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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蕃原本是政教合一的国家，佛教入藏后，成为国教，当版图延伸到沙州时，敦煌佛教的兴盛更甚于前,依段文杰先生的叙述：吐蕃本来信奉佛教。在他们统治河西的时期，这里的佛教大为兴盛，寺院林立,僧尼日增。当时有十六大寺、十七大寺之称，其中多沿用中原寺名，如开元寺、干元寺、龙兴寺、报恩寺、净土寺、莲台寺、三界寺、大乘寺、灵修寺、圣光寺、永安寺、灵图寺、金光明寺、兴善寺、普光寺等。这些寺院和内地一样，都有三纲，并有寺户和土地,不受官府管辖，享有种种特权。
  当时沙州僧尼约千数百人。仅建中四年(738年）吐蕃放回了从这里俘虏去的将士僧尼就有八百余人。当时沙州人口不到三万，僧尼所占比例是很大的。唐代后期敦煌名僧辈出，如一直留在敦煌的长安高僧昙旷，传授禅宗的摩诃衍，做了“蕃大德”的法成、洪誓、悟真等。同时，吐蕃统治者还遣使到长安“求沙门之善讲者”至蕃地讲经，“至是遣僧良璘、文素二行人，每人岁一更之”。吐蕃统治者还不断向中原求取佛经，加以翻译。名僧摩诃衍就曾将许多汉、藏文经互译流行。吐蕃和中原的关系,自唐初即相当密切，至此乃有更进一步的发展。① 在政治安定,经济繁荣的前提下，敦煌与长安两地高僧往还，佛典流通,佛教既盛,则必更营建新窟，壁画的题材与风格,必更推陈出新，走向更丰富与华丽的地步。以下举四个题材,分析与前代的差异。

① 段文杰《唐代后期的莫高窟艺术》，《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第四册,文物出版社，平凡社,19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