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市图书馆

造纸术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纸的出现，改变了人们记载、传播知识的方式，对人类文明的传播和进步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造纸术传人吐蕃的最早记载出自《旧唐书》。唐高宗时，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派使臣 “因请蚕种及造酒、碾、硙、纸、墨之匠,并许焉”®。在藏汉工匠的共同努力下，吐蕃有了自己的纸张，即藏纸。《中华造纸2000年》一书记载“吐蕃 650年开始生产纸张”②。藏纸的主要原料是“瑞香狼毒(re lcag pa)、沉香 (a ga ru)、山茱萸科的灯台树、杜鹃科的野茶花树(dung lo ma)和故纸等” 藏纸的一大特色是加入了本地产的瑞香狼毒。瑞香狼毒是剧毒，在纸张的制作过程中虽然不是上乘原料，但它的独特之处是可防虫,有利于纸张的长期保存。经过藏汉工匠的不懈努力，藏纸不论从制作工艺还是质量上都堪称上品。《中华造纸2000年》一书对藏纸作出了很高的评价:“吐蕃生产的蕃纸坚韧厚实，耐拉抗蛀，于纸中独树一帜。”藏纸与其生产过程集中反映出了藏汉人民在造纸领域的共同智慧。令我们惊奇的是藏纸的优良品质在敦煌文献中也有珍贵记载，法藏P.t. 1997《十万般若波罗蜜多经》背面有一则记录，原文如下:杂写(背面)://bod yul gyi shog shog bde ba vdravo//译文:藏纸很平顺!这是抄经生在使用藏纸抄写佛经时的切身感受，随笔写在了经卷上， 也是在敦煌使用藏纸的珍贵记载，是河西流行藏纸的有力证据。从中我们也可看出，尽管吐蕃已占领了河西,但在普通民众心目中,还是有本土和占领区的区分。河陇一带有着造纸传统和优良技术,在S.0542《敦煌诸寺丁壮车牛役薄》中就有专门从事造纸的“纸匠”。吐蕃在敦煌的藏文写经文本,其纸张一部分来自河陇，那是很自然的。从上引法藏P.t. 199?经卷记载来看,有些纸张来自藏区，基本也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但哪些是藏纸,哪些是河陇当地纸张呢?笔者根据多年的实际调査,得出的初步结论是卷轴装来自藏地，上述法藏记载就是写在卷轴装佛经之上的;而梵夹装出自河陇,因为梵夹装的纸张无论从装潢到裁切以及纸张质量等方面都较卷轴装略胜一筹,特别是梵夹装为双面书写,其纸张的背向粘接完美，如同一张纸,几乎看不出粘接过的痕迹,反映出河陇地区悠久的造纸历史及造纸工艺。卷轴装为单面,外观较为粗糙，用于抄写《大乘无量寿宗要经》的纸张裁切还算较为整齐，但用于抄写《般若经》的纸张如法藏P.t.1578-1606 等卷子纸张规格宽度大小不一,相互连接后整体品相不太齐整,跟梵夹装经页的品相相去甚远（图5）。纸张的差别反映出藏、汉两地造纸原料、造纸工艺的差别。
  唐代前期,敦煌地区经济繁荣,商品流通中普遍以铜钱为主要的货币形式。吐蕃占领河西前的天宝年间，河西乃至敦煌商品经济发达，都以货币为价值尺度;占领敦煌前的吐蕃,是兼具了氏族部落、奴隶制及封建生产关系为一体的少数民族政权，没有发达的商品生产,其贸易以物物交换为主，没有货币作为中介;占领敦煌后，吐蕃取消了唐朝原有的货币交换形式,代之以本土的实物交换，主要以麦、粟及布绢为价值尺度及交換手段。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文献中有很多以粮食支付商品的记载，如英藏敦煌藏文文献S.1475《寅年（822年）令狐宠宠卖牛契》中,将牛价作汉斗“麦十九硕”。除大的交易中用粮食作一般等价物,一些日常的生活用品的购买也以粮食作为支付手段。英藏S.6233《9世纪前期磑课等人破历算会稿》载:“四石沽苏、三石买斧ー量、九斗买刃子、口石买釧。”英藏S. 1733 《年代未明（9世纪前期）诸色斛斗人破历算会稿》载:“麦九斗买瓜、面六斗沽醋三斗。”甘肃藏文献中,绝大部分古藏文《般若经》的装帧形式是梵夹装,梵夹装纸张,从原始纸张的购买到层层加工,最终成为抄经用纸,中间需要很多道工序。《大般若经》的纸张都是双层纸，从双层纸张的粘贴、剪裁、乌丝栏线格的描画到页面双孔的裁切等等，需经多道工序才能进人佛经抄写阶段。进人抄写工段后,对纸张的要求更加严格,纸张要规整,页面要干净、没有破损。如此一来,经过层层筛选,其成本就会相应增加。法藏P.2689 《年代不明僧义英等唱卖得人支给历》记载吐蕃时纸价为“纸壹帖四斗”。 一贴纸约五百张，那一升粮食合12.5张纸。另据P.6O02《归义军张氏辰年某寺诸色斛斗入破历》计算为“纸一贴,准麦五石”。照此推算,一张纸,价值麦一升。这样看来，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纸价较为便宜，抑或法藏P.2689 中所记载的纸张跟P.6002中的纸张质地、大小有很大差别。

① 刘昀等《旧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六•吐蕃上”，中华书局,2002年。 ② 杨润平<中华造纸2000年〉第78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 ③ 次旺仁钦〈藏纸考略〉，〈西藏研究〉200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