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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从图像表现和配列的观点来看，吐蕃时期的十六观图只是继承了盛唐图例的框架，内容上确实看不出有什么发展。但吐蕃时期也并非没有任何变化。众所周知,画面形式上吐蕃时期较前代有新的变化。但是没有人论及周知变化所产生的原因。因此，最后我们再来探讨一下画面形式的情况。
  吐蕃时期的壁画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一壁绘一幅经变（以下略为 〔单〕），另一种是一壁绘多幅经变(以下略为〔复〕）。而十六观图的画面形式也分为绘于表现西方净土场景的净土庄严相左右的条幅画和绘于净土庄严相下部的屏风画两种形式。这种组合又可分为①〔单•条幅〕②〔复•条幅〕③〔复•屏风〕三种。而莫高窟第200窟中的十六观图为条幅画，未生怨却是屏风画，属于②和③的过渡样式。众所周知,①是沿袭了盛唐的画面形式，③是吐蕃时期新出现的画面形式。因此,这三种画面形式的变化顺序是①〔单•条幅〕→②〔复•条幅〕→③〔复•屏风〕。
  那么，这种画面形式的变迁是因何而来的呢。对此，我们应当关注竺沙雅章先生关于僧官制度的研究①。
  竺沙雅章先生对敦煌遗书进行了仔细地研究，探明了吐蕃统治时期至归义军时期敦煌佛教僧团的僧官制度，将吐蕃统治时期的僧官制度分为以下两个时期。
  第一期:吐蕃统治前期(786②——800年) 根据这一时期的僧官制度，最高为“都僧统”，其下置“都判官”和“判官”。它们都是中国官名，是沿袭了唐朝所置的僧官。
  第二期:吐蕃统治后期(800—848年） 这一时期,僧官制度发生了变革，都僧统被“都教授”和“副教授”所代替，又增加了“都法律”和“法律”。“教授”来源于藏语的mkhan-po,这种僧官制度的变革是藏化的产物。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画面形式的变化，年代明确的阴氏莫高窟第231窟(839年营造)是复•屏风〕式，即属于竺沙雅章先生分期说的第二期。也就是说，竺沙雅章先生所说僧官制度发生变革的吐蕃统治后期正是石窟内的构成及其画面形式发生变化的时期。
  当然，石窟壁画在画面构成上的变化还不能直接说是因吐蕃化造成的，被新采用的屏风画自然是来源于中国。但也需考虑莫高窟在吐蕃统治下，吐蕃的要素只占极少部分，整体来看还是继承了盛唐以来的内容和形式。究其原因,将是今后要研究的一个根本课题，但至少在壁画制作上,盛唐以来的传统根深蒂固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通过西方净土变及其附属的十六观图，可以明显地看出其画面形式的变化是因石窟整体壁画构成的变化而产生的，而且这种变化也是与构成敦煌教团统治机构的僧官变革一起产生的,说明当时敦煌佛教界本身发生了变动，并对石窟的壁画构成和画面形式产生了某种冲击。今后还有待于从整体视野出发，对这一时期石窟的尊像构成和壁画内容以及窟内整体规划进行详细的探讨和考察。

①竺沙雅章《敦煌の僧官制度》，《东方学报》第31册，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61 年。 ②竺沙雅章先生当时认为吐蕃统治时期开始于公元781年，现在一般都认为吐蕃统治敦煌开始于公元786年，因此此处改为了公元786年。陈国灿《唐朝吐蕃陷落沙州城的时间问题》，《敦煌学辑刊》198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