方草原发现的大量神格面具岩画看，这些被顶礼膜拜的天神、地神和祖先神不是别的，正是这些由神格面具为图符的自然神偶像和祖先神偶像。
  总之，面具岩画包含着形形色色的自然神，它是各种自然物特有的图符，人们向它祭祀，就是向它所代表的自然物的讨好和献媚，为的是通过向神灵的乞求，以达到风调雨顺、万物祥和、人畜兴旺的功利主义目的。
  在欧亚北大陆草原，尤其是这个草原的东部，由神格面具所揭示的古代历史现象看，居住在这里的远古先民，曾长期存在过自然偶像崇拜，这是脆弱的牧业经济在宗教文化方面的反映。流行在草原上的时间约从新石器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似乎青铜时代或更早一些时候达到了高潮。在此期间，人们试图通过对代表自然神灵偶像的面具的祭拜，以协调人与自然间的矛盾，使在严酷自然界威逼下的生民，缓解精神上的压力，求得心理上的平衡。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人类受自然界的压力和制约力也随之减轻，大约到青铜器时代或更早，对自然神偶像的崇拜也就逐渐消弱了。与此同时，人与人之间，氏族与氏族之间，部落与部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为了争夺水草和生存环境，围绕着由谁来主宰这个草原世界的问题，矛盾越来越尖锐了，并展开了殊死的争斗，于是人们的宗教信仰展开了一场变革，传统的自然偶像崇拜不再被人们重视了，代之而兴的是祖先偶像崇拜，由自然偶像崇拜到祖先偶像崇拜的转化，是草原古民在原始宗教信仰方面的一次革命，一次重大的质的变化，从而由人与自然的矛盾转为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即由通过原始宗教以缓解人与自然的矛盾转向以增强本氏族的内聚力以抗拒其他氏族。应该说，这个变革是由生存上的需要而引起的。
  进入祖先偶像崇拜时期后，祖先偶像崇拜空前的增强了。人们通过祖先偶像崇拜，以唤起对血缘关系的认同，求得社会群体的内聚外拒，而保持民族的独立与统一。历史发展到这个时期，以神格岩画面具作为载体的自然偶像明显地衰落了，不仅制作荒率，形体简陋，而且从神圣的位置拉了下来，面具岩画与动物岩画往往混杂在一起。而在同一时间，代表祖先偶像崇拜的民间偶像，尤其是墓地石人雕像却悄然兴起，而成为欧亚大陆草原令人瞩目的文化现象。
  这种石人雕像，约起源于青铜时代，鼎盛于唐代突厥，一直延续到元代蒙古人之中。
  世界上许多民族留传着昔日祖先崇拜的蛛丝马迹，从这些若即若离的有关祖先崇拜的传说中，道破了人类历史上长期存在过祖先崇拜的事实。但正如远古时代曾盛行过的自然崇拜一样，崇拜是有偶像的。比如草原中古时代的契丹族，就有通过崇拜髑髅而进行崇拜祖先的事实。相传，契丹族在初兴之时，曾“有一主，号曰迺呵，此主持一髑髅，在穹庐中，覆之一毡，人不得见，国有大事，……始变人形。出视事已，即入穹庐，复为髑髅”①。髑髅即已死人之头，是契丹族先人的体现。古传说中的髑髅变人形，强调了“形”上的变化，即由髑髅变成貌若生前的先祖，同时还具备了帮助后人的能力。无疑契丹这一认识观念是祖先崇拜观念的产物。
  13世纪欧洲旅行家们对古代蒙古族的偶像崇拜有过详细的描述：“（蒙古人）对神的信仰并不妨碍他们拥有人像以毛毡制成的偶像，并把这些偶像放在帐幕门户的两边。”①“他们的亲属死后，也以毛毡制成死者的像，以最珍贵的衣料做成衣服穿在毡像上……在节日的每个月第一天，他们把毡像拿出来，在帐幕里把它们整整齐齐地排成一个圆圈，然后向这些偶像鞠躬行礼。”② 中国北方草原各民族，从匈奴、鲜卑、高车、突厥、回鹘、吐蕃、契丹、蒙古存在过种种以崇拜祖先偶像为形式的祖先崇拜，其中分布空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祖先偶像崇拜是古代草原各民族墓地上的石雕人像。
  草原民族墓地石雕人像，广泛地分布于北亚草原的色楞格河、叶尼塞河流域、图瓦地区、阿尔泰地区、伊施姆河流域、托博尔河流域、乌拉尔河流域、伏尔加河中下游流域、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西部和东南部、伊犁河流域、塔拉斯河流域、锡尔河流域北区，以及我国的新疆和内蒙古等地，从北亚草原经中亚，一直到欧洲草原，到处都有分布。迄今为止，在欧亚草原上，相继发现的墓地石雕人像约有千余个，仅我国新疆和内蒙古已发现的就有200余个。这些石雕人像大小有别，形态各异，时代不同。按其形状、时代和族属，大约可分作四种类型，即条柱状石雕人像类型；古代突厥人石雕人像类型；伏洛瓦齐人石雕人像类型；蒙古族人石雕像类型。这在前面已经提到了，兹不赘述。
  欧亚北大陆草原古民，在历史上曾经历过自然偶像崇拜和祖先偶像崇拜两个明显的发展阶段，但这两个阶段的信仰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在自然偶像崇拜的后期已萌生了祖先偶像崇拜的内容，而在祖先偶像崇拜时期依然遗留着自然偶像崇拜的若干因素，这在古文献记载、民族志资料和考古发现中都可证明这一点。草原古民这两种崇拜的长期性和互渗性是古代草原意识形态的显著特点。
  这些特点的形成，是有其必然性的。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在茫茫的亘古荒原上，大约从开天辟地的时候起，直到青铜时代进入畜牧社会前，经历了数万年的狩猎时代。在这漫长的悠悠岁月中，社会生产力虽因狩猎工具的发明和改进，生产力有所提高，但其力度是不大的。这种情况，就决定了草原古民长期在自然力的威逼下过着艰难的日子。各种自然力的肆虐和危害，决定着古民的生活和生存，人们的安危与祸福，依仗着大自然的恩赐。人们在这样朝不保夕的社会下生存，自然对自然力产生畏惧感和神秘感，人们把制约人生的自然力予以人格化造出各种神灵，从而去顶礼膜拜。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生活的人们，自然偶像崇拜理所当然的成为古民的主要崇拜思想。
  由于青铜器的广泛使用，社会生产力有较大提高，从而使草原古民进入畜牧社会。这时古民在一定程度上从自然力的统治下得到解脱，并意识到自身的力量，尤其是本氏族的出类拔萃的英雄人物，更是人们崇拜的对象，于是由原先的自然偶像崇拜转变为祖先偶像崇拜。但是，由于草原那种独特的自然环境，就决定了草原古民的意识形态是建立在“四时迁移，追逐水草”的游牧经济基础之上的。游牧经济的分散性、脆弱性、不稳定性和发展的缓慢性，反映在意识形态上，必然产生长期稳定不前，这就是祖先偶像崇拜代代兴盛不衰的奥秘所在。
  又由于在畜牧社会里，生产力依然是长期落后，当时水旱灾频频发生，暴风雨和雪灾，能使经年喂养的家畜顿然化作乌有。因此，牧民惧怕自然威力的想法是不会消失的，这也就成为，在祖先偶像崇拜为主的时期，何以还存在着自然偶像崇拜的原因所在。
  即使到了草原历史的后期，佛教、伊斯兰教、景教……等一神教传入草原之后，虽然部分地更易了草原居民的代代相传的自然偶像崇拜和祖先偶像崇拜的信仰，但这种变更大都限于上层社会，作为反映自然偶像崇拜和祖先偶像崇拜的萨满教一直继继绳绳在社会的基层存在着。存在于草原上这一现象的最根本原因是草原独特的自然环境，以及在此环境上创立的经济基础。

①刘云辉：《仰韶文化“鱼纹”、“人面鱼纹”二十说述评——兼论人面鱼纹为巫师面具形象说》，《文博》1990年第4期。 ②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西安老牛坡商代墓地的发掘》，《文物》1988年第6期。 ③见《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1期。 ④唐金裕等：《陕西省城固县出土殷商铜器整理简报》，《考古》1980年第3期。 ⑤《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第10期。《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5期。 ⑥《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发掘简报》，《文物》1991年第10期。 ①（美）苏珊·朗格：《艺术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①（英）詹·乔·弗雷泽：《金枝》下，第802—803页，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 ①李仰松：《贺兰山岩画生殖巫术画新证》，《中国文物报》1992年2月16日。 ①（日）蒲田大作：《释契丹古传说——萨满教研究之一》，《辽金契丹女真史译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 ①约翰·普兰诺·加宾尼：《蒙古史》，参见（英）道森编、吕浦译、周良霄注：《出使蒙古记》。 ②《鲁不鲁克东游记》，参见（英）道森编：《出使蒙古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