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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个问题，早年，源丰宗和松本文三郎等人以新疆克孜尔壁画中的供养人服饰与兜跋毗沙门天王像来做比较，认为天王所穿铠甲属于西域式样①。然而,前述沙武田和谢继胜两先生在论及此类天王像时，不约而同称天王铠甲为吐蕃式样。尤其是后者，还列举了拉萨大昭寺的壁画图像以及布达拉宫、古格王国宫殿中收藏的铠甲实物来佐证。那么，孰是孰非呢？笔者认为，对于兜跋毗沙门天王所穿长身铠甲的来源,主要是图像学问题，因此可以从两方面来考虑:一是古代当地确有实物而被画师采借人绘画中；二是虽无实物却有流传下来的粉本共创作时借鉴。这两种情形在实际的美术创作中是屡见不鲜的。在此,涉及天王像铠甲式样时,笔者个人倾向于受西域本地影响的可能性更大。由于前述的源丰宗等人所采用的对比材料，克孜尔石窟第8窟的供养人服饰，除了外观较长外,与天王所穿长身铠甲并不具备实质的可比性,所以，以下的讨论，笔者拟另辟蹊径，运用一些新的材料来重新论述。
  西域古代民族所制铠甲精良,较早就见诸史籍。公元383年，前秦将军吕光率军攻伐龟兹，龟兹王白纯以重金请来西域诸国联军对抗。据《晋书》 记载，两军对垒时,西域军“便弓马，善矛稍,铠如连锁，射不可人……”②这里所述的应是锁子甲，在西域佛教艺术中多有所见。
  (1)先看龟兹壁画中的例子。
  第一，武士像。多集中出现在中心柱窟后室的“八王争分舍利图”中。 画幅多以城池为背景，下方绘多身骑兵，上方绘香姓婆罗门均分舍利的场景。其中,骑兵所穿铠甲多为长身甲。据研究，克孜尔石窟的“八王争分舍利图”随处洞窟多数建于7世纪③但有个别洞窟，如克孜尔石窟第205 窟，可能早到6世纪末。克孜尔石窟第205窟主室前壁门道两侧绘有龟兹王族供养人像。据语言学家对供养人像上方龟兹文榜题的解读，可知其中一身男性供养人为龟兹王托提卡(Tottika)。又据学者对出于克孜尔第67 窟龟兹王族供养账册上所出现六位国王的分析，托提卡在位时间在苏伐勃鴃前。后者之名见于新旧《唐书》，曾于武德年间去朝见高祖李渊④。
  第二，克孜尔第193窟的龙王像。此像现存主室前壁门道右侧。龙王作武士装束,身穿过膝长甲。我们只是根据其头光上方的蛇形龙才判断出其神格的。克孜尔石窟第193窟的建造年代约在公元7世纪①。
  (2)再看焉耆七个星佛寺泥塑例子。
  第一，武士像。高42.80厘米。头戴盔，身穿翻领长甲，右手持圆形盾牌。制作年代定为公元6~7世纪②，第二,武士像。头戴盔，身穿翻领长甲。制作年代定为公元8世纪③特别要指出的是，七个星佛寺的两件武士像上所见铠甲，与莫髙窟第154窟壁画中的兜跋毗沙门天王的铠甲酷似。上述克孜尔石窟常见的“八王争分舍利图”位置固定，画面的背景及人物姿态非常程式化,基本可以肯定存在此图的粉本。七个星佛寺的泥塑多为模制。因此,即便这些地方没有长身铠甲的实物，也并不妨碍这种铠甲式样出现在当地的佛教艺术中。另夕卜，公元6世纪末以后，在我国内地的一些天王、神王造像上,我们可以发现其身穿明显比前代要长很多的长身铠甲，如陕西耀县神德寺仁寿四年 (604年)石函上的北方毗沙门天王线刻，建于隋代的麦积山石窟第5窟门外的神王像等。这种变化，可能与隋朝统一全国后加强对西域的经营， 致使西域与汉地之间佛教艺术的交流较前代有所增强有关。
  吐蕃人的甲胄状况,在汉文史料中最早见于《新唐书•吐蕃传》，其文曰：“其铠冑精良,衣之周身,窍两目，劲弓利刃不能甚伤。”④目前所见最早的吐蕃长身铠甲的形象资料是建于7世纪的拉萨大昭寺壁画中的武士e 因此,总体概观，作为形象资料的长身铠甲，在西域和吐蕃出现的时间非常接近，前者似乎还略早于后者。那么，两者之间有无联系呢？德国学者勒考克曾对中亚的铠甲做过专题研究。他认为，这一地区的长身铠甲可以溯源至古代亚述人的长甲衣,后来这种铠甲有可能通过中亚人传到了西域、 吐蕃与中原气如果他的研究能够成立，那么西域和吐蕃的长身铠甲可能同源。尤其要指出，其实早在犍陀罗的石雕中，不仅有武士身穿长身铠甲， 还有身穿遮膝铠甲的毗沙门天像。由这些图像要素，可以想见，随着佛教艺术的东传，不可能不影响到西域地区。因此，尽管从总体上,笔者并不否认敦煌兜跋毗沙门天王像中融合了吐蕃艺术元素，但在长身铠甲这一具体图像要素上，笔者认为西域艺术元素的影响，也是可能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