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市图书馆

丹枕形成印度一吐蕃风格的表现形式之后,传至西夏，又逐渐演变为另一种艺术词汇。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藏内蒙古黑水城遗址出土的西夏绘画作品，如麻布彩绘金刚坐佛、绢本及麻布彩绘药师佛等等，图像中真正的丹枕已不复存在，却是把丹枕变形为坐具背屏，丹枕两端有若花朵的束结变作背屏两侧的嵌宝装饰，即所谓“两个‘纽扣’样的宝石”(图52~54)①。而这一细节演变的过程，正显示着印度一吐蕃一西夏的图式传播轨迹。
  这里可以顺便涉及敦煌莫高窟第465窟的断代问题。此窟目前被普遍接受的断代论定是元代。谢继胜在《西夏藏传绘画——黑水城出土西夏唐卡研究》中提出其时代为西夏早期， 而吐蕃窟的可能性也不排除，其分析和考证，持之有理。莫高窟第465窟的坐具多采用背屏嵌宝的表现形式(图55)，黑水城出土西夏绘画的坐具图式即与此几乎完全相同。但元代遗存中，这种样式已经极少见；而在吐蕃时期，它应为印度式的丹枕。 这一点，或可作为西夏说诸论据的一个细节补充。
  另一方面，丹枕作为显现图像风格特征的一个细节，在印度原有着古老的传统，并且曾经是活跃在日常生活中的用具，因此在本土始终是充满生命力的视觉词汇。丹枕的使用，在后来的莫卧儿王朝细密画中，竟然比比皆是,造型与早期相比,也无多变化。而美国弗利尔艺术馆藏《计时沙漏宝座上的贾汉吉尔》一幅，更从它的构图布局而可见出古老图式的一脉相承(图56)，虽然已经完全更换了语境。
  至于綩綖，在图式传播过程中也已成为藏传佛教图像里一种程式化的艺术语言，唯原初的垂覆之式依然长久保持不变。《宝藏”一中国西藏历史文物》中著录一幅札达县托林寺出土度母像布画唐卡，著录者将唐卡归属于吐蕃时代(图57)①。从图像中的拏具来看，它的时代似应在后弘初期,只是装饰细节依然保留着吐蕃艺术的若干特征,即如莲花坐下的半月式“綩綖”。而这一表现形式,正是自后弘初期始变得十分流行，并且逐渐成为藏传佛教艺术中一个程式化的词汇，大量见于寺院壁画、唐卡、木雕造像、擦擦,又五佛冠、经书木匣的装饰图案等等(图58~61 )②。其虽有精细与粗略、华美与简质之别，但构图基本一致。这一图式也为西夏乃至元代所采用，如黑水城出土西夏绘画，如榆林窟第4窟(元代）中的说法图®(图62)。以后又延续到明清时代各种类型的藏传佛教艺术（图63、 64)④。不过綩綖的名称或早已改变。一一当“綩綖”在传播过程中逐渐演变为一种徒具形式的艺术词汇，而已完全脱离它原有的实用意义的时候, 新的命名似乎就应该出现了⑤。

①上海古籍出版社、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西北民族大学(俄藏黑水城艺术品》(I)图版72、图版83~85,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该书萨玛秀克所作ぐ宇言》 中认为佛座之侧“两个‘纽扣’样的宝石”作为细节元素之一，恰好可以昭示它的”各种不同文化组合的现象”。 ① 鲁迅美术学院基础部《宝藏一--中国西藏历史文物》图一〇五，朝华出版社，2000 年。图版说明曰：“这幅唐卡上的人物体态与大昭寺吐蕃壁画人物十分相像。度母的坐姿微曲，头向左倾，手指柔软，这些都是吐蕃绘画中菩萨形体的典型特征。”② 如出自阿里皮央遗址杜康大殿的各种木雕。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等《皮央•东嘎遗址考古报告》图7-13:1、3、4,图7-14:2、3,图7-16:1,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 如出自札达县托林寺的木離五佛冠残件，出自曰喀则地区的经书封盖。谢继胜《中国藏传佛教雞塑全集•木雕》图41、49,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2002年。又如出自札达、萨拉当雄等地的擦擦。张建林◊中国藏传佛教雕塑全集4•擦擦》图8、90,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2002年。 ③ 敦煌研究院《中国石窟•安西榆林窟》图181、184(东壁北侧说法图）、185(东壁南侧说法图）、187(北壁东侧灵鹫山说法图）、190(南壁西侧说法图），文物出版社，1997 年。 ④ 如出自札达县的明代擦擦。张建林《中国藏传佛教雕塑全集4•擦擦》图116,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Ю02 年。如布达拉宫的清代木雕罗汉屏风。谢继胜《中国藏传佛教雕塑全集·6•木雕》图185,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2002年。 ⑤ 清代工布查布在《佛说造像量度经》中说：“论座位则有备、便之别，备者，义制全备也。……所云便者,则随便取用之辞，如莲花座、月轮垫，是也。所谓“月轮垫”，未知是否指此。又《清代工匠则例汇编》中说“佛像装銮”一项曰“神座彩画胭脂,黄粉地锦边，退嵌老色洋毯”；又有”神座神台彩画洋毯”每尺用料云云。王世襄《清代工匠则例汇编》第145.152页，“佛作””门神作”，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年。装饰于神座或神台的“洋毯”,似即“綩綖”。所谓”神”,乃”番佛神像”，即藏传佛教造像。故官所存实例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