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市图书馆

解放前，我任宁夏省政府秘书长兼代民政厅长，对马鸿逵父子逃跑的情况和宁夏军政人员接受和平解放的经过，都是亲身经历的。现在回忆记录，以供研究西北近、现代史同志们参考。但由于当时本人接触面不广，不能写出较有系统的资料，希望同志们多方补充订正。
  马鸿逵在宁夏的统治和勾结马步芳反共经过甘肃的封建军阀势力，经过四十年的分合变化，到一九四九年前后，主要有马鸿逵、马步芳、马鸿宾三家。马鸿逵拥有宁夏，马步芳拥有青海，势均力敌，并且不断地扩充实力，企图控制更大的地盘，以达其霸占西北的野心。马鸿宾仅有八十一军，人数约万余人，驻在宁夏中宁县一带，势力单薄，政治上比较消极， 只要能给子孙们保持现有的地位就行了。
  过去西北诸马，勾心斗角，各有矛盾，但遇到共同利害，则协力合作，一致对外，这是西北回族世袭军阀的特点。一九四九年，三马联合，阻止解放军西进，就是明显的例子。
  马鸿逵继其父马福祥、其堂兄马鸿宾统治宁夏十七年，集党政军权于一身，在措施步骤上采取以军治政，以政治党；军是基本，政是工具，党是招牌。他的军队来源，一部分是过去从冀、 鲁、豫各省招募的，大部分是在宁夏就地征拔的。解放前夕，共有步兵三个军，每军辖三个师，另有一个骑兵师，连同直属部队和地方国民兵等共计约八万多人。其主要军官几乎全是甘肃省今临夏回族自治州各县的人，下级军官宁夏回族占了一半。一般人所谓甘（甘肃）、马（他的家族亲属）、回（回族）、河（临夏），指的是他用人的标准。他的行政干部一部分是从自己军队中培养出来的，如财政厅长兼军需处长赵文府等，另一部分是他父亲马福样旧部或培养的，如原宁夏高等法院院长苏连元、屌民政厅长海涛等，我也是其中之一人。但他在财经企业方面，却另立系统， 不在甘、马、回、河圈圈内用人，如财政厅长赵文府是北京人， 宁夏省银行行长李云祥是河北省人。所有宁夏军政各费的收支，以及各项企业和土特产的收购经营，都离不了这二人的手。 其他无论何人，概不放心。特别对赵文府在有关克扣、剥削和搜刮方面所出的主意，言听计从。所以一般人称赵为“招财童子”， 他也封赵为古之“宭子”。
  在这两个财经系统中的工作人员，是从五湖四海来的，没有甘、马、回、河中的人。马鸿逵为什么对财经系统用人，这样严格区分呢？我认为他的想法是：这个集团，总有散伙的一天，那时候，财经人员远走高飞，各回本籍，而甘、马、回、河的人， 有些是不能离开他的，如他的财产底细，被这些人知道了，有时搔到他的痛处，对他有所不利。但事有凑巧，一九四六年，赵文府派他的妻子，携带他历年搜刮的财产，到北京去买房子预备作富家翁，结果走到包头时，忽然脑充血死了。次年，赵文府在宁夏又因脑充血而死去。李云祥于马鸿逵离宁前秘密请假批准，返回原籍。听说解放后不久，也因脑充血死了。这二人之死，对马鸿逵的财经底细，造成了永远揭不破的秘密。
  由于他的兵是亲眼挑选训练的，军官是亲自教导提拔的，高干是有历史渊源的，所以他在宁夏的统治，根深蒂固，安富尊荣， 得心应手，为所欲为，并且妄想把他的封建势力世世代代绵延下去。但由于社会发展规律和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终于在一九四九年九月，彻底粉碎了这个世袭军阀的王朝，宁夏各族人民得到了解放，走上了幸福大道。
  一九四八年，人民解放军在辽沈、淮海战役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马鸿逵见到国民党大势已去，自己在西北的势力已经动摇，于是在一九四八年一月间，向蒋介石不止一次的上条陈、 写报告，要求扩军二十万“保卫大西北”，其实他的目的完全是为了拥兵自卫，作政治资本。但蒋介石的答复只是“所见甚是， 交国防部核办”，没有具体措施。马鸿逵见此计不售，于是这年底平津局势危急时，提出“皮祆热了自己脱”的主张，意思是自己的事，自己来下手办，就趁西北军政长官张治中去京和谈之际，跑到兰州，遍访甘肃省军、政、党团、绅学各界，鼓动风潮， 攻击甘肃政治，意在使甘肃省主席郭寄桥不安于位。结果由于在马步芳军事势力压制下，郭寄峤于五月间自动离甘。
  一九四八年夏，马鸿逵在出席伪国民代表大会后来到兰州， 以调解马步青、马步芳兄弟的感情为借口，到青海与马步芳勾结，商议宁、青两家合作，阻击解放军西进，达成协议。一九四九年五月间，人民解放军以雷霆万钧之势向甘审进军，马鸿逵急忙跑到甘青交界处的享堂镇和马步芳会晤；商妥合力拒共，分掌军政大权——马鸿逵任甘肃省主席，马步芳任西北军政长官，并决定二人互相推荐，先由马鸿逵推荐马步芳。在此以前，蒋介石本想于二人中择一担任长官，但又恐各不相下，反致纠纷。及接到马鸿逵的荐电，即交行政院院长阎锡山提出行政院会议，任命马步芳代理西北军政长官。
  马步芳就职后，马鸿逵以甘肃省主席自居，全面策划，积极反共。当两家军队集结于平凉时，马鸿逵去讲话发奖，鼓励士气。 在他回兰时，电话召集他的儿子马敦静和苏连元、马如龙（省保安副司令）、海涛（民政厅长）、马光天（参谋处长）、程福刚(军法处长、立法委员）和我到中宁“旅园”（马鸿宾的住地） 会晤。马鸿逵在说明宁、青两军在平凉的部署后指出：“马步芳野心大、无远见，恐不能维持局面”，“甘肃军事设备薄弱，打起仗来不堪一击”。他还说要到“中央”去，要求大力支援。马鸿宾听了说：“我看共产党向西北进军，目的不在我们方面，而是为了消灭胡宗南。等胡宗南解决了，我们插上共产党的旗子， 接受和平，就可保安全。”马鸿逵表示，马步芳对他很尊重，既然拥人家上了台，就该帮助到底。我们几人认为他资格老，经验丰富，见过些风雨世面，从历史上看，与其不能和马步芳合作到底，不如自己单干，还可应付一切。马鸿逵说：“我两件事不如马步芳：第一是我对共产党下不了毒手（指的是他对从三边俘虏来的红军释放了，马步芳对从西路军俘虏的红军杀害了），第二是人家做的是国际生意，用的是黄金‘外交’，我没有那么多的钱，比不过人家，但是以后就是人家在我的头上屙屎拉尿，也能擦掉。”马鸿逵不接受大家的意见，临上车时，马鸿宾还对他叮咛：“不要上重庆去，不要忘记我们的传统家法是‘保境安民’。甘肃的事，你最好不要管。”马鸿逵回到兰州，专等甘肃主席的发表。有一个晚上，马步芳派他的亲信马绍武来说：“长官叫我来征求同意，甘肃主席职务请副长官担任。”马鸿逵听了大哗，认为这是已经决定了的事，还再来问什么，便很气愤地说：“叫他自己兼上好了。不然， 在张鸿汀（张维，甘肃地方大绅）、水楚琴（水梓）二人中择一个看看大门就行了。”马步芳听了，将计就计，即给阎锡山发电说：“甘肃主席一职，原拟请马副长官鸿逵兼任，但马副长官坚辞不就，可否由职暂行兼任”等语。马鸿逵得到从广州传来这个消息，盛怒之下，一面下令在陇东的宁夏部队撤回宁夏，一面趁马步芳返回青海之际，飞广州告状。阎锡山即发表他为甘肃主席。他说这“要受城下之盟”，坚辞不干。阎锡山亲下手令，切责立即返兰就职。同时，马步芳也到了广州，邀请马全钦同来调解。马步芳甜言蜜语，承认错误并表示以后一定要听“老爸爸” (马家对亲属中长辈，惯称“老爸爸”）的话。二人商妥同机返兰。次晨临行时，马鸿逵变更了同机返兰的原议，以先回宁夏筹划发兵保卫兰州为名，单独回到宁夏。当时是八月二十左右，解放军已经包围兰州，旦夕可下。马步芳派他的秘书长马骥来宁催兵，马鸿逵答复：“兵发在途，不日到兰。”暗地里却命令部队迟迟行进。马骥回去后，还每日几次电话催问，直到八月二十六日兰州解放，宁夏部队还未到达靖远。
  马鸿逵离宁前后一九四九年八月中旬，蒋介石电令马鸿逵或马敦静携带作战地图来渝，次日派机来接。当即决定他自己去，但不知蒋介石意图何在，不免心怀疑虑。当晚我和苏连元、程福刚去见他，想听听他走后对军政方面的部署。他一见我们就劈头说：“你们大家要我不离开宁夏，主持宁夏的事，试问我为谁而战？你们因为我的关系，尊尕老二（马敦静）为司令官，他有什么才能？ ”接着就从大儿子马敦厚起到孙子辈，一一点名衡量，说来说去，没找到一个能接班的人。他继续说：“马步芳不愿意我在兰州，强呆下去，定要遭他的毒手，最后同归于尽好了。”我们见他思想已不集中，语言无重点，谈不出结果，再未发言。最后决定苏连元跟他走，程福刚要求同走，也允许了，海涛是第二天临上机时决定同走的。
  马鸿逵在出走前，将所有的流动资产先后运往香港、台湾。 一九四八年秋，勾结陈纳德带他的妻子陈香梅来到宁夏，他到机场亲自欢迎。对陈纳德殷勤招待，还请阅兵。宁夏省银行和陈纳德订立合同，用“飞虎队”飞机把宁夏储存的羊毛运往香港、台湾销售，主要是带运黄金。这事全由李云祥一人经手，别人不知。以后马鸿逵到处活动，完全包用陈纳德的飞机，说是政治可靠，不出意外。
  党对宁夏的争取党对马鸿逵一直是争取的。早在抗日时期，贺龙元帅和习仲勋书记从边区派广河县回民马绍常为驻宁代表，联系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但因来信未指明具体措施和代表身份不甚明显，马鸿逵发生疑问，既不敢公开欢迎，又不敢公然拒绝，只是不即不离，时来时往，互通消息。马绍常和马鸿逵的联系，是直接单线联系，关防甚严，外人一概不知。我不过是对他的生活费用特别办公费名义，领来转发给他而已。约一九四八年春季，马鸿逵在办公时，叫省党部书记长周百锃、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张仲璋三人商议，要马绍常在《宁夏日报》上声明脱党，并给他以宁夏省政府参议的名义。这种做法的原因，据马绍常对我说，是因为他的行踪为宁夏缉私处处长、国民党特务王孔安所侦悉，向警察局探询（因马住警察局内），马鸿逵恐事态暴露，两有不利， 为掩蔽他好工作，叫他这样做的。不久，马绍常就回去了。
  到一九四九年六、七月，马绍常带警卫一人，骑马来了，马鸿逵即请他回去，汇报宁夏情况，请示具体行动，并研究好具体通讯方法：马绍常从吴旗递交给驻军定边的卢忠良，由卢递交给我，我再送交马鸿逵。但他一去杳无音讯，联系中断。马鸿逵到兰后，还电话问我，“广河的亲戚来了没有？ ”到宁夏解放后， 他才来了，我问他为啥再没来信，他说病了。他数年辛苦，到紧要关头，未能达到预期目的。
  一九四九年淮海战役时，杨子恒从香港给马鸿逵来信，说明全国革命形势和解放军所取得的巨大胜利，建议他和平起义，出兵陇东，攻向青海。马决定派省政府秘书主任张慎微去和杨联系，并已复信，因解放军进军神速，未来得及实现。北平和平解放后，邓宝珊先生衔命来宁，策动马鸿逵趁青海兵团东向扑陕时，出兵陇东，截断归路，消灭马步芳军，为人民立功。他不肯干，邓无结果而去。兰州临解放前，韩练成派人持函劝告马鸿逵父子接受和平，并指明出路：“交出军权，保持政权”。他以军队是政治资本，如果没有军权，就没有政权，并未考虑这个重大问题。
  马敦静代理军政和马鸿宾来到银川马鸿逵走后，所有宁夏兵团司令官、宁夏省政府主席、宁夏省党部主任委员等职，都由他的儿子马敦静代理。一九四九年九月十六日，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在中卫县歼灭了马惇靖八十一军主力， 十九日连克金积、灵武、同心、中宁，黄河以东地区全部解放。 马敦静每日吞云吐雾，逍遥自在，好象一切部署就绪，成竹在胸， 实际上毫无主意。凡不到前线去的军佐和行政人员，每日例行公文，请示报告，凑合局面。有一天我问马敦静：“解放军快到吴忠镇怎么办？ ”他说：“准备把船拉到河西，使解放军无法过河。”我说：“那是古代防守办法，现在打仗，大江、大海都阻挡不住。听说榴弹炮要打数十里远，一条黄河，恐怕阻挡不住。” 他没有吭气。又过了几天，我又问：“解放军到城下怎么办？” 他说：“把军官们的家眷接走，打完算完。”以后马如龙忽而通知我准备快马，说要急行军穿过甘肃静宁到陇南去和胡宗南会合；忽而又通知我准备轿车，要经过定远营到甘肃河西去和刘任联合，又给了马如龙三万银币令其留山区打游击。
  九月初，驻在中宁的马鸿宾突然携眷来到银川。在过去，文武高级人员照例要到城外迎接，马鸿逵也去。这次交际处却没有通知，没有去接，他静悄悄地入城了。第二天我问马敦静是否去些人看看？他同意厅处长级的人去看。马鸿宾见了我们，首先申明他不是为管宁夏的事而来的，而是因宁夏境内已打开仗了，来此逛一逛。我们问他：“解放军要是再前进怎么办？”他说： “要到石咀山、三盛公一带蒙古地方去看看情况再说。”兰州解放不久，中宁县政府电话报告：兰州派来代表十几人，内中有郭福金（甘肃省参议员）、马凤图（曾任孙连仲第十二战区中将参议）等人要来银川，进行和谈，请示可否。我问明马敦静表示欢迎，并指定我作招待，他不露面。但代表中只来了郭福金、白连升（甘肃旧军队宋有才部的团长）二人，其余因有顾虑，都回兰州去了。我转告马鸿宾和郭见面，问明来意，郭宣告解放军派他们来宁的目的，是为争取和平起义。此时，吴忠告急， 马敦静要我告郭转请彭德怀司令员暂缓进攻，以便召开会议，商讨起义。旋接彭总复电：“自次日（十八日）起暂缓两日。” 但两日过了，迄无举行会议的动静，我才知道这完全是马敦静的缓兵之计。
  马鸿宾也以吴忠紧急，另向军械处要来大汽车一辆，装载细软，预备带上眷属实行他远走绥远蒙旗的第二计划。我闻讯后， 即到他住的“五亩宅”，劝他不要走，商量大事。他问我：“跟谁商量？”我说：“自然是平山（马敦静）了。”他说：“他避着不见我，我反去找他，电话兵说他到前方去了。你如能将他找来，我就暂不要走。”其实，马敦静居住不定，我不知当时他住在哪里，就向电话局说明我的身份，接通电话，说明马鸿宾要走的情况，问他是否愿见。他让我先去，他就来。我在马鸿宾家等了好久，他才同马如龙慢腾腾地来了。马鸿宾一见面，就很不客气地拿出家长的姿态质问：“你避我干啥？家务事可以商量。你阿大（指马鸿逵）走了，你能否负责？能负的话，该拿出个办法来干！不能嘛，看谁能干，或者那几个人能干，要共同负责。” 又说：“我看以和为好，打不出什么名堂来。至于你阿大的安全问题，不要考虑，那好办，就说‘军队掌握不住了’。”说完了， 马敦静低头不语，毫无表示。马鸿宾转面问马如龙和我：“你们看怎么办？”我们同声回答：“有司令官拿主意。”于是马鸿宾又对马敦静说：“你回去连夜召开军官会议，商量办法，签名盖章，共同行动。”又说，“把省政府的人也参加上。”我一夜等候电话，没有消息。次早，去见马敦静问情况，他说：“我给卢忠良打了电话，他说军人以服从为天职，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再没有开会的必要。我听了大哭一场，如果军官们都象卢忠良一样，我就放心了。”再未说出个具体办法。我只得再到五亩宅向马鸿宾说明经过，并建议说：“平山年轻，不能负这样重责，你是西北军政副长官，又是家长，可以率领两军（宁夏兵团和八十一军）通电起义。”他说：“你不知道，少云（马鸿逵）给人家儿子（指马敦静）有电报，不让我管宁夏的事。”我听了不知此话从何说起，去找马全良探其意旨，并问究竟。马全良说:“我们拿上猪头，还怕找不着庙门？主席有电报给我们说： ‘宁夏军事，只有静儿和各军官负责，他人不得过问’。”我才知道马鸿宾来银川受马敦静的冷落和他不肯积极负责的原因所在。
  九月十七日，原国民党国防部部长徐永昌和空军副司令王叔铭来宁，马敦静同军官们去见。我疑心马鸿逵被调走了，他们来是否为了督战，去探听消息。徐说要到包头去。我问：“宁夏怎么办？ ”他说：“这样的山区，打几个漂亮仗，还可拖延一阵。” 我问王叔铭：“‘中央’飞机能否来助战？ ”他说:“自顾不暇”。 当晚，马鸿宾找我，说他要随徐等到包头去，请傅（傅作义）、 灯(邓宝珊）对宁夏的事，出个主意。让我给马敦静告诉一下。
  十九日，马鸿宾回来了，约我同到“二号房”（马敦静的住所），向马敦静说经过情况。马鸿宾说：“我将宁夏的军备实力，向傅、邓说了。经过他们分析，指明‘和有利，战不利’。我把宁夏比作一份礼，请他们转送。他们说：‘少云不在，不好负责’。八十一军的事，已向周恩来先生报告，决定起义了。”马敦静只是在房中踱来踱去，没有任何表示。
  马敦静逃跑与宁夏和平解放二十日清晨，我赴二号房途中遇见了给马敦静背枪的杨振武，他说：“司令官走了。”我问：“走哪里去了？”他说: “坐徐部长飞机走了。”我又问：“留什么话没有？”他说：“中央如有办法，他下午回来，没办法就不回来了。”我即去给马鸿宾说明，适郭福金在座，我掏出笔记本写上 “平山已随徐部长飞渝”几个字，递交他看。他即走出房门问我：“平山走了吗？ ”我说：“走了。”他又问：“还有谁走了?” 我不知他指的是谁，还未及答，他即问：“马如龙走了没有？” 我说：“马如龙未走。”他即安置郭后出来，同我到二号房去， 马如龙出来接待。马鸿宾佯装不知地要找马敦静说话，马如龙很含糊地说：“走了。”马鸿宾问：“走哪里了？ ”他说：“走酒泉和刘任联络去了。”马鸿宾说:“不对吧！要走就要走重庆去， 到酒泉去干啥？你问问航空站。”马如龙还表演地问了一下，说到重庆去了。
  这时，卢忠良从河东前防来电话问马如龙：“主席走了，大少爷（骑兵师长马敦厚）走了，现在司令官又走了，我们为谁打仗？请你来，我们商量商量怎么办。”马如龙说他守接电话，不能来。卢问“谁能来？”马提出马光天、李振国（交际处处长兼建设厅长）二人。卢表示同意。到临走时，李振国有顾虑托词不去，马光天一人去了。
  下午，马光天回来传达情况，说军官们决定通电起义，马全良领衔，让我起草电文。照实情来说，卢忠良首倡起义，电文应由卢领衔，但卢当面说这是回族的事情，马全良领衔比较好些， 所以他列居第二位。我写好电文，为慎重起见，送请马鸿宾斟酌。 他指出：马鸿逵尚在重庆，要考虑他的安全，电文用词不要激烈，免得引起麻烦，只表示接受和平，听候毛主席处理就行了。 我略加修改后用电话念给马全良、卢忠良、马光宗三位军长，扭求他们同意后发出，这就是“申、哿”电。（九月二十日）原电如下：“国民党秉国以来，领导无方，纪纲不振，民生凋敝，致战祸弥漫全国，强者死于炮灰，弱者流于沟壑。刻又战事迫近西北，面临宁夏。全良等不忍地方七十万军民，遭受涂炭。爰于本月二十日停战，服从毛主席领导，实行民主，俾人民登于衽席， 国基安如磐石。至于军事如何改编，政治如何革新，听候协商， 一致服从。”这个通电发给毛主席、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和各野战军司令员。署名的有：宁夏贺兰军军长马全良、一二八军军长卢忠良、十一军军长马光宗、副军长兼三五六师师长马宝琳、副军长兼二五七师师长马英才、一八九师师长马世俊、二五六师师长马福元、一六八师师长马清、保一师师长王有禄、保二师师长马义忠，保三师师长周福财、保四师师长马全忠、副军长王伯祥、何晓鑌、骑一旅旅长马得英、骑二旅长马万荣、保安副司令马如龙、 保安司令部参谋长马光天、处长马希贤、柴桂勋、马友梅、金钟秀、张铣一、孙立正、许德勇、王桐赓、王宽、马敦礼。
  同时，原宁夏省政府通电起义，列名的有：秘书长兼代民政\厅长马廷秀、财政厅长扈天魁、建设厅长李振国、教育厅长张济美、地政局长杨作荣、会计处长石生琦、兼警保处长马如龙，田粮处长金钟秀、银川市长马延俊。都得到彭副总司令复电欢迎。
  二十日傍晚，马鸿逵来电话，马如龙答话。他先问解放军进攻和宁夏军防守的情况，马如龙用阿拉伯语汇说：“‘满拉（学生）不念经了。如再强迫，就要拿‘囊噶’（念经的木板）放在何旬的‘尕洛’（头）上哩！ ”马鸿逵假惺惺地说:“我无别意， 无非是不忍宁夏七十万人民遭受涂炭。现在仍叫尕老二回来和你们一同干，好不好？ ”马如龙说：“我们已起义了，不要再来。”只听得大哭声中截断了电话。
  二十一日清晨，军政负责人员，集会到五亩宅，商讨派代表到中宁向解放军联系的事，由马鸿宾主持会议。这时马全良对领衔起义有了反复，放声大哭说：“我为什么要领衔起义呢?我对不起我多年的知遇长官。”经大家解慰了一番，即提出代表人选问题，由马鸿宾提出卢忠良、马光天、马廷秀三人，卢忠良、马光天代表军事，马廷秀代表省政府和地方行政机关，众无异议。我即写了代表证明书，由马全良（贺兰军军长）、马光宗（十一军军长）、马宝琳（二五六师师长）、马英才（二五七师师长）、马如龙（警保处长）、扈天魁（财政厅长）、李振国（建设厅长） 等，签字盖章。我们三人乘车取道宁朔县过黄河到中宁。临行时， 马鸿宾还怕解放军所提的条件一次解决不了，嘱我另安置人住在黄河西岸的石空地方，以便有事送信。我说:“我们走了看情况， 如有必要，另想办法送达。”我怀着疑惧的心情，走向通往和平的道路。途中发现军队用马鞍横梗大路，似乎阻止车辆通行，又见零星士兵弃械逃散，证明军心已有动摇。当晚,我们住在石空，并报知当地解放军。次日 (二十二日）过河，解放军派车来迎。我们向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将军、政委李志民将军，和政治部主任潘自力将军递交证明书。杨司令员嘉勉备至，宣布宽大政策，既往不咎，我渐渐放了心。在会议时，解放军提出五项协议草案，让我们讨论。这五项协议内容是：（一)所有宁夏部队按照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指定地点集中，听候处理。在此期间内，不得擅自移动。否则发生任何冲突事件，人民解放军概不负责。（二)宁夏一切党政军机构、市政机关、公管企业、牧场、公共财产和建筑及所有武器、弹药、仓库物资、公文、档案等，立即造具清册，听候点交， 不得破坏、隐藏、转移、盗卖。所有监狱犯人，听候接收处理。 曾经俘去之我方人员，不准杀害，应全数释放交出；蒋系特务机关人员，一律不准放走。（三)凡人民解放军尚未到达之地区，原宁夏当地军政机关、部队应负看管物资、维持治安之责，不得发生任何破坏损失事件。（四）在宁夏部队方面执行以上三项条款时，人民解放军方面保证宁夏参加和谈部队全体官兵生命财产之安全。（五)为了切实执行以上四项协议，决定双方在银川组织联合办事处，处理以上事项。该办事处由九人组成，解放军方面五人，并指定一人任主任；宁夏方面四人，并指定一人任副主任。
  我们见了这五项协议，非常宽大，都是应当遵守的条件，对我们照起义人员待遇，更使我喜出望外，消除了以前种种顾虑， 就很高兴地在协议书上签了字。解放军方面签字的是杨得志司令员和李志民政委二人，宁夏方面签字的是我们三人，并且照了像。以后还把这喜庆的场面，排映在《红旗漫卷西风》的电影里，和全国广大群众见面，这实在是我们一生最大的光荣！我们得到了圆满结果，仍按原路回去。走到河边，解放军拦住去路，要我们仍回中宁。我疑心签字事有了更动，不免心上又起波动。及见到杨司令员，他说：“宁夏军队正在你们来的路上逃跑，你们走去，恐不安全，最好绕道吴忠回去，可保无虑。” 我说：“我们来时虽然见了些零星逃跑的士兵，经我们说明解放军宽大，此去必能得到良好结果，劝他们回去听候命令，不І于全部溃散。”杨司令员问：“你们是否有个贺兰军？”我们说： “有”。杨司令员又问：“军长是否名叫马全良？”我们说： “对”。杨司令员又说：“他现在逃跑到吴忠了，你们回去，就可见到，知道情况。”我们走到金积县附近的董府时，大雨滂沱，车陷泥中，不能转动，只好坐以待旦。天亮到吴忠，见了马全良，知道他的全军已逃散了。又见了解放军的曾军长，据说前途平静，赶速回到银川， 始知将近十万大军，一夜溃散，有的整团被解放军接收，大部分士兵是本地子弟兵，逃回家去，干部完整，静候待命。所幸市面安谧，未受损失。我们分别向军政系统作了接受和平的传达，并召集群众宣告和平起义和党的宽大政策，群情感激，欢呼雷动。我们走后，马鸿宾也于二十三日致电彭总，以“宁夏部队现已溃. 散，请杨司令员速派兵进驻宁夏，以维持地方秩序。”因此，我们组织地方绅商各界代表徐宗孺、于光和、姚启圣、乔森荣、李秀芝等，前往中宁欢迎解放军提前于二十三日入城。
  解放军于九月二十六日举行盛大的入城仪式。全市群众和附近各县代表，悬灯结采，扶老携幼，欢呼声、口号声、鞭炮声交织一起，响彻云霄，热烈庆祝解放。至此，马鸿逵在宁夏的封建统治，完全宣告结束。九月二十六日，银川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杨得志司令员任主任。
  按照协议第一项规定，“所有宁夏部队按照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指定地点，听候处理，不得擅自移动……。”但到解放军入城前，宁夏军队已不完整，我们顾虑解放军要追究责任，及听到杨司令员说：“不追究责任。所有逃散人员的枪支，由解放军自已收集。”我们才放心了。
  在交代方面，我们于签字回来后，向军政主管单位，照协议各项作了详细传达，各单位作了充分准备，造具清册，听候接管。 解放军按原有系统，分别接收。对宁夏能将所有的枪弹武器、仓库、财物、档案……照协议规定项目完整无缺的点交清楚，解放军表示满意，并予表扬。
  当民政厅长海涛逃跑后，马敦静派我兼代厅长，嘱我于必要时，将征兵名册，保甲户口，一律焚毁。至此，我作了完整移交， 连同我所经手的机密文件、电稿、电码本等，还有宁夏军队进犯三边后向商会摊派的慰劳金，马敦静指定我代收保管，除提用的外，下余的我都造具清册移交清楚。就是我私有的枪、马、车辆也都交公应用。因此，解放军十九兵团司令部以我“参加和谈， 办理交代较好”，向第一野战军司令部作了介绍。
  交代清结后，我们参加了银川市军管会所办的行政人员训练班，学习了政策，情绪逐渐安定下来。在学习期间，地政局长杨作荣，因被人控告，畏惧骑自行车逃跑，到宁朔县境被解放军扣留。杨司令员找我说明情况并商议如何处理。我因为在这一段和平起义过程中，开始感受到党的政策是宽大的，处事是合情合理的，就向杨司令员要求对杨作荣一再宽大。杨司令员一面电话指示释放，一面由政治部派人向群众说服。由于这一件事，引起我的震惊，怕发生同样事情。当时马鸿宾任银川军管会副主任，对我说:“大家在宁夏地方工作多年，总不免有对不起人民的地方。现在解放了，银川有家的可呆下去;想回兰州、临夏原籍的， 可以离开这里，以免发生麻烦。”我的家眷早已送走了，我想回兰州，即向杨司令员说明愿望。他问我:“你的土地房屋咋办？” 我说：“都没有。”他又问：“有无路费？ ”我说：“足够。” 临行前夕，给我送来了一野的介绍信。卢忠良、马光宗也经杨司令员的许可来兰学习。我们一同到兰之日，受到彭总的热情招待。他奖励我们是起义人员，保全了地方，爱护了人民，并勉励我们继续学习改造，为人民服务。还要我们以自己为榜样，用各种方式，争取逃外人员回来，一视同仁。一野张宗逊副司令员和联络部负责同志布置我写信争取从宁夏、青海跑出去的亲友、旧同事回来。经我反映了情况，还发还了个别人在兰州的财产。从此，我受到党在政治上、生活上的关怀，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
  (一九七九年九月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