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市图书馆

谈到吐蕃艺术，常常会同吐蕃佛教艺术联系在一起,甚至等同于前弘期的佛教艺术。然而公元9世纪中叶达摩亦即朗达玛的毁佛已使吐蕃佛教艺术几乎损毁殆尽,幸存下来的作品为数不多，因此吐蕃艺术的风貌， 它的品类、特征、图式渊源，可以说并不为人们认识得很清楚。所幸近年在甘肃、青海等地累有文物出土，如甘肃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西水乡大长岭吐蕃墓，青海都兰县吐蕃墓、德令哈市郭里木乡吐蕃墓，等等，自是为吐蕃艺术的分析和研究提供了契机。这里则从名物研究的角度，讨论一组器物的定名。
  青海海西蒙古族自治州都兰县吐蕃墓3号墓，为热水南岸墓群中的中心墓葬之一，时代约在公元8世纪中期①。此墓的墓道扰土中发现了一组数件彩绘木板，发掘报告称作“彩绘木箱状木器”，并描述其状曰：形状似方形木箱，原料用柏木。仅存五个面，即一个底面和四个侧面。五个面朝外部分皆有彩绘。底面长44厘米、宽40厘米、厚2厘米；四个侧面皆由四块木板组成。木板间由外向内层层叠压，形成叠涩状侧面。最靠上和最靠外的木板为长方形，中间两块木板为45度等腰梯形。各个侧面同一层的梯形木板间的梯形斜边互相契合。最下面一块木板为梯形。木板之间有铁钉痕迹。
  每个侧面系由构成壸门的边框和填充壸门的木块组成,主题图案如持弓射箭者、吹笙者、弾奏琵琶者，又鹿纹、祥云纹，便绘在填充壸门的木块上面（图 1~6)①。
  从发掘报告描述的情况和刊布的图片来看，这一组“彩绘木箱状木器”只有四个边框和一块“底板”，并且出土状况是“木板间由外向内层层叠压，形成叠涩状侧面”(图7)，则它似非箱箧之类的容器。不妨比较一组与此相似的例子，即甘肃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西水乡大长岭吐蕃墓出土的彩绘木板。其木板原嵌于墓葬后室之壁,只是墓室清理前已遭破坏,木板均散落于地。简报中说，室顶拱形，上设顶棚，即两根圆橡为横梁，上架13 根长木条，一层黄丝绸帐幔覆于其上①。据此,后室便是设计为一具帷帐。木板彩绘十二生肖，画面保存比较完整者有七，即马、蛇、羊、鸡、猴、虎， 鼠、猪合为一幅，其余龙、牛、狗、兔则已朽坏ン每幅生肖图皆以墨线勾画出壸门的边框，然后在壸门内施以彩绘，动物周围点缀涌起的祥云（图8、9)②。
  两组彩绘木器的共同之处是在木板上面做出壸门,并在壸门内作画，虽然使用的方法稍稍有异。而这种做法最常见于各种基座，如陕西三原唐淮安靖王李寿墓出土的石椁，其基座细线刻饰壸门，壸门内以细线阴刻生肖图。墓葬年代为贞观四年(630年)(图10)①。又陕西礼泉县昭陵唐新城长公主墓出土石棺床，棺床基座细线刻出18个壸门轮廓，复于轮廓内以阴线一一刻画祥云族拥着的各种神兽。墓主人卒于龙朔三年(663年)②。 类同者尚有唐薛儆墓(开元八年，720年)（图11)、唐惠陵(开元二十九年，741年)等等①，其例甚多。五代的例子，如新疆和田布札克古墓地出土一号彩绘木棺并床座。床座系木板拼接,四面双线勾画壸门轮廓:前后档各二，两个侧边一面为四，一面为五，壸门内填绘花卉对鸟或对凤图案（图 12)②。
  与此类似的做法也常见于佛教艺术，如莫高窟第17窟，亦即藏经洞内洪塑像的像座，便是绘出壸门的一个坐床,而在壸门内彩绘双鹿衔花 (图13)③。鹿的造型与都兰吐蕃墓彩绘木板壸门画中的鹿十分相似。莫高窟第17窟建于唐大中五年(851年)至咸通三年(862年)之间，此时正值吐蕃对敦煌的统治结束不久。
  对照以上例证，可大致推定，出自都兰吐蕃墓的彩绘木器为坐具之属,而肃南大长岭吐蕃墓的一组十二生肖彩绘木板,则是在帷帐式后室中表现床座亦即棺床。
  家具造型中的所谓“壸门”，系指坐具四足之间形成的空间④。而坐具之足很少采用平直一律的造型，如果足的两侧做成弧线，那么足与足之间的空当便构成了曲线优美的轮廓①。这一类坐具，唐代或呼为牙床②。
  牙床之名见于敦煌文书中的点检历，如P.3161和P.3067中的“大牙床”；又P.3638“新六脚大床壹张，方食床壹张，新牙床壹，新踏床壹”。还有S. 1366中提到“供造牙床木匠八人”③。点检历将牙床与几种不同的“床”列在一起，并且制作有专门的工匠，可见牙床自有不同于其他的形制。
  牙床实物与文献合式的对应，一个直接的证据是日本正仓院北仓所藏一具木画紫檀棋局(图14)。棋局上盘下座连为一体,棋盘表面嵌以纵横十九道象牙鄴线，又木画花眼四十七枚,对局的两侧各设一个带金环的抽屉，抽屉内有木雕龟盒各一枚,盒内容棋子。抽屉之下便是上沿作出花牙子、下有托泥的壸门座。《东大寺献物账》登录此物，于其构造形容备细， 曰：“木画紫檀棋局一具。牙界花形眼，牙床脚，局两边着环，局内藏纳棋子龟形器,纳金银龟甲龛。”将这一节文字与实物对照来读，则“牙床脚”者， 棋局的壸门座也。以此为例，又可知早于它的河南安阳北郊隋张盛墓出土白瓷棋局，其下连之座也该称作“牙床脚”。如此样式的围棋盘，在新疆阿斯塔那古墓出土屏风画的弈棋图中也描绘得很清楚。而所谓“牙”,大约最初便是由床之壸门座的上沿以及四脚的两面均做出花牙子而名之。后来《营造法式》卷十五中“须弥坐”条称基石之上的花牙子为“牙脚砖”，正是对这一名称的沿用。在席坐与垂足座并行的时代,牙床是包括了坐床和承物之床座的。
  壸门式床座的应用十分广泛,不论世俗建筑，抑或佛教艺术中的像座和基坛，亦即坐床和床座。壸门内装饰各种纹样,也是唐宋时代流行的做法。中原地区用于佛教艺术的各类床座,壸门装饰以力士、狮子、伎乐为主,如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承托汉白玉灵帐的基坛（图15)。世俗建筑则如前面举出唐代墓葬中的棺床床座，祥云与动物的组合纹样似更为常见。
  牙床或曰文蹄脚床也为吐蕃佛教艺术所用（当然很可能又另有名称），床座两侧的壸门内或装饰一对背向的坐狮，如此造型实与印度的传统图式关系密切,且待下节论述。两座吐蕃墓出土的坐床构件当是世俗用器,而居家日用之具以木器为多,本来是西北地区的特点,木板画也是汉晋以来这里的传统。以十二生肖或祥云中奔跑的动物作为壸门装饰，与中原地区的做法相似，但接续西北彩绘砖画传统的绘画风格和赭面的吐蕃人,自是本地风光。

①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都兰吐蕃墓》第126~128页，科学出版社,2005年。 ①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都兰吐蕃墓》第100~101页，图版三二:4,图版三三至三五,科学出版社,2005年。 ① 施爱民《肃南西水大长岭唐墓清理简报》,《陇右文博》2004年第1期。 ② 施爱民《肃南西水大长岭唐墓清理简报》，（陇右文博》2004年第1期；甘肃省文物局《甘肃文物菁华》图一九六至一九七，文物出版社，2006年；张掖市文物管理局《张掖文物》第105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马、蛇之幅长87.00厘米、宽24.50厘米；鼠、猪之幅长57.00厘米、宽20.00厘米；鸡图长64.00厘米，宽12.00厘米；猴图长73.00厘米，宽20.00厘米；虎图长127.00厘米、宽26.00厘米。李永平认为大长岭唐墓的时代为公元7世纪末至8世纪中期，“墓葬葬俗及文物既有唐文化风格,又有突厥习俗和影响”。李永平《肃南大长岭唐墓出土文物及相关问题研究》第.115页， (台北)《故宫文物月刊》第222期,2001年6月。 ① 张鸿修《陏唐石刻艺术》第135页，三秦出版社,1998年。 ②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唐新城长公主墓发掘报告》第125页，图一〇四至〇,科学出版社,2004年。 ①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唐代薛儆墓发掘报告》第38页，图版二六至三二，科学出版社， 2000年；陝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唐李宪墓发掘报告》第218页，图ニー二至ニ一四， 科学出版社,2005年；天水市博物馆《天水市发现隋唐屏风石棺床墓》图二,《考古》 1992年第1期。 ②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事业管理局等《新疆文物古迹大观》第98页，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9年。 ③ 敦煌文物研究所《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第四册图一二九,文物出版社,1987年。 ④ 壸门，日人称作“格狭间”,小杉一雄对此有专题讨论。小杉一雄《中国仏教美术史の 研究》第175~187页，新树社，1980年。 ① 或认为明式束腰家具的造型和它的马蹄足即是从唐代流行的台座或壸门床、壸门案演变出来，'’开始由每面几个壸门简化到每面一个壸门，再由一个壸门简化到四角只剩四根腿足”；“壸门从台座上消失，最后遗留下歧出的牙脚，经过蜕变和敛缩，成为足端的马蹄。壸门床、案原有底框，部分有束腰家具保留了底框，它就是托泥”。王世襄《明式家具研究•文字卷》第97页，（香港 》三联书店有限公司，1989年。不过这里所叙述的演变过程如果成立的话,那么它也应是此演变之第二阶段的情形，而第一阶段的情况与之恰恰相反，即席坐时代的床、案之类原是以有蹄足而形成壸门， 只是这时候的床和案还都很矮。 ② 日人小野胜年曾有过关于牙床讨论。文章弓丨述宋代李诫《营造法式 》中的说须弥坐,又弓I 《西大寺资财流记账》中有关牙床的记录，如“药师净土变一铺，牙床一基,敷土代布三条”等，此所谓“牙床”，即须弥座。小野胜年《牙床の意味について》，《佛教美术》第13 号,每日新闻社，1951年。按此说大致不错，不过唐代牙床所指,为下设壸门的各式坐床或置物的床座,有壷门的须弥座固在其内,而所包括者又不止须弥座也。 ③ 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3辑第40、33、116页，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P.3161为《年代不明（公元10世纪）某寺常住什物点检历》；P.3067为（庚子年（公元940年或1000年）后某寺交割常住什物点检历》； P.3638 为《辛未年(911 年)正月六日沙州净土寺沙弥善胜领得历》；S.1366 为《本代不明(980—982年）归义军衙内面油破用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