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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窟男女像分别是由7身僧尼作为前导而整体出现在洞窟中。由僧人作为引导是敦煌石窟供养像的基本特征之一，而且这一特征自始至终出现和保留在洞窟壁画中。但是到了晚唐五代宋归义军时期,随着归义军政权成为瓜沙地区的实际统治者，在归义军节度使张、曹等大家族的功德窟中,僧人引导的位置让位于节度使等归义军统治者,世俗政权凌驾于宗教信仰之上，正是这一时期敦煌地区社会的基本历史状况。事实上，这一现象早在莫高窟第130窟(盛唐)甬道晋昌郡太守乐廷瓌夫妇供养像中就出现了，反映出对于历代统治者而言，宗教信仰其实是他们的附属精神需要,并不能使之完全独立,更不能高于世俗政权之上,这又是中古时期佛教的基本社会地位与历史状况。历史上虽因个别皇帝个人的喜好，而使得佛教在某一时间段地位大涨，高僧大德与皇帝平起平坐，但毕竟只是昙花一现，且往往又被大规模的灭佛运动所打击，使得佛教走向低谷，著名的 “三武灭佛”即是血的教训。而像莫高窟第323窟(初唐)南壁所反映的如隋文帝等跪听高僧行法讲佛的事迹与现象，多是佛教为了自身的需要而编纂附会之说。因此莫高窟第359窟僧人较多集体出现在男女供养像前的形式，一则表明到中唐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石窟供养像仍在延续之前的传统模式,严格地把僧人画在了世俗人的前面，而使得这些功德主们的供养关系更加符合佛教法事仪式，表现出洞窟供养的严肃性；同时也从一个侧面表明，该洞窟的功德主们仍属一般的中下阶层，地位不会太高，至少不会是地方最高的统治者阶层。
  但是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莫高窟第359窟男女供养群像前的僧尼分别为7身,如此众多数量僧尼的集体出现,除了应有的引导之外，更多体现出的是僧尼本身的供养含义，那么从这个方面讲，该处14身的僧尼像当与洞窟的功德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或即是家族出家为僧者，或是为了专门的法事需要而特意安排。而僧尼各自作7身的对应关系，似有其特定的用意，如果说果真有窟主家族僧尼各7人，则属历史的巧合，但这种可能性太小。因此该处僧尼像所暗含的历史信息仍需作进一步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