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市图书馆

以上,本文对新发现、刊行的《旁塘目录》在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有何种意义进行了考察。
  结论是,从拙作《敦煌密教及美术》中讨论的文本以及敦煌出土的藏文密教文献和密教绘画的存在，确认了被推想为吐蕃时期已为人们所知晓的藏文译本，或者说与之相类似的内容、题名的文本即已存在。
  但是,这些不存于《邓噶目录》,而在《旁塘目录》中存有记载的文本， 很明显仅限于《大日经》《初会金刚顶经》系的密教经典中。《秘密集会》《摄① 关于吐蕃时期的胎藏大日八大菩萨的作例，见田中公明《チベットにおける胎葴大日如来と胎蔵曼荼羅の伝承と作例について》,《聖なるものの形と場》，国際日本文化研究センタ一,2003年。
  相应瑜伽》（Samêiyoga)等较早时期成立的后期密教经典，在敦煌，尽管藏文译写本、断片有所发现却未见收录。这说明了《旁塘目录》遵守了色纳勒王发布的对后期密教经典翻译的禁止令①。即《敦煌密教及美术》言及的敦煌出土的藏文文献中，《秘密集会》《摄相应瑜伽》（Samayoga)乃至《秘密藏续》（ gsaAba'i зйтро)等,现在.西藏佛教中发展为宁玛派的古密教文本，应该考虑是在后期密教经典的翻译禁止以前就已经传播、翻译了。
  这一事实，不仅阐明了吐蕃占领下的敦煌密教，对研究印度后期密教的成立和历史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
  (翻译：阮莉）

①关于后期密教经典的翻译禁止令，见石川美惠《A Criticai Edition of Ле sGra sbyor barn po gnyis pa》第4页，东洋文库，1990年;石川美惠《ニ卷本訳語釈-和訳と注解》 第7页，东洋文库，199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