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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窟藏经洞所存有此专题汉藏文经典。
  玄奘译《不空绢索神咒心经》，汉藏文本皆具（藏语本称《不空绢索仪轨王》,内容不尽相同）。法藏P.t.56《不空绢索那麻陀罗尼》，仅具藏文本③。
  S.384号残片，藏文写经残片，其中有部分不空绢索曼荼罗内容④。
  李无谄《不空绢索陀罗尼经》，汉藏文本皆具⑤。
  汉文大藏经中不空绢索经典有九种，但归纳异译别出后，实仅两三种。
  唐景龙三年(709年）菩提流志译三十卷《不空绢索神变真言经》 (T20,N1092)①， 隋开皇七年(587年)阇那崛多译一卷《不空绢索咒经》(T20，N1093 号)。唐显庆四年(659年)玄奘译一卷《不空绢索神咒心经》(T20,N1094)。 唐长寿二年(693年)菩提流志译一卷《不空绢索心经》(T20，N1095)。宋代施护译一卷《佛说圣观自在不空王秘密心陀罗尼》(T20，N1099)。
  阿目怯译二卷《佛说不空绢索陀罗尼仪轨经》,（T20，N1098 )。
  武周圣历三年（700年）李无谄译一卷《不空绢索陀罗尼经》 (Т20，1092)。唐代宝思惟译三卷《不空绢索陀罗尼自在王咒经（Т20, N1097)。
  不空译一卷《不空绢索毗卢遮那佛大灌顶真言》(Т20，N1002)。
  菩提流志译《不空绢索神变真言经》是其中最重要而完备的经典。其内容宠多,竟达78品，有30卷。由弟子般若丘多助宣梵本，菩提流志从神龙二年(706年)夏至景龙三年春(709年），用近三年的时间才译成,此经是说不空绢索观音（以四摄摄取众生）的秘密真言观行法门及修持功德。从观音在普陀洛伽山顶礼佛陀，并说不空绢索心王母陀罗尼、并持主诵功德。次说此母陀罗尼真言中秘密心真言并念诵法。又次说发觉、请、 启白、结界、神变、净治等八十余种真言与观行法。再次说观世音菩萨根本印、莲花印等三十余种印真言法。还次说图画曼荼罗坛法一切手印诸器杖等。又次说绢索等八种不空王绢索三昧耶成就法。又次说护摩坛、供物、护摩木等不空王护摩三昧耶成就法，以及观念不空绢索观音的道埸诸相,乃至各种有关真言陀罗尼,各种造像法、画造曼荼罗法、观行念诵法、供养法、护摩法、各种入坛法、阿伽陀药法、诸天明王、药叉等真言曼荼罗观行法等②。
  隋阇那崛多、唐玄奘及菩提流志初译本，宋施护的译本,都是此经的初品《母陀罗尼真言序品》的同本摘抄异出而阿目怯的译本，则是此经 《序品》与《秘密心真言品》《秘密成就真言品》共三品的摘抄译出。所以此五种都是略本，而30卷本为广本即全本。
  另有李无谄所译《不空绢索陀罗尼经》，则是另一种不空绢索陀罗尼——不空绢索观音根本咒,或称一切明主不空绢索自在王陀罗尼。此经是由新罗僧请译而出，后附数种印也是新罗僧人所译而附加入①。宝思惟所译《不空绢索自在王咒经》与此同本，主要说宣咒术，经中首出此根本陀罗尼咒并述它的功能，此心咒能成诸事业、兴福灭罪；受持此咒的供养庄严和诵持仪则及能成就所愿。还有说欲亲见观自在菩萨的供养法，造观自在菩萨像法及作坛法并供养次第。次说受持紧羯罗令所作成办法，受持制摘迦令所作成办法，咒贤瓶法。及不空绢索咒王供养法、诸息灾法，不空绢索咒王诸种成就法等。
  可与图像参照的尚不止于上述经典，还有:不空译《摄无碍经》(Т20， N1067)、不空译《一髻尊陀罗尼经》(Т20,N1110)、不空译《菩提场说一字顶轮王经》(T19，N950)。藏文系有藏文本《Candra-gomic圣不空绢索五天赞KN3541)、《不空绢索曼荼罗天众赞无垢光》(N3543)、《世自在不空绢索成就法MN4256)。特别是后者，与不空绢索五尊曼荼罗关系较密。但现知这些经典并非吐蕃期译典，而是后来所出。或是吐蕃期亦译但失传②。敦煌经本都是持明密典,即玄奘译《不空绢索神咒心经》与李无谄译《不空绢索陀罗尼》这两种主要的不空绢索陀罗尼咒经，此外还有藏语咒经。这两类经本都具持明密教的性质。吕建福的《中国密教史》申明了密教发展过程。早期陀罗尼——咒术密教仅以持诵念咒为功要；持明密教则将陀罗尼与手印相结合，并有初步的坛法、即曼荼罗像法。不空缗索法门中亦富于咒法、手印、坛法等。这些内容在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中得到体现，而绢画中曼荼罗遗存更丰。
  不过，莫高窟壁画所见并非是密教发展过程之简单展现。与之相反， 画塑所体现主要是持明密教的内涵，甚至有纯密曼荼罗的内涵③。所以体现出从曼荼罗、持明向更原初陀罗尼密教之展开。因为盛唐莫高窟第148 窟，就空前绝后地出现了不空绢索、如意轮菩萨画塑结合的坛法,其天井画中甚至有了纯密曼荼密意味之作。但自吐蕃统治时期以来，再没有相似的坛法画塑出现,只有携眷属的不空绢索观音等像式。
  公维章认为依严格的意义，只有莫髙窟第148中的经变，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观音经变》。因为此后的不空绢索与如意轮像,皆为主尊两侧眷属构成。他还指出莫高窟第148窟之后不空绢索像多无榜题，只有 MG.23079号绢画具有榜题与功德记，反映出信仰内容与《千手观音经变》并无不同。不过，经变画本来是指大乘经变而言，以此涵涉密教经图关系，已显短缺。以经变画来延括密宗绘事确有一点草率。密典多列具体仪轨，对应图像内容极多。因而密典与图像的关系更是一种图像学的关系，并非发挥经义的大乘经变ᄆ很多学者对密教情况归纳也多涉此方面。 如赖鹏举先生就有“类曼荼罗”之说法①。彭金章先生不仅考证了莫高窟第148窟千手观音图中的内外四供八菩萨②，更将密教图像分为经变、坛城与中间形态三类。赵晓星对吐蕃期密教图式有更详细的分类③。而刘永增则将此窟千手观音眷属与如意轮龛像中天井诸菩萨画像，比定于胎藏、金刚两界大曼荼罗中图像④ᄋ不过即是如此，其画塑等仍请应属持明密法,并不能全划人纯密或金刚、真言乘大曼荼罗。两部大曼荼罗是指髙度组织化的图像系统。而持明密教本身就包括坛法，即曼荼罗法。拙意认为，有曼荼罗性质的图像可称坛法图，可示其持明密教性质。当然，敦煌这些坛法图像与经典对应的情况中体现出的创造性，还有石窟空间中显密图像关系等,应是研究注重所在。公维章还指出，只要对着本尊持诵真言，就可达到效果，所以没有必要使用较繁琐的坛法⑤。这种看法确有道理。有趣的是这里呈现出与密宗发展过程相矛盾的现象，如此观察会给人以更深的印象，或者说可从另一视角来揭示其中的规律。不过这种情况主要在壁画中存在。藏经洞绢画有多件精美的曼荼罗图像,特别是吐蕃统治时期及其影响。里然并非坛法,却是精致构成的曼荼罗。绢画与壁画形成了某种互补关系。其间体现出密宗内的发展演变与汉藏交流关系，都颇有意味,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