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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供养像的排列关系，结合部分可释读题记的考察,可以清楚地看到，作为男女两列供养像，在洞窟中的排列是有一定的秩序和相互关系的,并表现出一些明确的供养特征。
  1.出现较为独特的僧尼供养像。
  洞窟男女像分别是由7身僧尼作为前导而整体出现在洞窟中。由僧人作为引导是敦煌石窟供养像的基本特征之一，而且这一特征自始至终出现和保留在洞窟壁画中。但是到了晚唐五代宋归义军时期,随着归义军政权成为瓜沙地区的实际统治者，在归义军节度使张、曹等大家族的功德窟中,僧人引导的位置让位于节度使等归义军统治者,世俗政权凌驾于宗教信仰之上，正是这一时期敦煌地区社会的基本历史状况。事实上，这一现象早在莫高窟第130窟(盛唐)甬道晋昌郡太守乐廷瓌夫妇供养像中就出现了，反映出对于历代统治者而言，宗教信仰其实是他们的附属精神需要,并不能使之完全独立,更不能高于世俗政权之上,这又是中古时期佛教的基本社会地位与历史状况。历史上虽因个别皇帝个人的喜好，而使得佛教在某一时间段地位大涨，高僧大德与皇帝平起平坐，但毕竟只是昙花一现，且往往又被大规模的灭佛运动所打击，使得佛教走向低谷，著名的 “三武灭佛”即是血的教训。而像莫高窟第323窟(初唐)南壁所反映的如隋文帝等跪听高僧行法讲佛的事迹与现象，多是佛教为了自身的需要而编纂附会之说。因此莫高窟第359窟僧人较多集体出现在男女供养像前的形式，一则表明到中唐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石窟供养像仍在延续之前的传统模式,严格地把僧人画在了世俗人的前面，而使得这些功德主们的供养关系更加符合佛教法事仪式，表现出洞窟供养的严肃性；同时也从一个侧面表明，该洞窟的功德主们仍属一般的中下阶层，地位不会太高，至少不会是地方最高的统治者阶层。
  但是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莫高窟第359窟男女供养群像前的僧尼分别为7身,如此众多数量僧尼的集体出现,除了应有的引导之外，更多体现出的是僧尼本身的供养含义，那么从这个方面讲，该处14身的僧尼像当与洞窟的功德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或即是家族出家为僧者，或是为了专门的法事需要而特意安排。而僧尼各自作7身的对应关系，似有其特定的用意，如果说果真有窟主家族僧尼各7人，则属历史的巧合，但这种可能性太小。因此该处僧尼像所暗含的历史信息仍需作进一步的讨论。
  2.莫高窟第359窟供养像排列非常整齐、单纯，整体性强，供养目标清晰。
  洞窟四壁下部一圈供养像，男女群像分别以西壁佛龛下中心位置的供器为开头，以僧尼为前导，依次先后排列，从西壁到南北壁再到东壁门南北两侧，各自形成一个完整的供养群体,前后紧密衔接。这种完整的排列关系，反映出他(她)们集体供养整个洞窟的功德意义，供养人各自相互之间有某种内在的紧密关联。
  3.奠高窟第359窟供养像的排列表现出严格的辈分次递与供养的先后关系。
  由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到洞窟供养群像之间的内在联系，新释读的供养人题名,结合供养人画像排列中出现的一些现象,为我们的分析提供了丰富而可靠的依据。
  我们知道,敦煌洞窟中出现的供养人画像题名内容的书写,发展到唐代,均要表明各自与窟主的辈分关系，像有“窟主”“施主”“祖父”“母”“父” “叔”“伯僧”“叔僧”“兄”“弟”“姊”“妹”“兄僧”“弟僧”“姊(妹）尼”“女”“女尼”“男”“男僧”“侄男”“侄僧”“新妇”“男新妇”“侄男新妇”“侄女”“侄尼” “孙”“孙女”“孙僧”“孙尼”等，在已经亡故的人前加写“亡”“故”等相应的字样①。在洞窟具体排列过程中，是按照辈分的先后层次依次排列,窟主、 施主也不能例外，他们往往会出现在供养像的中间位置,即是这种原因所致。
  如此，由前录莫高窟第359窟供养像题名可以看到，男供养像中有“男”“侄男”，女像中有“新妇”“女”“孙”，则说明其分别是窟主的儿子、姑娘、侄子、儿媳妇、侄媳妇，其次有孙子、孙女辈。至此,至少表明这些供养人群像中有窟主家族三代人的存在。
  非常有意思的是，仔细观察这些供养人画像,会发现在供养群像的僧尼组、男组、女组中，人物的排列越往前越高大，占据壁面空间越大,越往后人物越小，占据壁面空间越小，排列越来越紧密，以至于到了东壁门两侧位置，空间紧密,排列颇显杂乱，有大有小。由门南侧的女像题名可知， 这两组人物属窟主的孙辈，属洞窟中最低一级的家族成员，因此排列不那么讲究，也没有那么严肃了。这反映出画工艺术家们对社会生活的深切体会,与独特的艺术处理手法。
  具体的辈分区别，也似乎反映于画像在壁面的空间位置与人物画像的大小关系中。如女像南壁下倒数第3身蕃唐混合装女像,题记反映为窟主“孙女”辈，该像前面可知的题名均为“女”(姑娘)辈或“新妇”(儿媳妇），排列也规则整齐。但其前最后两身突然变小,到该像处又突然变大，其后又变较小，且越来越杂乱紧密。即使该像本身也没有大到如南壁前排诸身女供养像的大小，这似乎说明从该像开始即是窟主孙女辈们的供养群像。 画工们以这种微妙的变化来处理供养像的相互关系，颇有意味。
  从敦煌供养像男女对应关系规律可知，其多为夫妇对应组合。那么可以认为南壁出现“新妇”字样的诸女像，当与北壁诸“男”“侄男”供养像对应为夫妇关系。
  4.较为独特的东壁门上夫妇供养像。
  作为一男一女对坐于东壁门上供养的形式,必是夫妇无疑，而且一般情况下应是洞窟功德主已亡故的父母或祖父母。与莫高第359窟同时代的第231窟窟主阴嘉政亡父母阴伯伦夫妇即是代表气这种夫妇对坐于洞窟东壁门上的供养形式，到了晚唐时期则大量出现，如莫高窟第144窟功德主亡父母索留南与张氏夫妇，第12窟窟主金光明寺索法律之已故祖父母索奉珍夫妇②，第138窟阴氏某夫妇并智惠性供养像③，第20窟某夫妇等。和以上的同类供养像比较，莫高窟第359窟夫妇像没有身后的侍从像，又出现书写应是洞窟营建功德愿文大量文字的榜题框。不画侍从像， 有可能是画家考虑受空间限制而省略，也有可能就是该夫妇只是一般的平民百姓,没有官位,生前没有家奴可供驱使，因此也就不宜于表现于洞窟画像中了。
  而从我们后面的分析表明，该洞窟功德主为粟特九姓胡之石姓家族, 作为外来的中亚移民并后裔，在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大多沦为寺户或下层平民④，即使是那些仍保存有较高社会地位和丰厚经济实力的家族,受中亚胡人传统习俗影响，多半可能并不蓄奴,因为胡人历来多为中原汉人统治者与大家族、大官僚的家奴,大家所熟知的“胡旋女”与胡人“侏儒”就是中亚各国进贡唐王朝的礼物,供统治者们享乐。大量唐墓壁画与胡人牵驼俑的出土，也清楚地告诉我们，胡人身为历代统治者达官贵人家奴的低贱地位，以唐代最为集中。事实上此现象早在汉代就较为普遍。《汉书•汲黯传》记汲黯为了保护因匈奴降汉时违抗圣令的商人及亲属五百余人,而向汉武帝进谏:“臣愚以为陛下得胡人，皆以为奴婢，赐从军死者家。”据葛承雍先生研究，到了唐代，大量胡人流寓中原长安，因其出身、职业、体貌、 宗教信仰、生活习惯等关系的影响，虽然有大量的胡人生活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但又常常受到汉人社会的歧视' 由此表明中亚胡人极有可能对此不公平的历史现象有本能的抵触心理。受此心理的影响，在这里我们看不到像其他洞窟的父母或祖父母供养像一样同时出现的侍从像，这颇为独特。当然在此并不能否认那些在历史上曾经因经商而富甲天下的胡商，其拥有大量的家侍当属例外,如P.3813《判集》记载长安胡商史婆陀家兴贩，资财巨富，身有勋官骁骑尉，其园池屋宇、衣服器玩、家僮侍妾比王侯。”② 至于该夫妇像与洞窟窟主、僧尼、男女供养像的关系以及其在洞窟营建之时健在与否,为什么被画在东壁门上位置等诸现象的考察,仍是需要作进一步讨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