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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蕃时期绘有《维摩诘经变》的洞窟，几乎都将吐蕃赞普绘在维摩诘下方各国国王的最前列，并进行刻意的渲染和描绘。这些洞窟多是敦煌当地世家大族之家窟，如阴家窟(莫高窟第231,237窟）、张家窟(莫高窟第 159、360窟）、石家窟(莫高窟第359窟)等，其余洞窟虽未有窟主身份的明确记载，但就洞窟的规模和题材而言，也应是地位显赫之人。
  莫高窟有明确窟主身份记载的中唐洞窟，首当是敦煌大族阴嘉政所开第231窟。据《阴处士碑》记载，阴氏家族“其先源南阳新野人也……举火候于敦煌，阳关得势……塞门八阵，掠地中身，野战十载，留连已此,至今为敦煌县人矣”②。从碑文可看出阴氏在敦煌主要依靠军功发迹，阴嘉政曾祖、祖父、父亲及其本人自初唐至中唐历任敦煌地方要职，尤其阴嘉政父阴伯伦在吐蕃占领以后又被任命为沙州道门亲表部落大使，更是表明吐蕃统治者对阴氏家族的重视。由此，阴氏营建洞窟时,就不得不考虑将吐蕃赞普做一些特别描绘了，这在当时也不失为保全自身的重要策略。同样的背景下，诸如张氏等其他地方大族营建洞窟时,亦是出于相似的原因将吐蕃赞普像画得较为细致，以谋取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吐蕃统治敦煌以后，汉人在敦煌仍占有绝对多数。吐蕃统治者并未因其统治的确立，将问疾听法图中的中原汉族帝王完全抹去，而是以近乎原有规模保存了下来，这应当与吐蕃建构新的统治尚需大族的支持有着密切的关系。吐蕃与沙州在语言和文化等方面都有较大差异，吐蕃要想在沙州稳固统治，必须依靠世家大族。虽然敦煌的最高统治者节儿是吐蕃人， 但自节儿以下都督以及部落大使等官职都有汉人充任,且为数甚众；佛教界最高领袖都僧统、都教授等职亦多为汉人。汉人在敦煌的势力足以令吐蕃统治者无法忽视。地方大族在营建洞窟的过程中,一方面出于对吐蕃统治者的忌惮,将赞普和侍从像描绘得详尽细致，另一方面出于对自身利益和尊严的维护，又尽量不绘出自己的供养像，或简化题记,间或有少数着吐蕃服饰的供养人出现，但毕竟不占主流。据调査,莫高窟现存的 88 个吐蕃时期的洞窟中，只有第158、220、225、240、359、361窟中有着吐蕃装的供养人气异族统治之下的地方大族，一方面要维护自身的利益和地位， 另一方面又要协助吐蕃维持统治，在上不可冒犯于吐蕃统治者,在下更不可为平民百姓留下口舌之患,历史给大族们的选择余地并不大。
  窟主对吐蕃统治者的态度,在《维摩诘经变》问疾听法图中即有所体现，莫高窟第359、360窟东壁《维摩诘经变》的问疾听法图即是此中的代表作品。
  莫髙窟第359窟《维摩诘经变》问疾听法图中，中原帝王服饰较以前简单，双手合十握于胸前。从中可看出窟主在洞窟的营建和设计上较为收敛，双手合十的中原帝王更多具有的是听法的虔诚，同时亦兼具对吐蕃赞普的礼敬,间接地折射了窟主对赞普的恭顺之心。窟主的这种心态在北壁下层男供养人的吐蕃服饰上亦可看出，仅有已故之先辈着汉装绘于东壁门上，可见窟主对吐蕃统治的恭敬与畏惧。
  同为中唐晩期洞窟，莫高窟第360窟中《维摩诘经变》问疾听法图所绘中原帝王衣着华丽，头戴通天冠，身着衮服,微张两臂各有侍女搀扶，规模气势与中唐前后并没有太多差异。就本窟吐蕃赞普与中原帝王而言,双方之气势与威仪各有千秋,从中更能体味到的是一种对峙的意境，似同时又可映射出这一时期敦煌汉人势力的增强。这一点，在本窟西壁下层的男供养人中亦得以体现，首服已辨认不清，但皆身穿红色宽袖圆领袍衫，是典型的汉装。本窟问疾听法图中将汉族帝王与吐蕃赞普形象如此表现以及男供养人汉装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也表明窟主对吐蕃统治者的态度， 从中可以感受到若干挑衅或反抗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