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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叙述的方便，笔者以为需要有一个专门的词汇来定义敦煌的“吐蕃系”绘画。所谓“吐蕃式”或“吐蕃系”绘画，专指敦煌绘画中具有吐蕃绘画因素或绘画样式的那一类绘画遗存吐蕃式”是“吐蕃绘画样式”的简称；而“吐蕃系”则是“吐蕃绘画系统”的简称。
  谈到敦煌吐蕃艺木，一般来说似乎只要是与吐蕃有关的图像内容即可,但笔者以为，中晚唐时期与吐蕃相关的艺术可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内容上出现了吐蕃民族或事件的绘画题材，换言之，指主题或题材与吐蕃相关的艺术遗存；第二类是以“吐蕃式”艺术表现手法绘制的作品，即用 •藏式画法或藏式笔法绘制的作品遗存。显然本文所要讨论的仅限于第二类，即绘画的基本造型模式与艺术表现手法属于吐蕃艺术系统的古代作品遗存。
  这两类作品遗存最本质的区别在于创作群体的不同和“传统”技法的不同。前者应该是敦煌本土的艺人，他们只是在壁画内容中反映了吐蕃统治敦煌的社会变化与政权的更替而已，但在艺术创作的技法与艺术表现风格上，仍然传承了敦煌本土的风格样式。换言之，只是内容上有些时代感，但形式与技法并无根本性变化。例如敦煌莫高窟第158、159等窟内的吐蕃赞普礼佛壁画，便属于这一类。我们还可以举一个更为极端的例子： 初唐时期宰相阎立本所绘《步辇图》,其内容是唐太宗接见吐蕃使者禄东赞的,这里所涉及的题材与吐蕃有直接关系，但只是题材内容而已，而画者及画法与吐蕃并没有什么关系，作品的作者是唐朝宰相，所沿袭的艺术风格则是典型的中原早期工笔画传统。
  笔者以为，真正属于“吐蕃系”或“吐蕃式”绘画的仅指后者，即是根据中唐吐蕃统治时期来自卫藏——吐蕃王朝大本营的绘画粉本进行创作的壁画或帛画(包括布画及纸画等)。这类绘画无论题材内容,还是技法与造型，都与敦煌盛唐以来的绘画传统存在很大差异。它们的艺术蓝本，遵循的是来自这一时期南亚印度一尼泊尔绘画样式的模板，与此同时也融人了吐蕃早期艺术家对前弘期藏传佛教及绘画本身的认知与理解。
  显然，从数量庞大的中唐吐蕃统治时期的石窟壁画中剥离出“吐蕃系”绘画部分，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即使是在吐蕃统治时期(786—848 年），敦煌石窟的主体艺术部分依然延续着盛唐以来的题材与基本技法 (构图布局与一些经变内容有所变化），其壁画可以说仍然保持着敦煌石窟艺术特有的一贯面貌,我们将这种传统深厚的技法称之为“敦煌笔法”， 而这种艺术样式应该说与我们所主张的“吐蕃系”艺术没有关系。也就是说，敦煌虽然中唐时期在政治上归属于吐蕃政权，中唐莫高窟等石窟群内也确实出现了不少吐蕃王朝赞普高大伟岸的形象和近年来陆续发现的吐蕃贵族供养人形象，表明敦煌在此一历史阶段内其政治上的归属地位。但在艺术表现形态上，即在具体的艺术传达模式上，仍会显示出“样式”“图像风格”的相对稳定甚至“滞后”的特点,尤其是显示出中原绘画技法的连贯性。难怪一些研究中唐吐蕃统治时期敦煌壁画的研究者们会发出这样的感叹，即使是敦煌的吐蕃统治时期,莫髙窟壁画依然是“唐风一片”。 通常人们以为中唐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壁画里，是应该出现一些异族的艺术风貌，然而看了一圈后才发现,情形并非如此。
  其实这也是本文前述中提到的第一个困扰笔者很长时间的疑问—— 公元8世纪中后期至9世纪中期，吐蕃占领敦煌及河西走廊近一个世纪， 但却在中唐时期的敦煌石窟壁画中看不出太多“吐蕃系”绘画艺术的影响。中唐时期敦煌绘画是否存在来自吐蕃帝国佛教艺术方面的影响?如果有影响，它们主要反映在哪些方面？笔者后来撰写过一篇题为《扎塘寺壁画与敦煌艺术》的论文，涉及唐代敦煌吐蕃艺术的问题①。
  事实上,敦煌中晚唐时期真正属于“吐蕃系”的艺术遗存,不仅数量非常有限，更有相当部分因唐蕃艺术交融痕迹较重，使得一部分作品的甄别变得比较困难。然而可以肯定地说，中唐时期即敦煌的吐蕃统治时期及之后来一段时间内，敦煌确实出现过“吐蕃系”绘画现象——壁画数量很少， 目前中唐时期似只发现一例。榆林窟第25窟西壁的“八大菩萨曼荼罗”组画。藏经洞帛画或纸画中有部分带有吐蕃样式或因素的作品遗存。
  在梳理中晚唐时期“吐蕃系”绘画的过程中，笔者感觉在中唐时期的敦煌石窟壁画中发现“吐蕃系”绘画样式或因素相对困难，但在敦煌藏经洞保存下来的帛画或纸画里，反倒更容易找到与“吐蕃系”艺术相关的遗存。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可能是因为敦煌藏经洞的小型帛画具有更多随意性和变通性，其作者也可以是任何一个分也就最能反映出敦煌诸多民族文化相互交流的状况。藏经洞的帛画、纸画虽然只是敦煌艺术沧海中之一粟，却包含了丰富的、多层次的文化信息，也是当时敦煌各民族(汉、胡、羌、藏、西域及中亚诸族等)艺术的荟萃。

①张亚莎(扎塘寺壁画与敦煌艺术》，《中国藏学》2001年第 2 期。后来笔者在《西藏美术史•吐蕃时期的美术》中也讨论过这个问题，《西藏美术史》第88~90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