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市图书馆

莫高窟第158窟可能是吐蕃统治时期，在敦煌《涅槃经变》中唯一有赞普举哀图的洞窟（图11 )，如今赞普像头部已残，幸有伯希和所拍照片可供参考。北壁各国国王举哀图中，吐蕃赞普有二侍从协侍，面容悲伤，位于各国国王最前列，以彰显其特殊身份。赞普头部西侧有藏文墨书题记依稀为“떠터”，翻译成汉语即为“赞普”①。 举哀众国王中，虽然赞普位置较前，但被各国国王环绕的中原帝王,在壁画中的表现亦不落于吐蕃赞普。
  赞普和侍从的服饰风格较前述《维摩诘经变》略有新变,主要体现在赞普冠饰上。首服朝霞冠顶部加戴有倒三角形环绕而成的冠饰，既作为装饰，也起到箍紧朝霞冠的作用,这在敦煌壁画诸吐蕃人物中仅此一例。赞普与西侧侍从穿三角形翻领长袍，长袍上均匀分布着团花图案,这在莫高窟第360窟东壁《维摩诘经变》问疾听法图中，赞普身后举曲柄华盖的侍从长袍上亦可看到，但不及此处细致，别窟同类服饰暂未发现。团花图案作为中国传统的服饰图案纹样，是吉祥和圆满的象征，多以对称或重复的形式呈现于传统服饰上，具有典型的汉文化内涵和风格。赞普及侍从长袍上团花图案的出现应是受汉族服饰文化影响，绘制壁画的艺术家,开始尝试从文化层面改变吐蕃赞普翻领长袍的单调式样。在汉人为主体的社会中，吐蕃人作为统治者,更难以避免在不同程度上被汉族所同化,这也是这一时期多民族互相交融的体现。
  举哀图对吐蕃赞普刻画最为独特之处在于头光，这是吐蕃统治时期洞窟将赞普表现得最为特殊的一处。佛教艺术中,为表明佛、菩萨、弟子及诸天人的圣性所在,多为之绘头光,在笃信佛教的地域,给世俗人物绘头光则是不可想象的行为，这应当与天子观念有关。莫高窟第158窟吐蕃赞普和汉族帝王像皆出现头光,应当是佛教世俗化过程中,将世俗形象神化到了一个新高度的特征。佛教与中国传统观念中都对帝王与天子的关系作了不同的阐述。佛教中将天子理解为由三十三天守护而生于人间的人， 《金光明经•正论品》中对此有所记述： 诸王和合，集金刚山，护世四镇，起问梵王：“……云何是人， 得名为天？云何人王，复名天子？”……护世四王，问是事已，时梵尊师，即说偈言：“……因集业故，生于人中，王领国土，故称人王。处在胎中，诸天守护，或先守护，然后入胎；虽在人中，生为人王，以天护故，复称天子。三十三天，各以己德，分与是人，故称天子。……”①在这种观念的引导之下，即将人间帝王的圣性表露出来，更有助于证明帝王权力及地位的合法性。这一现象在新疆地区出现较多，但在敦煌石窟中却有可能仅此一例。
  此外，头光在世俗人物形象中出现，亦可能是中国传统观念中将最高统治者称为天子思想的延伸。皇帝作为天之子,承天命统治人民,传统文化赋予了帝王太多的神性，史书记载帝王相貌之奇异时,偶尔亦会提及项光等。《南史》中称梁武帝萧衍“生而有异光,状貌殊特，日角龙颜，重岳虎顾,舌文八字，项有浮光”②。史书中对梁武帝异光、项光的描写，与其作为中国历史上早期佞佛的帝王有着重大的联系。在敦煌壁画中,艺术家们将此观念加以延伸，为吐蕃赞普和汉族帝王加绘头光,则应是着重表现两者作为天子的神性及其佛教的崇信支持。就此而言,为吐蕃赞普和中原帝王绘上头光亦在情理之中。
  关于莫髙窟第158窟窟主的民族属性,沙武田先生研究认为，此窟的营建与敦煌的粟特人有着密切的关系，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粟特九姓人不仅营建了此独特之大窟，而且在具体营建过程中，无论是在洞窟建筑形制、窟内壁画内容、具体图像的图本等各方面都表现出他们选择时的独特思维作为客居敦煌以经商为主的粟特人,窟主在洞窟的营建和设计中，为吐蕃赞普及中原帝王皆绘以头光，具有既对吐蕃统治者恭从也对中原帝王礼敬的双重情感，这也是当时的社会背景使然。

①此处译文上山大峻先生转写为“dtsap0”，汉译为“赞普”。刘永增《敦煌石窟艺术•莫高窟第158窟》第33页，江苏美术出版社,1998年。霍巍先生将此题记转写为:“Bod-Btsan-po”，译为“蕃赞普”。霍巍《突厥王冠与吐蕃王冠》，《考古与文物》2009年第5期。黄布凡、马德两位先生将“며박”译为“赞普”。黄布凡、马德《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第58页，甘肃教育出版社,2000年。四位先生之翻译在语义上并无太大差异，此处仅略陈各家之译果。 ① 昙无谶《金光明经》，《大正藏》第16册,第347页。 ② 李延寿《南史•武帝纪上》第168页，中华书局，1975年。 ①沙武田《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石窟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结项报告,2012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