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市图书馆

自公元19世纪发现了藏经洞后，全世界掀起了研究有关敦煌的诸多学问，故名之曰“敦煌学”。其中有一不可绕过的重大问题，即是什么时间发现了藏经洞的:一说为1899年，另一说为1900年。民国时期的学者以 1899年说占了主流;新中国成立后的学者提出了 1900年之说，此说逐渐占了上风。如向达在《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发现六朝残经》中所说:“顾石室藏书之发现.在光绪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五日”（据《王道士圆箓墓志》）而 1979年出版的《辞海》在注释“莫高窟”条时则两说并存:有“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一说光绪二十六年）发现藏经洞后……”之说;另有1999 年版普及本中同条注释中则与前说略有不同“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 一说1899年）发现藏经洞……”①由此看来，主敦煌藏经洞发现于1900年之说逐渐占了上风。而中央电视台也主发现于1900年之说（2010年5月26日在“新闻”栏目荧屏的下边字幕“历史上的今天”中有“ 1900年5月26日，发现了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等字样）。以上诸说，孰是孰非，莫衷ー是，而此卷之跋文则为藏经洞之发现年代，提供了宝贵资料。
  此跋文作者的父亲海涛公曾在民国初年的甘肃山丹任县知事Ì而其祖父于光绪末在甘肃玉门任县令。傅曲江自幼随祖父久赴玉门，曾随白俄学习俄文;后又随父亲赴山丹，30岁后オ回川定居，对于西北史地尤为谙熟。跋文为傅曲江追忆而记之，文中所述尽为其祖口述。而傅曲江早年人同盟会,又曾任四川盐亭县知事,四川党人公孙长子（余切）为其挚友，故卷末上オ有“甲戌春日公孙长子拜观”“公孙长子审玩”等钤印和题词。甲戌即民国二十三年，也就是1934年。新中国成立前，刘湘任四川省主席时在成都举办赛宝会,洪雅只选了这件宝物去参赛,地点在会府，引起了成都人的轰动,这オ有公孙长子等的器重。散会后,省政府又出资用紫檀木做了一个玻璃盖盒,上书“唐人写经”四个隶书大字，髹以彩漆，雕刻精美, 回到洪雅，几十年后,木盒早已无存。
  傅曲江在跋文中，起首即非常明确地断定“此唐经也”，说明他对此经卷之认识毫不含糊。接着又写道:“光緒己亥夏月，先祖升虞公宰玉门，因公诣敦煌，得于月耳泉之古洞中。”异常明晰地记载，1899年夏天傅曲江之祖父傅大恺因公出差去敦煌，并从莫高窟得到此千年遗珍。因此，通过此题跋我们即能确定敦煌莫髙窟发现准确的年代为光绪己亥年，也就是 1899年。那么，现在流行的1900年说就无法成立了。

①神田喜一郎在其《敦煌学五十年》就此问题，虽然承认有异说,亦支持1900年说。神田喜一郎《敦煌学五十年》，《神田喜一郎全集》第九卷，同朋社,198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