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市图书馆

吐蕃时期的《金刚经》信仰与昙旷、摩诃衍等僧人的传法行为以及发生在吐蕃本土的僧净事件有密切的关系。《金刚经》汉文译本在公元8世纪中期传人吐蕃，桑耶寺僧人桑西在公元754年前后和公元767年曾两度入唐,携带佛典返回吐蕃，其中就有《金刚经》①。敦煌文献中也保存有藏译本《金刚经》，这些写本与敦煌流行的鸠摩罗什的译本有较大差异，更为接近菩提流志或义净的译本®这些写卷说明敦煌也有修持《金刚经》的吐蕃人。昙旷是曾在长安修学的唯识宗僧人,安史之乱后回到河西注疏传法。他因身体原因未能接受吐蕃赞普的邀请前往吐蕃，他为回答赞普关于佛法的一些问题，写下了著名的《大乘二十二问》，正是为解决赞普对于顿、渐教义之争的困惑。昙旷还撰写了《金刚经》注疏《金刚般若旨赞》，敦煌文献中保存了 10余号写卷,他对经文的理解有其独特的一面。在昙旷之后，禅宗僧人摩诃衍前往藏地，他在吐蕃传播的禅宗思想吸引了众多的信仰者，王室、贵族成员也追随摩诃衍修习禅法。摩诃衍的传法行为引起了在吐蕃的印度僧人的不满。为此吐蕃赞普赤松德赞亲自主持了汉族僧人和印度僧人之间的大辩论，此事件发生在公元8世纪末期。辩论结束之后,摩诃衍未能取得主导地位,只好返回河西。吐蕃统治时期敦煌佛教界的著名人士王锡为此事件写下了《大乘顿悟正理决》，此文多处引用《金刚经》《楞伽经》等禅宗经典阐述摩诃衍的思想。从僧净事件和昙旷、摩诃衍的身上可以看到，当时的学问僧对《金刚经》的信仰重点在于义理的研究。 《金刚经》义理及其信仰也受到寺院僧人的重视。唐道氤著《御注金刚般若蜜多经宣演》，自称是唐开元二十三年(735年)玄宗御注《金刚经》，他因此而作《宣演》。S.4052、P.2132两份《宣演》写卷均有题记，S.4052题记“大历九年(774年)年六月十三日，于沙州龙兴寺讲(必)毕记之” P.2132有四条题记，年代分别为建中四年(783年）、贞元十九年(803年）、癸未年 (803年）、庚申年(810年），都是在听经以后写下的笔记。这两份写卷反映出公元9世纪前后，由中原传来的《金刚经》注疏本是敦煌僧团讲经反复采用的本子。
  禅宗在敦煌传播，禅宗经典《金刚经》受到学问高僧的重视,也促成了 《金刚经》信仰在下层僧尼或世俗信仰者中间传播，但是他们的信仰内容与学问僧在义理上的探讨有明显的差异。世俗信仰《金刚经》的方式之一是抄写经卷,S.3485《金刚般若经》题记“王土浑为合家平善、国下(不)扰乱敬写”。北图柰字42《金刚经陀罗尼咒》题记“为正比丘尼写《法华经》一部、写《金光明经》一部，《金刚经》一卷。已上写经功德，回施正比丘尼。承此功德，愿生西方，见诸佛，闻正法，悟无生”。吐蕃时期的僧人姚和尚创作了《金刚五礼》，是一篇适合大众共修的礼忏文。此文以礼佛(法身、报身、 化身)和礼法(金刚般若)为礼拜对象，以礼忏的形式来弘扬金刚般若。为了扩大影响层面，或者为了适应大众信仰的需求，忏文中又加人了弥勒、 弥陀净土信仰的内容，如“忏悔六根罪，速见弥陀佛”,“至心归命礼阿弥陀佛”，“弟子发弘愿/受持《金刚经》/上报四重恩/下济三徒(塗)苦/若有见闻者/愿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弥勒国”等等发愿偈或迴向偈①。下层僧尼和世俗信众抄写、信奉《金刚经》是为实现家国平安、往生净土等世俗需求,与《金刚经》的义理相去甚远。图绘《金刚经变》是世俗信仰《金刚经》的另一种方式。《金刚经》文字简短，语言浅显，其中几乎没有故事性的内容， 包含的佛理却较为深奥，要将经文转换为图像，同时又能传达出《金刚经》 的主旨思想是极为困难的。从上节故事画的分析可以看到，经变抓住了经文中略带情节性的文字,并且参考了其他相关的经文来图绘故事画，使画面变得生动有趣。歌利王本生、修行忍辱、供养金刚宝塔等画面故事趣味较浓，很容易辨认，而且被布置在金刚法会的下方,是最适合观者阅读的位置，它们也成为辨认《金刚经变》的标志性画面，但是这些故事画并未能完满的表现经文的思想。从《金刚经》的写经题记到经变的故事画都可以看到，受吐蕃统治前期著名学问僧人看重的《金刚经》义学探讨在世俗信仰考那里都有所忽视，他们看重的是抄写经文、图绘经变的行为，这些行为就是信仰、供奉《金刚经》,在一定程度上和信仰其他经典没有大大的差异。

① 原田觉著，李德龙译《吐蕃译经史 》,《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 》 第十一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4年。 ② 王尧《汉藏佛典对勘释读之二——金刚经》,《西藏研究》198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