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市图书馆

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壁画绘制水平也有了相当的发展。在曹氏归义军时期，沙洲不仅出现了民间的“画行”，还建置了隶属官府的“画院”。 这种规模的形成是以吐蕃统治时期的发展为铺垫的。沙洲手工业和商业中“行”的建置，从已知史料中记载可上溯到盛唐时期。而“画行”作为手工业中的一类，在沙洲见于五代曹氏归义军时期，应该至少可以上溯到吐蕃统治敦煌晩期“画行”可能有了萌芽状态，绘事尤为繁盛。S.3929《节度押衙董保德建造兰若功德颂》的文稿中提到，“厥有节度押衙知画行都料董保德等……手迹及于僧瑶，笔势邻于曹氏……”董保德的画艺可与南朝的名画家张僧繇和北齐以“曹衣出水”著称的曹仲达的水平相仿。可从此记载上推到中唐时期，这种高超的绘画技艺已经具备，来自中亚曹仲达的画风也由来自粟特的画工、画匠渗透在敦煌美术中。
  随着从化乡的消失，粟特人或亡走他处，或分散与汉人及其他族人杂居。这就使其婚姻关系发生较大变化，由族内婚向族际婚发展。上海藏敦煌本《唐定兴等户残卷》两处铃有“河西支度营田使印”据学者研究系吐蕃统治时期的文书。上载唐定兴等户,涉及康、石、曹、贺、安、史等昭武九姓12户，在这12户中属于胡汉或胡胡通婚关系者13对。
  由于吐蕃统治者推行民族同化政策，不仅改变了汉族人的风俗，同时也改变了包括粟特人在内的其他民族的风俗，促使粟特裔民与汉族及其他族人的界限逐渐消失，加速了民族融合以及粟特美术与当地美术的融合。
  很明显,中唐吐蕃时期的莫高窟，联珠纹十分罕见,几近消失。而宝相花、团花则被大量使用，取代了原本联珠纹的位置。我们见到莫高窟第 158窟中在团花中的联珠绶带雁纹的变体正是民族美术融合的写照。可见，这种变化与粟特人在当地的身份变化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