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与敦煌汉人大家族的联姻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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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出处: 《敦煌吐蕃统治时期石窟与藏传佛教艺术研究》 图书
唯一号: 290120020210003079
颗粒名称: 2.与敦煌汉人大家族的联姻及其影响
分类号: K879.214-53
页数: 3
页码: 134-136
摘要: 南壁第1身女供养像题名“新妇南阳张氏”,按常理表明其对应的是北壁第1身石姓男供养像,合为夫妇。无论如何,这则题名给我们一个明确的信息,就是该石姓家族与敦煌汉人大族张氏联姻。除此之外,其他女供养像全为唐装,从一个侧面表明该家族男性所娶是以汉人为主的事实。 敦煌的粟特人与汉族的婚姻关系,是敦煌粟特人的基本历史状况。早在三国时期的敦煌,胡汉互为婚姻已属常事,P.3636记三国时太守仓慈治理下的敦煌“胡女嫁汉,汉女嫁胡,两家为亲,更不相夺”①。集中在归义军时期,大量的敦煌遗书与洞窟供养人画像题记均有胡汉通婚的记载,吐蕃时期也不例外。正如郑炳林先生所言,“吐蕃时粟特人纷纷与敦煌大姓联婚”气前述石姓娶南阳张氏即是一例。“南阳张氏”是敦煌的大姓,又称“龙舌张氏”,唐开元中张孝嵩奉诏都护北庭,后子孙世袭沙州刺史,因居敦煌,无疑是敦煌望族。吐蕃和晚唐时期敦煌遗书记载首任节度使张议潮及其父亲一族郡望本是“清河张氏”,可是到了张淮深时期又记作“南阳张氏”,而据姜伯勤先生研究:“在沙州,张氏之南阳、清河二望,时相混淆。②此明显是为了攀附“南阳郡公”即“南阳开国公”的张孝嵩③。事实上P.3354V悟真撰《五更转兼十二时序》即称“伏维我尚书渥洼龙种”,结合敦煌文献所记张孝嵩斩龙的传说④,似乎已经有附会南阳张氏之迹象。无论如何,南阳张氏在吐蕃时期已是敦煌望族则无疑问。
关键词: 敦煌石窟 文集 喇嘛宗 宗教艺术

内容

南壁第1身女供养像题名“新妇南阳张氏”,按常理表明其对应的是北壁第1身石姓男供养像,合为夫妇。无论如何,这则题名给我们一个明确的信息,就是该石姓家族与敦煌汉人大族张氏联姻。除此之外,其他女供养像全为唐装,从一个侧面表明该家族男性所娶是以汉人为主的事实。
  敦煌的粟特人与汉族的婚姻关系,是敦煌粟特人的基本历史状况。早在三国时期的敦煌,胡汉互为婚姻已属常事,P.3636记三国时太守仓慈治理下的敦煌“胡女嫁汉,汉女嫁胡,两家为亲,更不相夺”①。集中在归义军时期,大量的敦煌遗书与洞窟供养人画像题记均有胡汉通婚的记载,吐蕃时期也不例外。正如郑炳林先生所言,“吐蕃时粟特人纷纷与敦煌大姓联婚”气前述石姓娶南阳张氏即是一例。“南阳张氏”是敦煌的大姓,又称“龙舌张氏”,唐开元中张孝嵩奉诏都护北庭,后子孙世袭沙州刺史,因居敦煌,无疑是敦煌望族。吐蕃和晚唐时期敦煌遗书记载首任节度使张议潮及其父亲一族郡望本是“清河张氏”,可是到了张淮深时期又记作“南阳张氏”,而据姜伯勤先生研究:“在沙州,张氏之南阳、清河二望,时相混淆。②此明显是为了攀附“南阳郡公”即“南阳开国公”的张孝嵩③。事实上P.3354V悟真撰《五更转兼十二时序》即称“伏维我尚书渥洼龙种”,结合敦煌文献所记张孝嵩斩龙的传说④,似乎已经有附会南阳张氏之迹象。无论如何,南阳张氏在吐蕃时期已是敦煌望族则无疑问。
  至于该“南阳张氏”与张议潮家族的关系,尚难完全明了,或属一支,或表明当此之时,由于势力的日渐增强,张议潮已经有改清河张氏为南阳张氏的迹象。其实清河张氏与南阳张氏,从郡望上讲,不分伯仲,只是后者与敦煌更为密切而已。
  那么营建莫高窟第359窟的粟特石姓胡人家族与敦煌大族南阳张氏联姻,说明该石姓家族在当时的敦煌地位和影响不低。上举“法匠石公”即是明证,否则作为一般下层老百姓出身者,是不能在寺院和佛教界取得如此地位的。据学者们的研究表明,敦煌的高级僧官往往是出自名门望族, 两者互为依附⑤,石姓在吐蕃初期有“都统石惠捷”,后有“法匠石公”,即为例证。在这样的背景下两家联姻,可谓门当户对。除此之外,张氏还与粟特最大的安氏集团联姻,P.3551《药师瑠琉光如来赞并序》记载吐蕃时一位张姓大都督,娶妻粟特人安氏,此张大都督即是张议潮父亲张谦逸①。
  作为敦煌粟特人集团的重要力量,该石姓很有可能参与了张议潮大中起义。据《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九《考异》引《实录》记载(大中)五年 (863年)二月壬戌,天德军奏,沙州刺史张议潮、安景旻及部落使阎英达等差使上表,请以沙州降。”荣新江、郑炳林先生均认为安景旻所代表的是敦煌粟特人的力量②。也就是说粟特人及其组成的军队,以安景旻(安公、 安都督)为代表,和张议潮代表的汉人势力、阎英达代表的吐浑、通颊等部落百姓一道,共同推翻了吐蕃在沙州的统治。其中安景旻所代表的“九姓胡军”当是包括九姓胡人诸姓在内的粟特人集团,石姓作为九姓胡人大姓,必不能例外。而莫高窟第359窟明确记载石张两姓的联姻,结合这一独特的历史背景,则表明到了吐蕃统治的晩期,敦煌汉人与胡人及其他民族之间,已形成很大的关系网络,形势越来越对吐蕃人不利。在这种情况下,莫高窟第359窟的窟主们力量和信心大增,他们也不再过于担心吐蕃的政策,敢于在洞窟内画上大量包括唐装在内的供养人画像。
  从上述这一点也可以看到,敦煌的粟特人对吐蕃统治的确心存故意。

附注

①施萍亭《敦煌随笔之二》,《敦煌研究》1987年第1期;《敦煌习学集》(上),甘肃民族出版社,2004年。 ① 郑炳林 《吐蕃统治下的敦煌粟特人》,《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7年。 ② 姜伯勤《敦煌邈真赞与敦煌名族》,《敦煌邈真赞校录并研究》,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 年。 ③ 邓文宽《归义军张氏家族的封爵和郡望》,《敦煌吐#番研究论文集 》,汉语大辞典出版社,1990年;赵红、高启安《张孝嵩斩龙传说历史背景研究》,《敦煌研究》2004年第2期。 ④ 赵红、高启安《张孝嵩斩龙故事探微》,《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⑤ 竺沙雅章《敦煌の僧官制度》,《东方学报》第31册,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61年;郝春文《晚唐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① 郑炳林 《吐蕃统治下的教煌粟特人》,《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 ② 荣新江《归义军及其与周边民族的关系》,《敦煌学辑刊》1986年第2期;郑炳林《唐五代敦煌的粟特人与归义军政权》,《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

知识出处

敦煌吐蕃统治时期石窟与藏传佛教艺术研究

《敦煌吐蕃统治时期石窟与藏传佛教艺术研究》

出版者:甘肃教育出版社

出版地:2012.4

本书内容涉及对敦煌吐蕃石窟艺术样式的研究、社会政治背景探讨、造像思想研究、吐蕃密教文献研究、石窟经变画与图像专题研究、密教尊像研究、西藏考古与艺术研究、毗沙门天王像研究、莫高窟第465窟研究等多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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