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市图书馆

自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二日起，由彭德怀司令员率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向西安以西地区发动了猛烈的攻击。扶 (凤）眉（眉县）战役，一举歼灭了胡宗南的四个军，迫使胡宗南残部窜逃到秦岭以南，扫清了解放大军西进的道路。至七月下旬，歼灭了扼守固关的马步芳骑兵旅，解放大军即长驱直入甘肃境内，七月二十八日及八月三日相继解放了陇东、陇南重镇平凉、天水，以雷霆万钧之势直指甘肃省会——兰州。
  兰州地处西北交通要道，且属战略重地，受战局影响极大， 由于解放军大兵压境，反动政权岌岌可危，因此社会秩序，极度混乱，物价一日数涨，银元贩子充斥市场。当时银元兑换钞票的行市是“上看天，下看地”，上看天上运钞票的飞机，下看兑换银元的人数多少，并流传着：“飞机响一响，白元涨一涨；飞机转一转，白元涨一万”的民谣。公教人员发了薪，即去兑换银元，否则，一日几落，就无法维持生活。这时国民党政府发行的银元券，几乎如同废纸。省政府财政厅用民国三年袁世凯头像的模子由通用机器厂铸造银元，以作垂死挣扎。伤兵串街走巷，敲诈人民，流氓地痞更是乘机杀人越货。在过去“车水马龙”的餐厅、酒馆、茶社、剧院、电影院等公共场所，此时则是“门庭冷落，无人问津”。太阳还未落山，街上行人却已寥寥可数，且都低头直走，不敢东张西望，怕遭军、警、宪的追问治罪。马步芳的兰州警备司令部的士兵，荷枪实弹，耀武扬威，对无辜市民， 轻则脚踢拳打，重则抓去毒打关押，且有残害致死者。特务们更是气焰嚣张，日夜抓人，弄得满城风雨，鸡犬不宁，全城上下， 民怨沸腾，反动政权的残局，岌岌不可终日。八月初，省级机关、银行、省参议会等以及大资本家、地主豪绅，均已纷纷向青海、武都、河西一带出逃。
  一、 伪甘肃省政府的“应变”准备一九四九年七月下旬，解放军进入甘肃境后，马步芳正全力以赴进行所谓保卫兰州战役准备的时候，甘肃省政府由秘书长代理主席职务的丁宜中，在省府后花园“槎亭”召开了一次“应变” 扩大会议，专门讨论疏散问题，会上对向洮岷还是向河西走廊疏散的问题，争论激烈。周祥初、寇永吉、胳力学（三青团派系） 等，力主逃往洮岷一带，他们所持的理由是在必要时可入川转往西南；但其他多数人则坚持向河西走廊疏散，理由是西北有二马 (马鸿逵、马步芳），在河西有中央军集结，解放军如果解放兰州后，还须休整，河西一带尚可苟安一时，必要时可到新疆。讨论结果，决定采取第二个方案。在此以前即七月中旬，省政府命令所属单位：1.清理档案，除重要须携带者外，余悉焚毁。2.呈报疏散人员名册及所携带物资清册。
  当时出走的，有以下三个方面：(一）以秘书长代理主席丁宜中为首的甘肃省政府逃往河西，最后至哈密。复经会议决定，主动返回酒泉转兰州投诚交代。随丁宜中西逃的甘肃省政府高级人员有：国民党甘肃省党部副主任委员省府财政厅长寇永吉、国民党中央委员省府民政厅长马继周、建设厅长骆力学、教育厅长宋恪、地政局长何让、省府委员兼田赋粮食管理处处长吕宗祐、省府主计长朱煌、社会处长于衡达、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王孔安、蔡呈祥以及中、下级职员三百余人。逃至哈密后复返酒泉投诚时，仅余丁宜中等二十余人。
  随逃的其他人员有:甘肃省银行总经理刘望苏、副总经理张令琦、党家驹、省参议会副议长郭维屏及秘书长张开选、省党部书记长陆锡光、调统室主任（中统特务头子）王富国、兰州市警察局长郭庄及武威前专员张作谋、临洮前专员何世英、民国日报社长关洁民等。
  此外，国民党中央机关人员先期到河西和新疆的有审计部甘肃审计处处长王籍田、考试院甘宁青考铨处处长邓春膏、立法委员王董正、监察委员权少文、中央通讯社兰州社主任唐雄等多人，(二) 逃往甘南一带，以后宣布起义的有省保安副司令周祥初等。在武都一带最后起义的有一一九军军长王治歧、副军长蒋云台等。只有胡宗南陕甘川边区绥靖公署陇南行署主任赵龙文逃往四川。
  (三) 逃往青海西宁一带的有：张维、水梓、曹启文、凌子惟、朱贯三等国民党重要分子，其中曹启文、朱贯三出扁都口至酒泉飞往重庆后去台湾。张维、水梓等解放后仍回兰州。
  西逃的甘肃省政府人员分乘大小汽车三十余辆离开兰州。对不愿随逃的职、雇员，不分职位高低，一律发给银元二十元，小麦一斗六升（仓斗），予以遣散。（当时省级公教人员，因物价飞涨，除薪俸外，每月按年龄补贴小麦以维持生活。规定年二十六岁以下补贴小麦九升六合；二十六至三十岁者为一斗二升八合；‘三十岁以上者为一斗六升。这次遣散人员均按最高额发给） 那时甘肃省政府主席是郭寄峤，他在大量搜刮之后，于一九四九年上半年，即席卷大批黄金、白元携眷逃往四川，省政由丁宜中代行。郭当时还以张治中赴北平和谈，代理着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职务，其后张治中不返，五月十八日国民党行政院第六十次会议决议，任命马步芳代理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马于五月二十五日由西宁来兰就职。后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真除马为长官。
  马步芳任长官后，即安置其亲信冶成荣为长官公署经济处长，马禄（青海省政府建设厅长）为总务处长，原青海驻兰办事处处长赵珑为兰州警备司令。并为了拉垅地方势力，对甘肃地方士绅水梓、杨思等均任为頋问，CC分子马继周被任为政务处长，三青团的骆力学被任为经济委员会主任，又派鲁大昌等人为各路游击司令。马继周的任命状及颁发的木质关防，均交我保管并由我负责筹备成立，结果未筹备就绪即西逃，遂流产。马步芳任长官后，各县土豪劣绅为了讨好于马，纷纷向马献旗、献马，以表示拥护。记得临洮来人给马步芳献旗时，事先未征求我的意见，把我也列为农会代表，到三爱堂献旗时，马步芳很木高兴， 他说：“临洮、河州是一家，我坐西北长官你们不高兴吗？为啥给我献旗来的这么晚？ ”负责人是黄可庄(临洮县参议会议长)， 上前恭维备至，马才改怒为喜。
  一九四九年五月，宁夏省主席马鸿逵亲赴青海享堂，在小清真寺与马步芳举行了回教的“抱经”仪式作为盟誓，互保马步芳为西北军政长官，马鸿逵为甘肃省政府主席。但马步芳被发表为长官后，便产生了得陇望蜀、独霸西北的野心，竟然准备兼任甘肃主席，由秘书长马骥代行，而后过渡给其子马继援（以后国民党中央发表马继援为副长官）。为此马鸿逵对马步芳恨之入骨， 一气之下，便于七月二日飞广州向蒋介石去告御状。蒋为了息事计，乃答应马鸿逵任甘肃主席，并随即由行政院加以任命。但二马矛盾日深，且兰州已危在旦夕，马鸿逵未敢到职。
  解放前夕，甘肃省政府按长官公署命令，为了作最后挣扎， 大批更换专员、县长，其中康冠儒任第九行政督察专І公署专员 (驻临洮)兼挑河警备司令。当时省政府人事室任命的文稿须向民政厅会稿，我见新任的专员、县长的签呈上都附有长官公署推荐的信件，丁宜中只不过是奉命办手续而已。康冠儒的任命，就是马步芳的一条手谕。
  二、进往河西从一九四九年八月上旬开始，甘肃省政府即下令所属单位派专人负责押送重要物资、档案、大烟土、药品及卫生器械陆续运往武威。八月十九日，解放军以绝对优势包围了兰州外围，二十日开始发起猛烈的攻击。马步芳企图保持其长官职位，乃令其子、八十二军军长马继援率部数万人，负隅顽抗，作垂死挣扎。 但事与愿违，结果解放军全歼了马步芳多年豢养的所谓精锐部队，于八月二十六日解放了西北重镇——兰州。
  八月二十五日，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代长官刘任迫令甘肃省政府立即撤出兰州。（伪长官马步芳于兰州解放前逃到西宁，九月二十五日飞往重庆，长官由桂系放在西北的刘任代理）甘肃省政府最后一批人员（我也是其中之一)在丁宜中的率领下，于八月二十五日晨逃往河西。我们逃到河口时，皋兰山上的战斗正在激烈的进行中。当天晚上住永登，二十六日抵武威。起初还和伪中央有电报往还，迁到武威的《民国》、《西北》、《和平》三报， 还出了几天联合版小报。不久，得悉兰州已解放，丁宜中在专员公署集合随逃人员讲话，丁说：“省政府要往西上，不愿去的人可发资遣散，愿走者不拒……”。这样便决定继续西上。在离开武威时，对逃到武威后不愿再西逃的一部分中下级人员约二百余人，决定每人发银元二十元，小麦一斗六升予以遣散。在离武威时，武威专员傅子赍及武威专署和县政府的部分科级人员随逃。
  在逃出武威时，省府地政局长何让、中统特务头子王富国率领一大批特务，携带电台，兰州市警察局侦缉大队大队长文殿杰及甘肃省参议会副议长（时代理议长职务）郭维屏等多人，和我们分道去民勤转往包头一带。其中文殿杰到民勤后被散兵打死， 何让、郭维屏经宁夏返回兰州，王富国等一批特务去向不明。
  民政厅长马继周逃到乌鞘岭停车休息时，听说山上有个“湘子”庙，他便约我和其他几人前去求问吉凶如何。我们爬行了十多华里的山路，“韩湘子”庙建在山顶上，只有一间房子，有一个老道士当主持。向来不信奉偶像教的马继周，也焚香化表，虔诚祈祷。祷毕抽签，同去的人有抽“中下”的，也有抽“下下” 的，唯独马继周抽了个“上上”签，高兴万分，逢人便说：“韩湘子真灵”。马继周还说:“国旗不是青天白日满地红吗？青天在旗的西北，其他省都被共产党占领了（意指红了），西北还是不要紧的，我们很快就会回来的。”由此可见国民党高级人员在穷途末路时，求神问卜借以自慰的丑态。
  逃出武威在张掖住了一天，又西上至酒泉。这时第七区（即酒泉）专员王维墉还是花天酒地，在招待丁宜中等人的宴会上，仍大放厥词。随逃到酒泉的人员，都将所带的现钱，抢购黄金。 这时财政厅长寇永吉还据有大量兰州铸造的银元，装在汽车上由郭庄派瞀察专门保护，押护的警察眼看大势已去，乃聚众围攻寇永吉要分掉这批银元。寇永吉用威胁的腔调骂道：“共产党还没来，你们倒想‘共产’再胡闹我要枪毙你们，真是以小犯上， 没有王法了。”其中有一个警察以枪口逼着寇永吉的胸膛大声地说：“姓寇的，你要放明白些，这钱是甘肃人民的血汗，你们要拿着逃跑，没门！乘早拿出来给大家分了，否则我就一枪打死你。” 丁宜中知道后，赶到现场，一面甜言蜜语地欺哄警察，一面乘势使眼色放溜了寇永吉。丁说：“弟兄们跟我丁某远离家乡，保护财产，忠心可表，有福同享，有祸同担，我丁某决不亏待弟兄们的，这样闹是不好的，等我们研究个办法再告诉你们。 为了大家的生活，我先决定，凡到酒泉来的人，不分官兵，不论职位，每人先发银元五十元，今天就发。”一场风波，遂告平息，果然当天下午由财政厅给每人发了五十元银元。在发钱的会上，丁宜中声泪俱下，乘机又表白了他对部下的关心。
  我们在酒泉时，还由玉门油矿经理邹某邀请参观了玉门油矿，丁宜中还以代理主席的身份向全体职工讲话。丁说：“大家安心生产，不要听信谣传，共产党是来不了河西的……”，真是自欺欺人。（丁讲话时我作记录）至九月二十四日，得悉武威已于九月十六日解放，张掖于二十二日解放。南路解放大军已于九月五日解放青海省会西宁后，从民乐县扁都口入甘，我们便又仓皇从酒泉西逃，逃前对随来之中、下级人员约一百余人作第三次遣散。酒泉解放后，这批人员到酒泉军管会政务处登记，资送回家。至此，省政府西逃人员只剩下了二十余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各单位的头头。到酒泉后，丁宜中已是一个众叛亲离的光杆司令，因此事无巨细，均交我替他去办，并加委我为甘肃省政府秘书，替他跑路打杂。
  路经高台时，省政府社会处处长于衡达和国民党甘肃省党部书记长陆锡光在一天夜晚搭乘一二〇军军长周嘉彬（张治中女婿）的专机飞往重庆。于衡达还约我同机飞逃，我以既非高官， 又无金钱而拒绝了，我把他们送到机场，这架专机只坐周嘉彬和于、陆等四人，连周的副官也被周从舷梯上推了下来。周嘉彬、于衡达从重庆逃到香港后起义回北京，嗣后病故。陆锡光则逃到台湾去了。据闻九月二十三日刘任逃后，九十一军军长黄祖勋从扁都口越祁连山潜往青海草地，转玉树逃往云南。
  当时伪官员都有事先准备好的假身份证作为必要时的'护身符。身份证是由民政厅印制的，马继周叫我给他填了一张“阿旬”的假身份证，我自已填了一张“兰州女子师范历史教员”的假身份证，随身携带，由哈密返回投诚时，在戈壁滩上烧了。跟随逃到河西的专员、县长们多把印信交给丁宜中而自行离去，丁每接到一次，总是唉声叹气的说：“完了”。这些印信丁都交我保管。唯独何世英在洒泉还活动想当省田粮处长，黄德堃想当省银行总经理，到死执迷不悟。
  河西十七县中，民乐县长张汝伟，临泽县长陈生蕃，金塔县长马元鹗先后宣布起义。
  七月间在省政府召开的应变会上，周祥初曾向丁宜中提出在洮岷一带屯积粮弹，以作后路，并力主逃到洮岷一带。在兰州战役前，周祥初率领师管区人员逃到岷县。到八月初，临洮等地解放，在会川歼灭了伪保安旅，进入岷县，伪专员孙阳升逃四川。 周乃组织甘肃民主自卫军，自称总司令，想割据一方，借以有延，但由于形势的发展，事与愿违，遂宣布起义。周祥初起义后，曾给酒泉的丁宜中、寇永吉、胳力学打了电报，叫保管好档案、物资，等候人民政府接收，劝丁等起义，不宜再误。当丁持电报探询寇、胳意见时，骆力学沉思不语，寇永吉则说：“这事现在不好办。”据事后丁宜中对我说，丁当时有起义之意，如果寇、骆同意，就在酒泉宣布起义。由于寇之拒绝，丁才决定逃往哈密。当时寇永吉拒绝起义，是有他的打算的。寇自认他手里握有大董的现金，骆掌管着贵重的物资，河西还有中央军布防，兰州虽解放，解放军还须休整一个时期，河西还可苟安一时。事实上他先是给广州伪行政院打电话、发电报，请速派飞机接他们，继又央求胡宗南派飞机来接，但均无下文，无奈之余，才逃往哈密，企图与陶峙岳共同行动。
  我们逃出兰州，路经河西时，到处是一片凄凉景象，散兵游勇，苦害良民，流窜所至，鸡犬不宁。九月二十四日天刚黑，酒泉街头巷尾盛传解放军已占据了嘉峪关。于是丁宜中等二十余人即乘车运载物资星夜离开酒泉向西逃去，行约三十多华里，果闻枪声大作，以为真的被解放军截住了去路，惊慌失措。蔡呈祥则说：“我听枪声乱放，绝不是正规部队在作战。”不久始知散兵游勇在拦路抢劫，经了一场虚惊。
  这时陶峙岳的“河西总部”和“长官公署”所辖逃在酒泉各部队，发出通电，于九月二十五日宣布起义。
  三、进入哈密出酒泉后于九月二十五日下午抵达甘新交界的猩猩峡。丁宜中以甘肃省政府的名义叫我拟了个电报稿拍发给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及新疆省政府主席鲍尔汉，征询可否入新？由随车带的省政府电台发出，我们在戈壁滩上等了许久，于当日天黑以后收到陶、鲍同意入新的电报，即星夜进疆。九月二十六日下午到哈密，通过马继周（回族）与哈密专员尧乐博斯的关系，我们就住在哈密专员公署。是晚尧乐博斯以“抓饭”设宴款待丁宜中等人， 会上尧乐和丁二人致词，互相吹捧一番。
  抵哈密第二天即九月二十七日上午，由丁宜中在哈密专署二楼召开了甘肃省政府进疆后第一次临时委员会，出席这次会议的有：秘书长代理主席丁宜中、民政厅长马继周、财政厅长寇永吉、建设厅长骆力学、教育厅长宋恪、省府委员兼田粮处长吕宗祐。列席会议的有：省府主计长朱煌、省保安副司令王孔安、蔡呈祥、省审计处长王籍田、甘肃省银行总经理刘望苏、甘肃民国日报社长关洁民、兰州市警察局长郭庄等人，纪录赵世英。当丁宜中宣布开会后，不知是谁带的头，大家不约而同的哭了起来，而且哭的很伤心。会议只讨论了一个出路问题，在今后走向哪里去的关键问题上，形成了南北两派的互不相让的激烈争执局面。外省人坚决主张赴南疆，转印度，再去香港，即便弃官不做，当个生意人总比给共产党当俘虏强，站在这一边的有王孔安、刘望苏、 朱煌、关洁民、吕宗祐等人。本省人则主张仍回甘肃，寇永吉说：“我是甘肃人，与其叫散兵和缠头（对维吾尔族的蔑称）打死在沙滩、草地叫老鹰吃了，不如把死骨头抛在家乡故土”，站在这一派的有寇永吉、骆力学、宋恪、蔡呈祥、郭庄、王维墉、 傅子赍等人。唯马继周对哪一方意见都不表示态度。而丁宜中在酒泉未能宣布起义，一直耿耿于怀，其目的仍在起义、投诚。最后丁宜中提议：1.电请陶峙岳发给出国护照，派飞机送往印度， 并电呈发给护照的二十三人名单。2.请陶峙岳准许进入迪化，.随陶一致行动。电报是由我拟稿，丁宜中亲自看后发出的。
  会后马维周对我说：“今天会上的两种办法，我认为都不妥当，我已写信给XX阿訇（名字忘了），叫他利用宗教关系，掩护我们出国，这是万全之策。”立法委员王董正问我：“丁宜中今天召开的什么会？ ”我说：“哭祖庙。”当天深夜，即收到陶峙岳的复电，内容是：1.新疆已通电和平解放，护送出国不便。2.迪——哈之间道路不宁，暂缓来迪。
  丁宜中看过电文后，沉思良久，在电文上批了个“阅”字，交我存案。
  晚饭后，闲谈中我把陶的复电情况告诉了王董正，王说： “我听莫旅长（我若）说，李宗仁、何应钦要把陶峙岳的十万部队东调，张文白（张治中）先生授意陶以交通不便，路途遥远， 借此索取巨额调动费予以拖延。陶已接受张文白先生的指示， 准备起义。丁宜中还蒙在鼓里，企图请陶把他护送国外，真是个书呆子。”九月二十八日深夜，有散兵游勇伙同当地驻军莫我若旅哗变，抢劫了中央银行的金、银和商号、金店等，同时开出汽车拉运抢劫的财物，鸣枪放火，喊声连天，哈密全城顿时竟成了一片火海，人哭狗叫，扶老携幼，四散逃命。我们正在万分惊慌之中，尧乐博斯跑来对丁宜中说：“外面发生了兵变，杀人放火， 抢劫财物，你们来此人生地不熟，千万不能出去乱跑，免生意外，你们来这里是客人，万一他们来了，由我去说。”丁战栗不已，连说：“多承你照应。”虽然如此，大家还是各顾性命，找地方躲避，因不熟悉地理，又兼是黑夜，各人只得摸黑乱窜。宋恪钻到厕所里，王籍田爬进羊圈，还把金条埋在羊粪里，真是狼狠不堪。外边的枪声渐渐地稀落了，我到专署门口去探望动靜，只见专署大门敞开，自称为我们负责解危的尧乐博斯，早已同其全家携带细软逃往南山去了。不知什么原因，这次哗变的士兵， 并无一人闯进专署，侥幸避免了这场危险。
  九月二十九日上午，哈密已成瓦砾之地，余火未熄，浓烟罩天。丁宜中决定召开甘肃省政府临时紧急会议，出席这次会议者仅五人，即丁宜中和马继周、寇永吉、胳力学、宋恪四个厅长， 纪录赵世英。开会后，丁宜中从皮包里掏出事先备有的关于北京和谈结果的“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及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五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即约法八章）的报纸，宣读了其中第五条有关对伪省一级的各项规定。丁宜中说：“只要我们负责保管好携带出来的全部财物，主动回去投诚报到，照原档案列册移交，共产党是会宽恕我们的。”讨论结果认为：去迪化，陶峙岳复电缓去，去南疆转印度再取道国内一途，也非上策，只有返回甘肃投诚。会议最后决定：以甘肃省政府名义，主动回甘肃向人民政府投诚报到，移交印信、档案、财物。
  当天下午，由丁宜中和我二人向哈密驻军一七八旅旅长莫我若照原档案清册移交白银十五万两，大烟土八千一百余两（装二十八箱），进口药品及卫生器械八十二箱，大卡车三辆（系装运以上物资的），还有丁宜中乘坐的雪佛兰黑色卧车一部，请莫旅长转交迪化陶峙岳总司令及鲍尔汉主席留存转交人民政府，并指派伪县长赵佩琴押送。到迪化后，赵将以上物资亲自呈交进疆人民解放军，以后并蒙王震司令员接见，予以嘉勉。
  在此之前，九月二十七日，甘肃省银行总经理刘望苏、副总经理张令琦将所运出的汽车、物资、银行押品等造册移交一七八旅旅长莫我若转交。
  九月二十九日下午，因哈密迪化之间电路中断，无法与陶峙岳取得联系，丁宜中决定，即行起程回甘肃投诚交代。在我们动身上车时，丁宜中还劝王孔安等人采取一致行动，一同回甘投诚。这时刘望苏气冲冲地对丁说：“谁不清楚你老婆王德谦是共产党员，到了这个地步，你还想拿我们的头去向共产党邀功，你真不是人。”说罢头也不回的驱车往南疆去了。于是王孔安、刘望苏、吕宗祐、朱煌、关洁民、唐雄、胡子萍等九人以及其他单位的一些人均不辞而别，从南疆经印度逃跑了。当时寇永吉说：“让他们去吧！我死也要死在家乡故土。”丁宜中说：“上车， 回甘投诚交代。”于是在哈密专署门口我们和王孔安等人同时乘车分道扬尘。
  四、通甘投诚九月二十九日下午我们由哈密起程返回甘肃，深夜至猩猩峡，因车抛锚，在沙滩上蹲了半夜，各人心事重重，互不说话， 丁宜中又把四个厅长叫到一边谈话。据马维周对我说：“丁在设法打消我们四人的思想顾虑。”九月三十日下午行至安西县属红柳园地方，我们才碰见了王震司令员率领的解放军进疆先头部队，这时省政府还有大小汽车三十余辆，一路上尘土飞扬，较为显眼。解放军便高举红旗，示意停车，并喊问是什么人？ 丁宜中等人见了解放军，都把大衣往上一裹，把礼帽沿往额前一拉，连头也不敢抬。由于解放军再次催喊，丁宜中这才叫我代表他前去接头，并对我说：“你去就说，甘肃省政府秘书长代理主席丁宜中由哈密主动率领各厅、处、局长及随行人员二十余人，并运回重要物资、档案、印信等，前来向人民解放军投诚交代。”接见我的是解放军的一位谢营长（名字不详）。我将丁说的话照样说了一遍，谢营长很热情地和我握手，并说：“我代表军党委欢迎你们的这种爱国行动。”然后谢营长带了一排解放军，叫我陪他来到停车的地点。我把大家叫下车来，逐一给谢营长介绍了职位和姓名后，谢营长一一握手，并连声说：“欢迎！欢迎你们。”会见毕，即叫上车直开到安西县人民政府，除谢营长同车外，其余解放军仍回原地。至安西县人民政府院内，谢营长对我说：“把各人带的武器交出来。”这时我才发现丁宜中等人都带有小枪，由我收集，交给了谢营长。
  十月二日回到酒泉，向酒泉军事管制委员会政务处投诚报到，由丁宜中和我向政务处移交黄金九百余两，银元一千余元， 大卡车十七辆，吉普车数辆。移交完毕后，每人填了一份简历表，由我收齐交去。从十月三日起，政务处组织我们学习，每人发给《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三本毛主席著作。军管会副主任刘文山还接见了丁宜中及四个厅长。我们吃、住都在政务处。
  —九四九年十月十三日酒泉军管会派车把丁宜中等人送回兰州，当日晚到达。丁宜中指派我负责替他向军事管制委员会办理伪甘肃省政府交代。政务处长李培福接见丁宜中谈话后，指派政务处人事科刘科长（名字不详），和一位具体办事的王同志与我接头，决定十月十四日起办理移交。我向王同志移交了以下物资、 档案、印信等，计有：1.印信——甘肃备政府铜质篆文方印一颗，民政、财政、建设、教育四厅铜质篆文方印及省田粮食管理处、社会处、主计处、地巧局、水利局、合作管理处、审计处、兰州市警察局及第六（武威）、第七（酒泉）专署铜质篆文长方形关防十四颗， 伪县政府铜质篆文方印十一颗，共二十六颗。2.伪省政府秘书处，各厅、处、局及省府人事室档案七十余箱。
  3. 丁宜中等二十余人投诚简历名册。
  到兰州军事管制委员会政务处投诚报到的人员有：伪甘肃省政府秘书长代理主席丁宜中，民政厅长马继周（国民党中央委员），财政厅长寇永吉（国民党甘肃省党部副主任委员）， 建设厅长胳力学，教育厅长宋恪，甘肃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蔡呈祥，兰州市警察局长郭庄，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傅子赍，第七区专员王维墉，前第九区专员何世英，民政厅主任秘书栗智，省政府秘书、民政厅视察赵世英等二十余人。
  关于伪甘肃省政府西逃及投诚回归、办理移交等经过情况， 我仅回忆如上。时隔三十年，错误及遗漏之处，希知者订正、补充。
  (一九七九年十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