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市图书馆

生活风情图、吐蕃赞普礼佛图和供养人像，分别代表了蕃装人物在敦煌石窟出现的三个不同时期。从时间上看,最早出现的蕃装人物是生活风情图，其次为吐蕃赞普礼佛图和供养人像,后两者相距时间应该不长。
  我们说榆林窟第25窟所绘蕃装人物为敦煌壁画中最早者，是因为在敦煌石窟所有吐蕃时期的洞窟中,榆林窟第25窟是时代最早者之一。其建于吐蕃占领敦煌初期，壁画绘制者可能是当时的榆林寺户的画匠①。从该窟在内容布局上看，南北两壁绘《弥勒净土变》与《西方净土变》，完全与初盛唐洞窟一脉相承，此壁画也属盛唐遗风。如果没有蕃装人物图像，我们完全可以将此窟的时代看成盛唐；之所以视其为吐蕃时期所建，就是因为在《弥勒经变》的“婚礼宴饮图”中，出现了蕃装人物。壁両上“老人人墓图”图侧虽书写有藏文榜书，但其内容与该窟原建时代没有任何关系①。 另外我们还注意到，婚礼图中的仕女与莫高窟第217窟“得医图”中的侍者除了服装颜色外，其形象与姿态也十分相像(图20)。莫高窟第217窟初建于公元8世纪早期，壁画也是敦煌盛唐早期的作品，所以从人物造型上看，榆林窟第25窟还没有完全脱离盛唐余风。而且，《弥勒经变》中除 “婚礼宴饮图”外,其余的生活场景如农作、修造等中的人物,全部为汉装 (图21)。这一点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历史现象，就是作为游牧民族的吐蕃人，还没有接受农业经济为主的封建生产方式与生活习俗，而又允许汉人在其统治下从事农业生产，这就是吐蕃占领敦煌的历史现象。
  敦煌吐蕃统治时期的石窟，最明显的标志就是“方丈室内，化尽十方； 一窟之中，宛然三界”，即开始在一窟中绘制多种大幅经变画。这类洞窟一般出现在吐蕃统治后期和晩期，就现存情况看，其中大概以莫高窟第154 窟为最早者，但该窟目前所见也只有蕃装生活风情画,说明蕃装生活风情与生产风俗画是吐蕃时期石窟中出现最早者。吐蕃赞普听法图出现于吐蕃统治敦煌的晚期石窟，如莫高窟第231、237、135、359窟等。而蕃装供养人像可能是出现最晩，因为我们在公元839年建成的莫高窟第231窟也没有发现。绘制蕃装供养人像的洞窟一般应该是吐蕃统治敦煌末期才建造的，如莫高窟第359、 135窟等。重修前代洞窟的蕃装供养人像的绘制和重修时间也应该在吐蕃晚期。这样看来，蕃装供养人画像出现在敦煌石窟中可以说是只有短暂的一瞬间， 有如昙花一现。所以，蕃装人物形象大多出现在蕃占后期和晚期的敦煌石窟，除塑像外，壁画按先后顺序为：生活风情、赞普礼佛、供养人。这就又为我们从事吐蕃石窟历史的研究提供了一条可以借鉴的资料。
  包括赞普听法图在内，蕃装人物画像在蕃占时期的敦煌石窟出现数量并不多，说明敦煌地区的居民并没有从根本上接受吐蕃统治的措施，他们从骨子里还是心仪大唐。公元9世纪后期的敦煌文献《张淮深变文》中有一段著名的描述： 尚书授敕已讫，即引天使入开元寺，亲拜我玄宗圣容；天使睹往年御座，俨若生前。叹念敦煌虽百年阻汉，没落西戎，尚敬本朝，余留帝像；其于（余）四郡，悉莫能存。又见甘凉瓜肃，雉堞雕残，居人与蕃丑齐肩，衣着岂忘于左衽；独有沙洲一郡，人物风华，一同内地。天使两两相看，一时垂泪；左右骖从，无不惨怆。① 这是吐蕃结束统治敦煌不久的河西社会现状的真实写照：敦煌以东的州郡虽然也已归唐,但吐蕃时代的生活习俗还没有改变；而只有敦煌似乎是很快就从各方面彻底摆脱了吐蕃的习俗，恢复了蕃占之前的唐朝社会生活。
  至于吐蕃统治结束以后的蕃装人物,只有舞伎和赞普听法，舞伎只出现在莫高窟第156窟，赞普听法在张曹归义军时代的诸多大窟如莫高窟第9、138、98、61、454窟等都有绘制，但这时的赞普已经不是敦煌的统治者，而是作为敦煌周边的残余势力首领，或是一个部落酋长类的身份出现。开始时他的身边还有一名侍从，但后来也只是自己一个人夹杂在各国王子群列之中。这从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吐蕃的统治在河西一带的久远影响①。赞普听法在蕃占之前的石窟的各国王子听法图中没有发现，蕃占时出现也是在晚期，但到蕃占结束后半个多世纪又重新出现，这种历史现象也是值得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