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市图书馆

敦煌壁画中的吐蕃人物服饰特征，谢静女士已进行过仔细的分析。结合樊锦诗、赵青兰先生关于吐蕃时期敦煌石窟的分期研究，绘有相对成熟的吐蕃赞普问疾听法图的洞窟，都集中在中唐晚期前段如莫高窟第159、 213、237、360等窟。由此可以看出，中唐吐蕃赞普问疾听法图的形成，亦是经过了较长时期的探索。吐蕃统治前期的洞窟中仅有莫高窟第133窟和第186窟绘有吐蕃赞普问疾听法图，经过选择和重构后，第133窟的赞普问疾听法图在中唐后期开始以相近的布局大量出现，并最终成为这一时期洞窟中稳定存在的元素。
  我们对中唐吐蕃统治时期敦煌壁画中《维摩诘经变》问疾听法图的认识，基于莫高窟第133、138、159、186、231、237、359、360等窟（中唐）。尽管敦煌石窟中的吐蕃人物服饰资料丰富多样，但仍需指出的是,诸洞窟赞普问疾听法图中人物的服饰和布局都有相似之处。以莫高窟第159窟（图5)为例，赞普处于问疾听法图中心，持长柄香炉立于方台之上,顶上有华盖；首服为红色朝霞冠，身穿白色云肩状翻领长袍；左臂下垂，袖长接近地面，右手持长柄香炉，袖缘部分为褐色；足蹬黑靴，靴腰部分为白色。赞普前方有三身侍从像，最前方为一侍女手捧香炉，身着褐色云肩状翻领长裙；第二、三身侍从相对而立，向赞普微侧，做迎接状,面向观者之侍从服饰与赞普相近,背对观者之侍从着褐色长袍，腰部斜挎有长剑,腰后可见蹀躞七事,并佩有交叉二短刀。赞普身后是一持曲柄华盖的侍从，服饰与赞普接近；其后再有三身侍从，由内而外第一身侍从首服为黑色浑脱帽， 身穿黑色交领中长衫，下摆至腰部以下，内穿白色长袍，靴式样不清；第二身侍从服饰与第一身大体相同，唯首服为朝霞冠,底层长袍下摆部分为深褐色；第三身侍从服饰与赞普一致，仅翻领为绿色，别无太多区分。
  其余中唐诸窟如莫高窟第133、138、237、359、360等洞窟《维摩诘经变》中，吐蕃赞普问疾听法图人物数量、布局及姿态都与第159窟有较多相似，人物皆六至八身，或为同一稿本，或为各窟互相参考借鉴所致,只是各洞窟壁画所对应人物的细节稍有不同。莫高窟第231(图6)、359窟最前方捧香炉之侍女为头顶香炉之昆仑奴代替，第360窟相对而立侍从所佩长剑非在腰部，而是用长带系起挂肩上（图7 )，就壁画内容而言，佩剑应当是特权身份的象征。此外再无明显差异。
  晚唐、五代《维摩诘经变》问疾听法图中吐蕃赞普不再有侍从相随，但所处位置仍然较其他各国国王前列。赞普服饰风格与中唐时期一脉相承， 首服多为红色朝霞冠，身穿白或灰白色云肩状或三角翻领长袍，下半身多因外侧人物遮挡不可辨识，即使如莫高窟第9窟全身显现,亦再看不到腰部佩剑现象。晚唐、五代洞窟吐蕃赞普在问疾听法图中形象，以莫高窟第9(图8)、85(图9 )、138、108等窟为主要代表。
  各洞窟赞普问疾听法图中相似的人物布局，也可能与吐蕃王朝赞普出行的相关礼仪有若干联系，但目前尚未能找到可资证明的论据。谢静女士认为赞普和侍从服饰只是衣料质地的优劣、粗细有所不同，以区别其地位的尊卑、贵贱①。但此时的吐蕃阶级分化应十分明显，赞普与侍从穿相同式样的服装不大合常理。可能问疾听法图中的吐蕃赞普仅是工匠以当地吐蕃统治者的服饰或吐蕃规定的民众服饰为蓝本，象征性的对赞普形象的描绘，这一点在为数不多的中唐吐蕃装供养人上即有体现。莫高窟第 359窟(中唐)北壁即有供养人与东壁《维摩诘经变》赞普问疾听法图中人物服饰相似(图10)。就此而言,赞普像未必具备完全的写真意义。
  吐蕃时期的诸问疾听法图中，赞普及侍从的服饰风格和人物布局的固定性，在吐蕃的髙压民族政策之下，或可使营建者避免因改变赞普形象而受到一些潜在的惩罚，这也是异族统治之下保全自身的一种策略。另外这种相对固定的表现模式，也构成了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经变画中最初程式化的一部分，毕竟石窟营建早期的程式化在这时已经开始。关于莫高窟中唐经变画的布局位置、构图形式、具体形象等方面对经变的模仿性，胡同庆先生有专文探讨②。 壁画的程式化倾向与人物服饰以及布局的相似性可能互为影响。
  赞普及侍从面容接近且偏女相，也是问疾听法图中吐蕃人物存在的另一特殊现象,其出现应与绘制者的审美思想有关。佛教中菩萨的性别相对更倾向于男性，因而工匠在创作过程中,多为之添上胡须，并绘或塑以平坦的胸部。但为了充分体现普度众生慈眉善目的一面，工匠努力将人们普遍审美观念中最美的部分融人到菩萨形象的刻画中，当这一刻画表现到极致时,女性面貌的菩萨便出现了，并且同一时代往往具有较多共性特征。几乎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千佛以及供养人形象也是大致如此,虽然敦煌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域，但人种的差异性在供养人画像上却少有体现。 关于这一现象的原因，郑炳林先生在对敦煌写本相书和石窟供养人的研究中有所论及： 影响供养人像绘制因素主要有佛教造像的影响，因为敦煌石窟绘制供养人像的群体与佛教造像绘画是一致的，佛教造像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很多外貌要求也同时适应于一般普通百姓真像绘制。其次对供养人像绘制特点产生决定性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审美观，主要体现在敦煌写本相书中，相书好相的要求是敦煌地区审美观的集中体现，而表现在邈真像特别是供养人像绘制上就是个性淡化共性突出，出现了千人一面的现象。① 在菩萨形象偏于女相和供养人画像绘制长期千人一面的创作基础上，工匠艺术家们在创作处于统治阶层的赞普和侍从像时，亦是尽力把当时审美观念中完美的形象表现出来，将唐代以丰肥为美的审美特性在绘制中加以体现。这样,便造就了壁画中容貌偏于女相的赞普及侍从形象， 同时，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赞普和侍从的容貌如此相近了。

① 谢静《敦煌石窟中的少数民族服饰文化研究》第58页，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 年。 ② 胡同庆《论莫高窟中唐时期经变画的模仿性》,《敦煌学与中国史研究论文集——纪念孙修身先生逝世一周年 》,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①郑炳林《敦煌写本相书理论与敦煌石窟供养人画像——关于敦煌莫高窟供养人画像研究之二》,(敦煌学辑刊》200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