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市图书馆

莫高窟第154窟《金光明最胜王经变》内容丰富，结构严谨，比较充分地反映出《金光明最胜王经》的特色。莫高窟第133窟虽然与第154窟属于同期开凿,但两窟《金光明最胜王经变》的表现形式明显不同。莫高窟第 133窟《金光明最胜王经变》的下方，已出现吐蕃时期经变中比较流行的屏风画，由此看来,它很可能晚于莫高窟第154窟出现。莫高窟第158窟明显晚于第154窟开凿，其中的《金光明最胜王经变》应受到第154窟的一些影响。莫高窟第154窟《金光明最胜王经变》不仅最早出现，而且一窟两铺，由此显示出重要的研究价值。
  关于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金光明最胜王经变》，仍有一些问题值得探讨。
  根据黄文焕先生研究，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写经中,《金光明最胜王经》(及《金光明经》)与《大般若波罗蜜多经》《金刚波罗蜜多经》《妙法莲华经》《维摩诘所说经》是最流行的5部经典①。而在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石窟经变中，数量最多(也是最流行)的3种经变却是《观无量寿佛经变》《弥勒经变》与《药师经变》。由此可见，同一时期流行的写经与石窟经变，在题材上并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金光明最胜王经变》仅出现3窟4铺，换言之，《金光明最胜王经变》并不是吐蕃统治时期流行的经变。吐蕃统治时期敦煌写经与洞窟经变流行的不一致性值得充分关注。本文认为,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主要在于支配此期写经与开窟造像的主流思想并不一致,民间写经中可能具有更强烈的“祈福消灾”思想动机。
  隋代智者大师十分重视昙无谶译《金光明经》，依据该经制定《金光明忏法》，收录于《大正藏》第46册的《国清百录》。到了唐代,高僧义净译出 《金光明最胜王经》，此译本比以往所译《金光明经》等的内容更加丰富完备，从而取而代之成了最通行译本。在宋代,高僧遵式意识到《金光明忏法》的不足之处，于是根据义净所译《金光明最胜王经》，制定《金光明忏法补助仪》，而高僧知礼则制定出《金光明最胜忏仪》。从隋代《金光明忏法》 到宋代《金光明忏法补助仪》《金光明最胜忏仪》，对该部经典“忏悔”功能的重视可谓一脉相承。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忏法的发展过程中,唐代《金光明最胜王经》的译出以及佛教界对此经的弘扬可能起到了重要作用。从画面设计等方面来看，莫高窟第154窟的《金光明最胜王经变》，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唐佛教界对于《金光明最胜王经》的看法。从这个角度而言，敦煌石窟中《金光明最胜王经变》的研究,有助于深人认识《金光明忏法》等在中土发展演变的历程。关于这些方面的问题，仍有待于学术界更加深人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