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经洞发现的数百幅绘画中,“吐蕃系”绘画约有数十幅,有帛画、麻布画和纸画三种,除极少数有并不那么明确的年代记载外,其他大多只能说是公元8世纪后期直至11世纪前期的艺术遗存。
“吐蕃系”绘画的数量虽然不多,风格却已呈现出多样性,概括起来大致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绘制在麻布上的佛圆。代表作为Stein painting50,作品质地为麻布(汉地帛画多绢质,用麻布作画是印度一尼泊尔绘画的习俗并对吐蕃早期绘画有一定影响),绘画样式属于比较典型的印度—尼泊尔古代绘画模式,画幅较小,构图简单而朴素,画面上排列着一些坐佛或菩萨,既无背景,诸像之间似也无明显联系。人物表现虽没有明显的明暗处理,却自有种立体感。从艺术传播的渠道看,这种样式最初应该在吐蕃王朝时期流行于卫藏,后随着吐蕃对敦煌的占领,由一些吐蕃艺术家带至敦煌,正是这种佛画传统,成为敦煌吐蕃统治时期“吐蕃系”绘画最初的摹本。
第二种已明显“吐蕃”化,这类作品以Stein paintingl03为其代表 (图1)。绘画材料有绢质也有纸质者,通常呈现为一种特殊长条状画幅,长约50.00厘米,宽约14.00厘米。其构图简单,画面上只画一位菩萨立像,除少数菩萨背后为圆形项光外,大多为马蹄形或长圆形项光,菩萨头戴三叶冠或宝冠,披散在两肩上的若干缕长发带有某种装饰性效果;上身坦裸, 披帛带,戴项饰与臂钏,腰下着色彩斑斓的薄丝紧身裙裤;垂下的那只手臂长至过膝,体魄粗壮,两腿又粗又直,其古拙简朴的造型与同时期西藏腹地拉萨査拉鲁甫石窟造像可相互印证,与“吐蕃系”绘画关系非常明显。
第三种类型为唐蕃合壁式。这类绘画材料均为絹帛,其代表作为 Stein painting32(长152.00厘米,宽177.00厘米)(图2),画面巧妙地将当时敦煌存在的唐蕃两种佛画样式并列在同一画面上,具有很高的艺术史价值。画面由上、中、下三个部分组成,上部画药师佛与两位菩萨;下部是千手观音菩萨像与左右的如意转轮王和回向转轮王;正中间书藏汉两种文字的题记。画面的主要部分均由我们所熟悉的唐代敦煌绘画风格绘制,唯药师佛左右两侧菩萨是用“吐蕃一尼泊尔”造型样式画成,其风格颇不同于当时流行于敦煌的唐风。画幅正中的藏汉文题记也证实吐蕃艺术家白央参与了这幅画的创作①。
由此,我们大概能够总结出中唐时期“吐蕃系”绘画在菩萨造型上的基本图像特征:第一,“吐蕃一尼泊尔”式的菩萨面庞多为长方形,额部较图1(左)金刚手菩萨Steinpainting 103图2(右)药师佛帛画Steinpainting32宽,略见方形;第二,眼睛多画成眼帘下垂式,上眼皮为一长长的弧形(这种下垂式眼帘的画法在后来的西藏绘画中得以完整保留并赋予更多装饰性);第三,吐蕃式头髻与宝冠早期流行一种桶形高髻,上缠有布帛,大昭寺与布达拉宫中松赞干布的雕塑便束着这样的高桶形缠头式发髻,敦煌莫高窟第159窟壁画中的赞普像也有同样的发冠,高桶式缠头外又束宝冠,宝冠原本就很高,发髻又高耸超出宝冠,宝冠与发髻所占比例颇大(住往占二分之一);第四,“吐蕃一尼泊尔”式的头光一般呈马蹄形或是一长圆形,背光与头光图案很朴素,无装饰图案,只有几条色带;第五,敦煌“吐蕃系”绘画还有一个特点菩萨垂下的那只手臂比例过长,指尖部分已抵膝盖。
值得注意的是,藏经洞“吐蕃系”绘画的风格样式在榆林窟第25窟西壁“八大菩萨曼荼罗”中有更明确的体现(图3)。由于这组壁画有着更为清晰准确的断代证据,对类推藏经洞这批“吐蕃系”风格绘画的年代亦颇有帮助。我们知道,藏经洞内绘画作品的断代尚有一定难度,尤其是那些缺乏纪年题记的绘画遗存。我们唯一能够肯定的只是它们一定是截至公元11世纪以前,却很难断定它们的具体制作年代。
榆林窟第25窟西壁上这组 "八大菩萨曼荼罗”的年代根据如下:第一,八大菩萨曼荼罗是吐蕃王朝时期流行于吐蕃帝国尤其是“大蕃”(公元8世纪中期以后的吐蕃占领地区)的佛教经典题材,如昌都与玉树等地保存下来的公元9世纪前期的摩崖石刻组像,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八大菩萨曼荼罗题材 ;第二,八大菩萨与正中的大日如来佛的莲座下均有蹲踞式绿鬃白狮,类似形象也出现在青海玉树文成公主庙内的摩崖石刻浮雕造像上, 因这一组浮雕造像有明确纪年 (它们是公元806年由吐蕃工匠们制作的①),故可类推榆林窟第25窟西壁同样题材及相同样式的壁画年代;第三,榆林窟第25窟的壁画纪年主要是根据该窟内的汉传佛教壁画题材及风格,敦煌研究院对该窟的年代判断在公元8世纪后期第四,榆林窟第25窟的这组八大菩萨曼荼罗壁画的风格、样式迥然不同于同窟内其他三壁的壁画,显然是“印度一尼泊尔”样式的体现,但就总体风格而言,它又相对朴素沉着,与公元10世纪以后华丽繁缛的东印度波罗风格大相径庭,说明它的样式尚属于早期东印度波罗样式(公元8~9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