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市图书馆

1999年夏，笔者曾专程赴莫高窟与榆林窟考察与吐蕃相关的古代绘画遗存。从那时起便有两个疑问一直萦绕于脑海:一是吐蕃统治敦煌的时间并不短,近一个世纪之久,但为什么“吐蕃式”艺术在敦煌并没有留下太多印迹?二是为什么更为纯正的东印度“波罗”艺术样式,没有出现在中唐吐蕃统治时期,却出现在吐蕃政治势力已经退出敦煌之后的晚唐？在敦煌石窟艺术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吐蕃式”艺术风格或是艺术影响，似主要出现于两个时期:一是中晚唐时期(公元8世纪中后期至9世纪末）；二是西夏与元朝(公元12~14世纪)。本文所关注的实际上只是它的第一个时期,即中晚唐时期。比较而言，敦煌在北宋后期，即西夏占领时期,其艺术“蕃化”现象已相对突出，至蒙元时期随着中央统治集团信奉与推广藏传佛教,“吐蕃系”艺术得以流行自是顺理成章。然而在唐代，特別是中唐的敦煌正处于吐蕃统治时期，却未见“蕃化”痕迹，这似乎成了政治强权的推行与艺术样式跟随上不相匹配的矛盾点所在。
  当然，尽管在敦煌这个多民族艺术交流与融合的大熔炉里，“吐蕃式” 绘画在数量上并不占优势，但其艺术面貌却相当独特,且具有多层面民族文化交流的意义。就历史文化而言，西部敦煌艺术,因藏传佛教艺术的进人而更显丰富多彩,其艺术面貌也增添了文化的多样性与历史的厚重性； 而从美术考古角度看，由于卫藏地区吐蕃王朝时期古代绘画遗存凤毛麟角，敦煌所能保存下来的吐蕃绘画遗存，便成为极为珍贵的早期西藏艺术史资剌对吐蕃时期艺术史轨迹的还原，对唐代汉藏艺术交流史的追踪，都有非同寻常的意义。由此可知，敦煌吐蕃统治时期绘画遗存的研究，不仅丰富了敦煌学，对藏学研究的重要性亦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