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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目前留存下来的敦煌石窟中的吐蕃期洞窟供养人画像资料，莫髙窟第359窟是出现最多的洞窟，也是吐蕃装供养像最集中的洞窟，同时还是洞窟供养像最为完整的洞窟。其涉及功德主家族男女老幼及已故祖辈， 构成敦煌石窟特别是吐蕃期洞窟供养人画像独特的现象，因此有必要就其出现的原因作一交代。
  敦煌莫高窟吐蕃期石窟群中之所以没有出现更多的供养像的洞窟，明显是受到吐蕃推行其风俗的影响。构成沙州以汉族为主体的原有居民的无声反抗,在各自功德窟中不画或少画供养像即是其曲折的反映，也属不得已而为之。
  但是作为石姓家族的粟特胡人，虽然有些人因为其长期的汉化结果， 或因在蕃占前已穿上了象征大唐帝国官职与地位身份的唐装官服，像曾身为“前沙州”某官职的窟主即西壁第1身男供养像，还是极不愿意穿上蕃装。对于该洞窟粟特人窟主施主的汉化关系，参见笔者另文分论①。
  但是从另一方面考虑，正如杨清凡博士研究指出的那样，吐蕃服饰本身是受波斯、粟特、突厥等胡人服饰影响的结果②，因此作为粟特石姓家族的功德窟，对于这些来自中亚的移民，他们并没有像敦煌其他汉族人一样，有着长期以来的传统汉文化影响，更何况吐蕃装本身的翻领样式，一定程度上保留了这些胡人本民族的服饰特点，这样从心理上、生活习惯方面,都是可以勉强接受的。
  而对于那些心里有些不乐意者，则通过穿受唐装影响下的蕃装的折中方式，一则满足了其对唐装的感情,二则可以应付吐蕃的政策。
  至于那些坚决不同意以蕃装形式出现的个别人，像窟主一样,或则因为其曾生活在沙州陷蕃前，又在唐政府机构中任过职，便采取灵活的手段,以个案的形式逃过现政府政策的约束与规范。而像北壁第6身者，则属公然的对抗行为，或属推翻吐蕃后的修改，但也表现出本人对吐蕃统治的厌恶之情。
  对于女性来讲，在中唐吐蕃统治敦煌时期,洞窟供养像中所见服饰多为唐装，比较独特，似乎为吐蕃统治所允许，加上她们大多数人即是敦煌的汉族大姓，因此对于她们而言，在政策允许的情况下穿唐装是每个人内心和感情的必然选择。
  既然如此，受传统洞窟供养像绘制的影响以及在供养功德观念的作用与信仰力量的驱使下，莫高窟第359窟的这些功德主们，以灵活的思想,巧妙的办法，最终打破了自沙州陷蕃以来洞窟中长期不集中绘画世俗供养人画像的沉寂,冲破了吐蕃政策的制约，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当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从总体上来讲，到了吐蕃统治的后期，由于汉人世家大族与粟特人势力的不断壮大，吐蕃统治的不断被削弱,加上玉关驿户起义的教训，吐蕃统治受到制约，于是作为最晚一期营建的洞窟——莫高窟第359窟中，供养人画像再次以北朝、隋、唐前期的形式集中大规模出现。敦煌石窟营建历史上,供养人画像的绘画又出现了历史性的延续。这也是我们在研究敦煌石窟美术史过程中观察到的饶有趣味的现象。
  附记:本文能够顺利完成，要感谢敦煌研究院数字中心和保护所提供的技术支持,感谢柴勃隆先生的热情帮助！本文图片由敦煌研究院数字中心乔兆福先生拍摄，特此致谢！

① 沙武田（敦煌的粟特胡人画像——莫高窟第359窟东壁门上新释读一身石姓男供养像札记》，《敦煌文献•考古•艺术综合研究——纪念向达先生诞辰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华书局，2011年。 ② 杨清凡《藏族服饰史》,青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