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市图书馆

证据是：敦煌莫高窟第465窟佛教艺术呈现跨教派性格,各种上师、本尊、空行与护法图像,有些与现代所见的同类图像相似,也有迄今仍难以确认的图像。例如，经笔者査核后，南壁三主尊皆与玛尔噶举的传规不符,也未见于今日萨迦派教法中①。因此,对这一洞窟图像的认定与特征的总结，将有助于理解今日教派特色形成前的藏传佛教。
  笔者大胆假设莫高窟第465窟这些不知名的本尊、空行、护法,都是现已不存的各别译师传规。与其说莫高窟第465窟佛教艺术是跨教派,不如说是藏传佛教几大教派形成之前的形态。在此时期藏传佛教教法是以各种译师的传承形态存在着，无论是喜金刚、胜乐、大威德等等，都有复杂的讲释与修持传统，直到蒙元以政府立量支持萨迦派之后，教派的重要性才凌驾于诸译师传承，教法被合并、编整，简化人教派,逐渐发展出教派特色。
  从以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曾经于西夏传法的西藏喇嘛主要是噶举派的上师气如噶玛噶举、蔡巴噶举、直贡噶举、拔绒噶举等派的上师都曾到过西夏传法而萨迦派方面，萨迦初祖、三祖、四祖也都直接或间接与西夏王室有所往来。
  西夏时期，藏传佛教教派发展虽已渐趋成熟,但在西夏的传播尚未受到政治力量的介入。由于西夏统治者对佛教各派和各民族文化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因此呈现出各教派共弘并存，以教法而非教派为主的西夏佛教特色。
  学者陈庆英指出：萨迦派和噶举派的教法在西夏传播时的这种交错和配合，至少说明在这一时期藏传佛教的萨迦派和噶举派等派别，还不像后来那样强调教派之间的差别，因此从现在所见到的史料来说，在西夏王朝还没有见到有关藏传佛教的教派矛盾的记载。③笔者认为由于教派之间尚无矛盾，因此西夏才能够出现跨教派的师资，或跨教派传法的状况。
  这种跨教派教法在西夏佛教中并行不悖、互相配合的现象,陈庆英认为有三种可能：当时西藏的各教派本身界限就不那么分明，一些人可以兼学萨迦派和噶举派的教法；或者是当时萨迦派和噶举派都有道果和大手印教法的传授；也有可能是萨迦派和噶举派在西夏王朝的传播一直有一种互相配合的默契。①而笔者则倾向第一种，是当时教派界线尚不分明所致的看法。例如，西夏的大乘玄密帝师，是噶举派惹琼巴的亲传弟子,但他同时也传授萨迦派的道果教法。或许这是因为他所处的年代连噶举派内部的支派都还没形成，自然不会有与其他教派对立的情势发生所致。
  基于以上证据，笔者认为可以为敖特根“相互间显然有区别的两种教派内容同时出现于一窟，无论如何也难以理解”②的问题，做出可能的解答，不过这个解释的有效性，仅针对莫高窟第465窟壁画而言。至于石窟的开凿、改建、整修等问题的断代，仍有赖于考古的专业鉴定。关于后者， 学者霍巍认为始凿于吐蕃敦煌统治时期，西夏时期绘制主室相关壁画内容，蒙元时新绘前室壁画并对通廊加以整修的观点很值得重视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