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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分别就毗沙门像中地神的图像学意义、长身铠甲样式的来源问题以及“于阗样式”毗沙门天王像的形成三个议题论之。
  1.地神的图像学意义。
  地神可谓是兜跋毗沙门天王像最重要的特征。但是,对于这一图像何以存在，又为何以双手托举上方毗沙门天王来进行组合？以往的讨论或过于空泛，针对性不强；或语焉不详，层次不明,不免有隔靴搔痒之嫌。如松本荣一、松本文三郎等人，囿于当时材料所限，在言及地神图像时说:“地天置于神王足下,无疑是源于《金光明经》。”①因为此经的《坚牢地神品》 记载尔时地神坚牢白佛曰，‘……随是经典所流布处，是地分中敷师子座,令说法者坐其座上，广演宣说是妙经典。我当在中常作宿卫，隐蔽其身于法座下,顶戴其足。’ ”②所以，接着推论道:“此言地天是守护讲说经典者，想来也适用于兜跋毗沙门天像”③可是，这样的推论泛泛而作，很难经得起推敲。实际上,在《坚牢地神品》中，地神明确表达其“常作宿卫”、“顶戴其足”的对象是“广演宣说是妙经典(即《金光明经》)的说法者”④。而在 《金光明经》中,毗沙门天王是以四天王之一的面貌出现的，经中没有提及他与坚牢地神有什么关系，也没有记载此天王宣讲《金光明经》之事。就连松本文三郎自己也认为：“(地天)也可说是佛座的一种变态，与天王自身并没有什么关系。”⑤确实，仅凭地神双手托举的姿态切合前述《金光明经》中的记载这一点，就断言其源于此经，未免有牵强之意。所以在解说敦煌后期的兜跋毗沙门天王像时，如P.4518(27)的纸本彩画,松本文三郎难以自圆其说，只好诧异地臆测:“有时地天却从云中现出半身，如此则全然失去原义了。”⑥要想对图像组合中的地神做出合理的解释，笔者认为必须追根溯源。 目前，敦煌的兜跋毗沙门天王像可见有壁画、幡画、纸画及版画等多种，数量众多。据研究，其中创作年代最早的应属莫高窟第154窟南壁西侧的壁画®。此壁画分为两组。上组绘毗沙门天王与观世音菩萨，下组绘毗沙门天王与吉祥天女。画中的天王均左手托小塔，右手握长戟；腰配剑，挂弯刀；身穿长过膝的铠甲，双足踏彩云。在天王足下的彩云中，地神露出半身像,双手托举天王双足。旁边榜题由草书写成的“毗沙门天王”字样。据孙修身先生研究,这两组画像均与于阗建国的传说有关，并是根据藏文《于阗国授记》《于阗教法史》等文献绘制而成。壁画反映了古代于阗东西两地的居民发生冲突时，毗沙门天王和观世音菩萨(有的作吉祥天女，有时还有大地仙女)现身调解，最后双方共同建国①。《于阗国授记》中提及了毗沙门天王和吉祥天女在半空中现身的情节,《于阗教法史》中在出面调解的神祇中又增加了大地仙女。画面描绘的内容与文献的记载非常符合。莫高窟第154窟属于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早期洞窟，建造年代大约在公元8 世纪80年代到8、9世纪之交②。此窟内的两幅毗沙门天王像对后世天王像的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我们可以见到，其中之一的艺术元素，在云中显现半身的地神，尽管后世兜跋毗沙门天王像的组合时有变化,但在云中现身的地神却被继承下来，如,Stein painting245版画、P.4518(27)纸画等。 甚至当地神被移植到于阒国王李圣天画像的脚下时，在云中现身这一最初的图像元素仍可见到，尽管此处其已失去在建国传说中的原义。
  以上对图像组合中地神出现的原因作了必要的辨明Л旦是,为什么地神会与毗沙门天王紧密结合,表现为双手托举天王呢？上述的《于阗国授记》及《于阗教法史》等文献都没有明确交代。据研究，上述莫高窟第154 窟中反映于阗建国传说的壁画是敦煌石窟中最早的于阗史迹画，而我们已知画中的天王像也是敦煌最早的兜跋毗沙门天王像，至今尚未发现供画师使用的画稿，所以我们推测其创作应直接受到于阒佛教艺术的影响， 显然其与于阗、敦煌两地流行的毗沙门天王信仰有密切联系。对此，古正美先生的研究对我们很有启发。她认为“于阗的毗沙门天王信仰，一定就是在《金光明经》及《四天王经》此类四天王护世经典出经之后才成立的信仰”③，而且，在7世纪初期，于阗的毗沙门天王信仰“有进一步与于阗的建国传说及王统成立说结合的现象”④,所以,莫高窟第154窟壁画中的兜跋毗沙门天王像可以认为就是这种思想的具体表现。据《梁高僧传》的记载，早在公元1世纪，梵文本的《金光明经》就已在印度流传①。于阗语的《金光明经》抄本,据段晴先生的介绍，迄今为止已发现五种之多。这种情形,“说明这部大乘佛教的著名经典曾经在佛国于阗十分流行”②。据调查，在和田地区的热瓦克、布盖乌于来克、托普鲁克墩、巴拉瓦斯特以及丹丹乌里克等佛寺中,均发现位于佛脚下的地神造像③。这些造像,绝大多数可以肯定是根据《金光明经》中《坚牢地神品》来制作的，大致作由地涌出的半身像， 双手托举上方的立佛。因此，就单个图像的表现而言，莫高窟第154窟壁画中的地神形象极可能就借自于阗。况且，据调查，莫高窟目前现存根据 《金光明经》(或《金光明最胜王经》)绘制的10铺经变画，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其中没有一铺经变中出现了坚牢地神④。特别要指出的是，莫高窟第 154窟中现存有最早的两铺《金光明最胜王经变》。尽管其中也不见坚牢地神,但是,要将《金光明最胜王经》所记述的地神形象创造性地移植到同窟的毗沙门天王的脚下，画师灵感的激发可以说与窟中《金光明最胜王经变》有关系。
  至于具有于阗色彩的地神图像在敦煌艺术中出现的历史文化背景， 有多位学者已经论及，此不赘，仅摘录张庆善先生言简意赅的论说如下：公元790年于阗陷落,几乎与此同时，敦煌也被纳入到吐蕃统治的范围之中。这客观上为两地之间的文化交流提供了条件，为于阗历史神话和美术粉本传入敦煌提供了契机。”⑤此说甚是。
  2.天王所穿长身铠甲的来源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早年，源丰宗和松本文三郎等人以新疆克孜尔壁画中的供养人服饰与兜跋毗沙门天王像来做比较，认为天王所穿铠甲属于西域式样①。然而,前述沙武田和谢继胜两先生在论及此类天王像时，不约而同称天王铠甲为吐蕃式样。尤其是后者，还列举了拉萨大昭寺的壁画图像以及布达拉宫、古格王国宫殿中收藏的铠甲实物来佐证。那么，孰是孰非呢？笔者认为，对于兜跋毗沙门天王所穿长身铠甲的来源,主要是图像学问题，因此可以从两方面来考虑:一是古代当地确有实物而被画师采借人绘画中；二是虽无实物却有流传下来的粉本共创作时借鉴。这两种情形在实际的美术创作中是屡见不鲜的。在此,涉及天王像铠甲式样时,笔者个人倾向于受西域本地影响的可能性更大。由于前述的源丰宗等人所采用的对比材料，克孜尔石窟第8窟的供养人服饰，除了外观较长外,与天王所穿长身铠甲并不具备实质的可比性,所以，以下的讨论，笔者拟另辟蹊径，运用一些新的材料来重新论述。
  西域古代民族所制铠甲精良,较早就见诸史籍。公元383年，前秦将军吕光率军攻伐龟兹，龟兹王白纯以重金请来西域诸国联军对抗。据《晋书》 记载，两军对垒时,西域军“便弓马，善矛稍,铠如连锁，射不可人……”②这里所述的应是锁子甲，在西域佛教艺术中多有所见。
  (1)先看龟兹壁画中的例子。
  第一，武士像。多集中出现在中心柱窟后室的“八王争分舍利图”中。 画幅多以城池为背景，下方绘多身骑兵，上方绘香姓婆罗门均分舍利的场景。其中,骑兵所穿铠甲多为长身甲。据研究，克孜尔石窟的“八王争分舍利图”随处洞窟多数建于7世纪③但有个别洞窟，如克孜尔石窟第205 窟，可能早到6世纪末。克孜尔石窟第205窟主室前壁门道两侧绘有龟兹王族供养人像。据语言学家对供养人像上方龟兹文榜题的解读，可知其中一身男性供养人为龟兹王托提卡(Tottika)。又据学者对出于克孜尔第67 窟龟兹王族供养账册上所出现六位国王的分析，托提卡在位时间在苏伐勃鴃前。后者之名见于新旧《唐书》，曾于武德年间去朝见高祖李渊④。
  第二，克孜尔第193窟的龙王像。此像现存主室前壁门道右侧。龙王作武士装束,身穿过膝长甲。我们只是根据其头光上方的蛇形龙才判断出其神格的。克孜尔石窟第193窟的建造年代约在公元7世纪①。
  (2)再看焉耆七个星佛寺泥塑例子。
  第一，武士像。高42.80厘米。头戴盔，身穿翻领长甲，右手持圆形盾牌。制作年代定为公元6~7世纪②，第二,武士像。头戴盔，身穿翻领长甲。制作年代定为公元8世纪③特别要指出的是，七个星佛寺的两件武士像上所见铠甲，与莫髙窟第154窟壁画中的兜跋毗沙门天王的铠甲酷似。上述克孜尔石窟常见的“八王争分舍利图”位置固定，画面的背景及人物姿态非常程式化,基本可以肯定存在此图的粉本。七个星佛寺的泥塑多为模制。因此,即便这些地方没有长身铠甲的实物，也并不妨碍这种铠甲式样出现在当地的佛教艺术中。另夕卜，公元6世纪末以后，在我国内地的一些天王、神王造像上,我们可以发现其身穿明显比前代要长很多的长身铠甲，如陕西耀县神德寺仁寿四年 (604年)石函上的北方毗沙门天王线刻，建于隋代的麦积山石窟第5窟门外的神王像等。这种变化，可能与隋朝统一全国后加强对西域的经营， 致使西域与汉地之间佛教艺术的交流较前代有所增强有关。
  吐蕃人的甲胄状况,在汉文史料中最早见于《新唐书•吐蕃传》，其文曰：“其铠冑精良,衣之周身,窍两目，劲弓利刃不能甚伤。”④目前所见最早的吐蕃长身铠甲的形象资料是建于7世纪的拉萨大昭寺壁画中的武士e 因此,总体概观，作为形象资料的长身铠甲，在西域和吐蕃出现的时间非常接近，前者似乎还略早于后者。那么，两者之间有无联系呢？德国学者勒考克曾对中亚的铠甲做过专题研究。他认为，这一地区的长身铠甲可以溯源至古代亚述人的长甲衣,后来这种铠甲有可能通过中亚人传到了西域、 吐蕃与中原气如果他的研究能够成立，那么西域和吐蕃的长身铠甲可能同源。尤其要指出，其实早在犍陀罗的石雕中，不仅有武士身穿长身铠甲， 还有身穿遮膝铠甲的毗沙门天像。由这些图像要素，可以想见，随着佛教艺术的东传，不可能不影响到西域地区。因此，尽管从总体上,笔者并不否认敦煌兜跋毗沙门天王像中融合了吐蕃艺术元素，但在长身铠甲这一具体图像要素上，笔者认为西域艺术元素的影响，也是可能存在的。
  3.所谓“毗沙门天王像的于阒样式”问题。
  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卷五中“相蓝十绝”记大相国寺“十绝”之其八:“西库有明皇先敕车道政往于阗国传北方毗沙门天王样来，至开元十三年封东岳时，令道政于此依样画天王像,为一绝。”对于画史上的这个记载,沙武田认为到了唐代，内地仍有从于阗来的毗沙门天王像稿①。 松本文三郎则说：虽不能据此判断于阗国毗沙门天像到底是什么模样，但肯定是与历来中国流传的图样大为不同，否则就没有必要特意派人到于阗国去摹写了。而且从存世的像和于阗发现的像有相似之点来看，东岳庙的于阗像说不定就是后世所谓的兜跋毗沙门天像呢。②谢继胜则强调吐蕃艺术因素的促进作用，他说：所谓于闻毗沙门天王像，事实上就是吐蕃武士的写真而已， 开成于吐蕃流连于西域，故武士装多用天王造像出现在中唐吐蕃统治时期。③笔者认为上述松本文三郎的推论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以下,对和田地区目前所见的毗沙门天王像略作梳理，以助于理解。
  从具体构成而言，和田的毗沙门天王像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单尊像，第二类是作为四天王像之一出现。
  (1 )第一类目前可见到三个材料： 第一，丹丹乌里克佛寺出土的泥塑立像。此像头部已毁，但身穿过膝长甲，双足踏在地鬼上，故可推定为舭沙门天王，时代为公元7~8世纪④。
  第二，丹丹乌里克出土的木板画。在木板的右侧绘一身武士像。他左手托塔，右手持矛。身穿过膝长甲。从形象上看，这是一身毗沙门天王像在像的左侧，尚存一些婆罗谜文字母，可能是于阗文。此像的年代为公元 7~8世纪①。
  第三，在托普鲁克墩1号佛寺南墙上绘有一身武士像。他带头光,戴饰有日鸟的头冠，外穿圆领长身铠甲，左手握长杆形兵器。发掘人认为这是一尊毗沙门天王像。托普鲁克墩1号佛寺的建造年代约为公元6~7世纪②。
  (2)第二类目前可见到两个材料：第一，安迪尔古城圆形城址中央的小佛寺的四个墙角处的莲座上各残存泥塑的下半身。据推测，应是四天王像®。
  第二,热瓦克佛寺的寺门附近，可见到四天王像。这些塑像上半身虽已残失，但其中一身立像着遮膝长衣，下身双足被一身从地中露出半身的地神双手托举。有研究者认为，此像应是毗沙门天王像。热瓦克佛寺的年代约为公元3~7世纪④。
  虽然由于种种原因，和田本地目前还未发现毗沙门天王像可与敦煌莫髙窟第154号窟壁画中的天王像相互比照，但是从上述和田现存毗沙门天王的图像看，中唐后才出现的敦煌兜跋毗沙门天王像的一些图像要素,如托足的地神、天女遮膝的长甲、手中所持小塔等均已出现,它们应该构成公元8世纪以后于阗样式的毗沙门天王像的主要特征，以区别于内地汉式的毗沙门天王像。
  至于敦煌兜跋毗沙门天王像，其中固然揉杂了不少吐蕃艺术，诚如谢继胜先生所言,但是,考虑到于阗佛教艺术的影响力，我们还不能排除西域佛教艺术对此像形成的影响。

① 松本文三郎著，金申译《兜跋毗沙门天考》，《敦煌研究》2003年第5期。 ② 《金光明经•坚牢地神品》,《大正藏》第16册,第345页с。 ③ 同①。 ④ 同②。 ⑤ 同①。 ⑥ 同①。 ⑦ 沙武田《敦煌画稿研究》第225页，民族出版社，:2006年。 ① 王尧、陈践《《于阒教法史》——敦煌古藏文写卷P.tib.960译释》,《西北史地》1982年第3期。 ② 同①，第134页。 ③ 古正美(于阒与敦煌的毗沙门天王信仰》,《2000年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历史文化卷》(上）,甘肃民族出版社,2000年。 ④ 古正美《于阒与敦煌的毗沙门天王信仰》,《2000年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历史文化卷》(上）,甘肃民族出版社,2000年。 ① 释慧皎著，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卷五第1页，中华书局，1992年。 ② 段晴(新发现的于阒语《金光明最胜王经》》,《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九卷，中华书局， 2006年。 ③ 贾应逸、祁小山《印度到中国新疆的佛教艺木》第175~213页，“于阒佛教艺术”章节， 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2002年丹丹乌里克遗址佛寺清理简报》,《新疆文物》2005年第3期；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队(新疆和田地区策勒县达玛沟佛寺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7年第4期。 ④ 施萍亭《金光明经变研究》,《1987年敦煌石唐研究国际讨论会文集•石窟考古编》, 辽宁美术出版社，1990年。 ⑤ 张善庆《中晚唐五代时期敦煌降魔变地神图像研究》,《西域研究》2010年第1期。 ① 松本文三郎著,金申译《兜跋毗沙门天考》,《敦煌研究》2003年第5期。 ② 房玄龄等(晋书•吕光传》,中华书局，1974年。 ③ 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克孜尔石窟内容总录》,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00年。 ④ 中川原育子著，彭杰译《关于龟兹供养人像的考察》,《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2009年第1、3期。 ① 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克孜尔石窟内容总录》，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00年。 ② 阿尔伯特•冯•勒克科著，赵崇民、巫新华译《中亚艺术与文化史®鉴》第105页，图 64,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③ 同②，第107页，图67。 ④ 《新唐书》记：“高祖受禅,王苏伐勃玦遣使入朝。”宋祁、欧阳修等(新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一•吐蕃上”，中华书局，1975年。 ⑤ 同②，第6、93页。 ① 沙武田《敦煌画稿研究》第210页，民族出版社,2006年。 ② 松本文三郎著,金申译《兜跋毗沙门天考》,《敦煌研究》2003年第5期。 ③ 谢继胜《榆林窟15窟天王像与吐蕃天王图像演变分析》,《装饰》2008年第6期。 ④ A • Steinl ncient Khotan.OxîoTd，1907,图版 30。 ① 林梅村《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第212页，图版10~26,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②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队（新疆和田地区策勒县达玛沟佛寺遗址发掘报告》， 《考古学报》2007年第4期。 ③ 同①。 ④ 同①，Р.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