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市图书馆

依据上述资料，笔者总结认为：1.莫高窟第465窟壁画非吐蕃时期所绘。
  证据是：(1 )上师:公元12世纪以后才有八十四大成就者传记印度版本及其藏译本。
  (2)本尊：虽然本尊等不能截然划分为新旧译派，因为部分本尊是新旧派皆有的，但即使如此并不表示其中没有差异性。胜乐、欢喜、水牛首大威德等本尊都不是旧译派所惯用的，而且旧译宁玛派自始至终没有用水牛首大威德作为本尊。
  (3)空行：主室西壁中部图号58很明显是作为新译派本尊胜乐金刚佛母的金刚亥母，南壁空行图像源自晚于吐蕃旧译时期的印度成就者梅粹巴、那洛巴等。
  (4 )护法:东壁壁画上的四臂怙主与宝帐怙主皆非宁玛派主要护法。
  2.莫高窟第465窟壁画非蒙元时期所绘。
  证据是：蒙元时期藏传佛教的宗派整合已臻成熟,教派性格已趋强烈,第二世噶玛巴争输之后,有元一朝独尊萨迦派，直到元末的公元1331年起，噶玛噶举才又受到元文宗、宁宗、顺帝等的重视①，但在朝廷，台面上仍是萨迦派的天下，而莫高窟第465窟壁画有许多强烈宗派意识下不大能可出现的现象：(1 )上师:没有藏传宗派上师形象之出现,而是以印度祖师为主。
  (2 )本尊:似乎是以各别译师所传为主，而不是藏传宗派所重为主。例如： ①如果此窟为萨迦派所建,当以喜金刚为主尊。但此窟壁画之本尊喜金刚不但不在主要西壁上,也不是萨迦派最重要口诀派传规的身相。
  ②本尊胜乐金刚的修持，虽不限于噶举派，萨迦派也有鲁兮巴、那波巴、尺布巴三大传承之胜乐金刚，但不以俱生胜乐金刚为主。而莫高窟第 465窟西壁主尊是噶举派常用的俱生胜乐金刚。
  ③若此窟为噶举派噶玛巴所独建，以惹译师杀了玛尔巴之子达玛多德的过节，当不会出现惹译师传规之大威德金刚，而只能是其他译师的传规。
  (3 )空行：以噶举派最主要的金刚亥母为主,但也出现南壁上萨迦派所用的梅粹空行等。
  (4)护法:宝帐怙主传入噶举派是很晚的事，以直贡噶举为例要到公元17世纪时才从萨迦派传入此法。
  反之，四臂大黑天不是萨迦派主要护法，如果此窟壁画是萨迦派所绘，四臂大黑天不会在东门与宝帐怙主形成并重的态势。
  所以根据本窟喜金刚和宝帐怙主壁画来推论此窟是蒙元时萨迦派所建，或从胜乐金刚、金刚亥母等壁画来推论此窟是蒙元时噶举派所建的诒点,都很难站得住脚。
  3.莫高窟第465窟壁画应是西夏时期所绘。
  证据是：敦煌莫高窟第465窟佛教艺术呈现跨教派性格,各种上师、本尊、空行与护法图像,有些与现代所见的同类图像相似,也有迄今仍难以确认的图像。例如，经笔者査核后，南壁三主尊皆与玛尔噶举的传规不符,也未见于今日萨迦派教法中①。因此,对这一洞窟图像的认定与特征的总结，将有助于理解今日教派特色形成前的藏传佛教。
  笔者大胆假设莫高窟第465窟这些不知名的本尊、空行、护法,都是现已不存的各别译师传规。与其说莫高窟第465窟佛教艺术是跨教派,不如说是藏传佛教几大教派形成之前的形态。在此时期藏传佛教教法是以各种译师的传承形态存在着，无论是喜金刚、胜乐、大威德等等，都有复杂的讲释与修持传统，直到蒙元以政府立量支持萨迦派之后，教派的重要性才凌驾于诸译师传承，教法被合并、编整，简化人教派,逐渐发展出教派特色。
  从以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曾经于西夏传法的西藏喇嘛主要是噶举派的上师气如噶玛噶举、蔡巴噶举、直贡噶举、拔绒噶举等派的上师都曾到过西夏传法而萨迦派方面，萨迦初祖、三祖、四祖也都直接或间接与西夏王室有所往来。
  西夏时期，藏传佛教教派发展虽已渐趋成熟,但在西夏的传播尚未受到政治力量的介入。由于西夏统治者对佛教各派和各民族文化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因此呈现出各教派共弘并存，以教法而非教派为主的西夏佛教特色。
  学者陈庆英指出：萨迦派和噶举派的教法在西夏传播时的这种交错和配合，至少说明在这一时期藏传佛教的萨迦派和噶举派等派别，还不像后来那样强调教派之间的差别，因此从现在所见到的史料来说，在西夏王朝还没有见到有关藏传佛教的教派矛盾的记载。③笔者认为由于教派之间尚无矛盾，因此西夏才能够出现跨教派的师资，或跨教派传法的状况。
  这种跨教派教法在西夏佛教中并行不悖、互相配合的现象,陈庆英认为有三种可能：当时西藏的各教派本身界限就不那么分明，一些人可以兼学萨迦派和噶举派的教法；或者是当时萨迦派和噶举派都有道果和大手印教法的传授；也有可能是萨迦派和噶举派在西夏王朝的传播一直有一种互相配合的默契。①而笔者则倾向第一种，是当时教派界线尚不分明所致的看法。例如，西夏的大乘玄密帝师，是噶举派惹琼巴的亲传弟子,但他同时也传授萨迦派的道果教法。或许这是因为他所处的年代连噶举派内部的支派都还没形成，自然不会有与其他教派对立的情势发生所致。
  基于以上证据，笔者认为可以为敖特根“相互间显然有区别的两种教派内容同时出现于一窟，无论如何也难以理解”②的问题，做出可能的解答，不过这个解释的有效性，仅针对莫高窟第465窟壁画而言。至于石窟的开凿、改建、整修等问题的断代，仍有赖于考古的专业鉴定。关于后者， 学者霍巍认为始凿于吐蕃敦煌统治时期，西夏时期绘制主室相关壁画内容，蒙元时新绘前室壁画并对通廊加以整修的观点很值得重视③。

①王森《西藏佛教发展史略》第105~10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① 彭金章也发现:“至于南壁所绘三幅曼荼罗，虽各依据藏传密教密法绘制，但既不属于噶举派，又不属于萨迦派。“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二卷）第 242页，文物出版社,2004年。 ② 沈卫荣《《大乘要道密集》与西夏、元朝所传西藏密法》《中华佛学学报》2007第20期。 ③ 陈庆英《大乘玄密帝师考》，《佛学研究》2000 年第 9 期。 ① 陈庆英《西夏及元代藏传佛教经典的汉译本——简论《大乘要道密集》（《萨迦道果新编》)》,《西藏大学学报》2000年第15卷第2期；《<大乘要道密集》与西夏王朝的藏传佛教》，《中国藏学》2003年第3期。 ② 敖特根《敦煌莫高窟第465窟断代研究综述》,《敦煌研究》：2003年第5期。 ③ 霍巍《敦煌莫高窟第465窟建窟史迹再探》,《中国藏学》200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