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市图书馆

一九三七年七月芦沟桥事件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中华民族遭到空前的灾难。蒋介石国民党则继续执行其消极抗日、 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全国人民对此极为愤慨。中国共产党在事变的第二天，立即向全国人民发出抗战到底的宣言， 号召全国同胞团结起来，“驱逐日寇出中国！ ”并且指出 “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党的伟大号召立即受到全国各阶层广大人民的热烈拥护。在战争形势紧急和抗日怒潮汹涌澎湃的压力下，国民党蒋介石被迫接受国共两党联合抗日的主张，建立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蒋介石虽然被人民推上了抗战的道路，表面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实际上却暗地里百般限制我党的活动，颁布所谓“共产党问题处治办法”及《限制异党活动》等等反动文件，制造“磨擦事件”，迫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尤其在他们所控制的大后方更是严密防范；派遣特务，跟踪盯梢，形成白色恐怖局面。为了保存党的力量，发展、壮大党的地方组织，当时不得不采取地下隐蔽的活动方式。 当时，在比较落后的甘肃省尤其如此。
  一一九三八年春天，党派罗云鹏同志到甘肃省工作委员会工作，担任工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当时工委书记是孙作宾，其他成员有郑重远、刘日修、刘杰（孙作宾爱人）、罗沔等。后来又有王实先、林亦青相继来工委分别负责工运、青运工作。原兰州地下党老党员赵子明同志担任工委秘书，并负责安排住宿等事务， 在黄家园开设豆浆铺，作为地下党的联络点。
  罗云鹏同志到甘肃工委后，和其他同志在党中央代表谢觉哉同志的直接领导下，通过公开机关——八路军驻兰办事处，以秘密联系的方式，接受上级党的指示，或汇报工委工作，研究、解决 .问题。他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同志们一道，重建并巩固党的地下组织，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利用一切可能条件扩大党的影响，通过党组织，联合各界进步人士，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宣传党的政策。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甘肃省的抗日救亡运动有了很大的发展，封建落后的、沉寂的政治局面大大改观， 革命形势蓬勃发展，各种进步的群众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如“甘肃青年抗战团”、“兰州妇女慰劳会”、回民教育促进会”等，还办起了进步刊物《西北青年》、进步书店“兰州派抿社”和“生活书店”等。党还输送了许多青年及进步分子去延安学习，以后都成为甘肃党的骨干力量。
  罗云鹏同志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的原名为张敬载，早在青年时期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时，已开始从事党的地下活动。毕业后受党的指示考进北平大学政治经济系，在大学期间从事学生运动，一九三五年在北平市委的直接领导下，曾经参加并领导组织了著名的“一二•九”和“一二•一六”学生运动， 一度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因无人证物证，在地下党的营救下，由其父托亲友花钱买通出狱。此后，他去大连、青岛等地参加党的地下活动。一九三六年，罗云鹏同志由北平调回延安在陕北公学工作，一九三八年秋在兰州和共产党员樊桂英*同志结婚，婚后生一女孩。
  罗云鹏同志参加革命较早，长期从事党的地下组织工作，马列主义思想修养较高，有一定的地下工作经验。他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作风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他善于做思想工作，对同志谦虚谨慎，热忱关怀，情同手足，对同志的工作和生活都十分关心。如赵子明同志（同志们都称他赵大哥）有时和他老伴因家务事闹口舌，老罗为此不厌其烦地多次和他谈心，又安慰他的老伴，耐心说服，解决思想上的疙瘩，赵大嫂常亲热地称他“好兄弟”，有事总向他倾诉，经老罗一开导，心中的闷气就消除了。 罗云鹏同志常说，我们共产党人不但要学会干革命，还得学会用正确的观点处人处事，搞好团结。他很风趣地说，在家庭问题上也可以统一战线嘛！ 罗云鹏同志生活作风艰苦朴素，勤俭节约。他常说，我们党*本刊第七辑《中共甘肃工委斗争概况》及《回忆罗云鹏同志》二文中误为美国英，特此更正。暂时还没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同志们靠自觉革命，一文钱都来之不易，要节约办事，不能浪费。他的衣服、被褥都是从延安出来时组织发给的，很少添置新衣，连小孩的衣服都是利用大人的旧衣服改制或其他同志送给的。
  为了适应地下工作环境，老罗非常注意保守党的机密。他常常嘱咐同志，没有十分必要最好不要照像片，不要去公共场所， 更不能和一些社会关系来往通信等等。他说这是党的纪律，必须遵守。
  老罗勤奋好学，给工委订了学习制度，在可能条件下也集体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政治经济学、联共党史以及党内刊物《共产党人》，和一些有关书报杂志。他说理论是运动的指南，不能做盲目的革命者。他每天除工作之外，晚间抽空自学并给党刊及公开刊物写稿，他还教育同志们应多读些革命文学作品，如鲁迅晚年的杂文等，以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老罗平易近人，没有知识分子的架子，同志们和他相处毫不拘束，无话不说，无事不谈。工委林亦青同志（亦名李健伍，人称小李）年轻活泼，性情直爽，说话任性，有时爱发个小脾气，老罗总是亲切开导，耐心说服，直到使人感到心平气和为止，小李很尊重他，常唤他罗哥。工委成员来自五湖四海，大家沐浴在这个革命的大家庭中，倍感阶级友爱的温暖。
  二一九三九年，日本帝国主义改变了全面进攻中国的方针，把进攻的矛头指向敌后解放区。国民党顽固派眼看革命力量发展壮大，八路军新四军在各条战线上节节胜利，感到害怕。一九三九年一月，蒋介石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一次中央会议，决定了 “溶共、防共、限共”的反动方针。为了达到他们反共投敌的反动目的，在我解放区大肆制造军事磨擦，造成许多流血事件，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他们统治的大后方，逮捕枪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镇压群众抗日运动，同时取缔并查封抗日救亡团体和进步书刊，实行法西斯反动统治。党中央及时给甘肃党指示，要求各地党组织提高警惕，加强戒备，防止万一。工委决定部分同志离开城市，分散隐蔽。当时罗云鹏同志夫妇去天水，郑重远同志去靖远，林亦青同志去徽县，王实先同志留兰州市，各自负责那里的党组织工作。
  一九三九年四月孙作宾同志奉命调延安，罗云鹏同志因工作需要又返回兰州市，由赵子明同志介绍住在小稍门外周家拐子， 这便是工委所在地—甘肃党的领导中心。为了有个更好的公开职业作掩护，工委决定和房东席维汉合伙开办石灰窑，以卖石灰为生，老罗的公开身份是石灰窑的经理。过了几个月党中央西北局派李铁轮（当时化名李云章）任工委副书记（他爱人鲁平也到兰州），住在河口，对外假称是赵子明同志的侄女、女婿。为了预防意外事变，工委同志彼此都假定了一套社会关系，避免引起怀疑。工委周围的居民群众都认为他们是做生意的商人，并没有看出一点破绽，大家和睦相处，都认为罗家是一户好人。那时王实先同志常来工委接头研究工作，他公开化名为罗云鹭，对外关系是罗云鹏的弟弟。罗云鹏的爱人樊桂英同志因有小孩，不便外出， 便以家庭主妇的身份在机关内部搞具体工作，这样也有利于掩护机关。
  一九四〇年春季，国民党反动派在全国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国内政治形势恶化，.兰州反动当局也加强了白色恐怖，独夫民贼蒋介石派了特务头子戴笠来兰州活动。当时传出不少谣言， 说兰州有大批汉奸勾结日寇等等。工委发觉这种情况后，准备转移。据分析前一阶段，党员之间横的关系较多，工委成员有暴露的可能，经上级指示，让罗云鹏夫妇及郑重远同志回延安学习， 工委主要由李铁轮负责。
  —九四〇年五月底，一切准备就绪，六月召开工委全体会议。四日李铁轮及林亦青同志先后从外地到达工委所在地——兰州周家拐子罗云鹏同志家中。因人未到齐，李、林住处路远，不及返回原地，在工委留住。次日凌晨二时，突然有警察多名借口査户口，闯进院内一一盘问，以李、林未报户口为理由要、抓走审讯。罗云鹏再三和这些家伙周旋无效，结果三人一齐被捕，押在伪警察四分局。天刚拂晓，樊桂英同志带了食品，以送饭为名去四分局探听消息，发现那里拘留的人很多，但都散在室外，唯他们三人都被关在室内木笼里，看守比较严格，足以证明事态的严重性。 工委机关尚存有书刊、报纸及党内文件尚未密藏或销毁，樊立即返回家中，迅速转移和焚毁，紧接着便是两次大搜査。第二天中午，樊桂英同志连同八个月的婴儿也一同被捕，并株连了赵子明同志和房东老汉席维汉。
  三五位同志被捕，在伪警察四分局管押。这次突然事件的发生是国民党顽固派有计划有预谋的，但也看出他们并未掌握党的地下组织确实线索，他们用筛选的办法，宁可错抓千百个假的， 不漏掉一个真的。罗、李、林并未隔离，三人关在一处，他们还有机会商量对付的方法。樊桂英同志和赵子明同志可以在院子里自由走动。这时老赵同志递给她一支小铅笔，她便把审讯的情况写成小纸条塞进锅奎（兰州大饼）内，通过伪警察送给三位同志，巧妙地交换了口供，防止在被审讯时口供不一致造成漏洞。
  经过几天的紧张审讯，伪警察局长包际春弄不清情况，胡乱怀疑。罗云鹏同志趁机和他们展开说理斗争，理直气壮地质问说：“你们深夜闯进民房，随意抓人，侵犯人权，违法乱纪，该当何罪？”要求立即释放，问得伪警察局长无话可答，愕了半响才吱吱唔唔地说这是上级命令，凡是没有户口的人都要盘问。后来据说在罗云鹏同志的帽子里搜出一张纸条，云鹏同志立即夺回吞掉，引起敌人很大怀疑，他们给老罗动了刑，也没弄出结果。
  一天中午，由多名武装警察把五位同志用绳子捆串起来，大张旗鼓地通过大街，步行到伪警察第一分局拘留所。路旁行人多以惊异的神情注视着如此场面，疑心是抓住了汉奸、土匪，哪里晓得这些所谓“罪犯”，都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真正的抗日英雄，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
  在起初审讯时，吓坏了房东席维汉，他悄悄地问樊桂英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樊桂英告诉他说：“不要怕，与你无关，我们都是蒙受冤屈的，如果人家要盘问你什么，千万不要拉连别人，拉的人越多，他们就越不放你回家。”席是个老实农民，和罗一家相处很好，事实证明他没有供出罗的其他“亲戚”，后来被释放了。
  押到一分局时，趁着押送人员办理交接手续，监视比较松懈时，老罗机敏地告诉同志说：“敌人可能制造舆论，说破获了一桩汉奸案，欺骗群众，我们必须提高警觉，揭露他们的阴谋花招，不要多说一句说，以免叫敌人抓住漏洞，钻空子，答不上就说‘不知道’，或者都推到我的身上。这是严峻的政治斗争，不能动感情，能设法挣脱一个同志都是我们的胜利。”对罗云鹏同志的自我牺牲的高尚品德，大家十分敬佩。
  尖锐复杂的斗争在继续进行着，敌人把老罗作为“要犯”， 是审讯的主要对象。他们把上级特务头子——第八战区司令部调统室的朱某搬来亲自审讯，妄想在老罗身上捞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罗云鹏同志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在敌人审讯时公开揭露国民党顽固分子假抗日真反共的阴谋诡计，勇敢地和特务分子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说理斗争，揭露了他们的反动面目，斥责国民党反动派背叛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挂羊头卖狗肉，打着抗日的招牌，干的是反共反人民的无耻勾当，是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罪魁。他以共产党员大无畏的英勇气概，与特务“法官”展开了理直气壮的争辩。特务头子恼羞成怒，象恶狗一样暴跳起来，叫他们的刽子手对罗施以残酷的刑法，什么老虎凳，压杠子，悬梁拷打，拧十指等等酷刑无所不用，折磨得罗云鹏同志死去活来不知多少次，但丝毫未能动摇一个革命者的坚强意志。敌人甚至用麻袋把他装起来，送到黄河边，以投河来恫吓，罗云鹏同志根本不为所动。后来敌人又以处死威胁说：“不怕死敢签字吗？ ”老罗以蔑视的目光拿起笔来签了字，弄得敌特目瞪口呆，狼狈万状， 只得退堂，暂时停止审讯。
  敌特对其他几位同志都用过刑，以逼供、诱供、欺骗等手法套弄口供，结果一无所获。女特务张敏芝以挑拨的口气向樊桂英同志说：“人生青春最为宝贵，谁不爱惜自己的孩子！”她胡言乱语，企图让樊桂英同志和老罗脱离夫妻关系，以此来对老罗施加压力。这些都遭到了樊桂英同志的严词拒绝。特务毫无办法， 只好用长期折磨，软硬兼施的办法，说什么：“只要放弃信念，改变人生态度，就可以平安无事”等等。罗云鹏同志义正词严地反驳说： “我是共产党员，信仰共产主义，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是我的义务。在目前阶段革命的三民主义为今日中国所必需，故愿意为它的彻底实现而斗争。我的这些信念是正确的，我永远不会改变。”罗云鹏同志在囚讯中，非常关心其他同志，千方百计传递条子，说明他被审讯的内容，并且鼓励同志们坚持斗争。他义疋词严地向特务提出谈判，要求改善生活待遇，会见家属，允许亲人见面。在老罗和同志们的斗争下，特务不得不让罗云鹏夫妇会面，同意让赵子明同志的家属给送饭。这一段，同志们的生活完全依靠老赵的关系来接济。
  罗云鹏同志坐过牢，有监狱斗争的经验，料到今后特务一定要在生活方面折磨人的意志，估计敌特不会给吃饱饭，他让太家要有长期坐牢的思想准备。为了以后不受饥饿的痛苦，锻炼小饭量，慢慢紧缩胃口，时间长了就习惯了。他鼓励大家耐心坚持下去，准备长期斗争。
  一段时间的紧张刑讯，使同志们经受了锻炼和考验，也学会了如何机动灵活地对付敌人，保护自己，在思想上更加团结坚强，斗争方法上也灵活多样，在特务的严密监视下，从没有停止过秘密活动。他们通过赵子明同志的老伴和其他亲戚，继续同外面党组织取得联系，接受上级党的指示和鼓励。赵子明同志在兰州居住时间久，社会关系很广泛，团结了大量进步人士。老赵的社会经验也比较丰富，通过各种关系曾经取得了十二家铺保，保释出狱。时隔月余，不幸因传递消息被特务发觉，他又遭到第二次被捕。
  伪警察局的看守人员，一部分是正式瞀察，这些家伙是比较忠实于主子的，还有一部分是被强迫来的商店伙计(店员），他们的任务是在日本飞机空袭时在街头维持治安的，叫做防护团，这些人大多是出身贫苦的劳动群众，他们对政治形势缺乏认识，但本质是好的，他们对犯人比较同情，有时避开警察的视线悄悄地和同志们谈话，常常好奇地问这问那。同志们随机应变地和这些年轻人谈话，向他们作抗日救国的宣传教育工作，提高他们的认识，争取他们的同情，帮助办些事情。
  有个小鬼,约十五、六岁，站岗守门，他出于怜悯的心情， 主动要求帮助同志们做些事。他在大街上贴报栏里揭下报纸，偷偷地从门缝塞进号子，有时给代买些外伤药膏，给老罗的小女孩送些吃的东西。他还冒着风险递条子，做了不少非常有益的事，可惜当时不知道这位青年的姓名。
  一天黄昏，一个防护团的人来说：“你们那个年轻人（指林亦青）逃跑，在黄河沿又被抓住了。”林亦青同志未脱险，被“黑狗”吊起来毒打了一顿。从此，看守人员加强了看管，不准他放风，每个门上都加了岗。林亦青同志气愤极了，破口大骂，并大唱革命歌曲，表示反抗。敌人的看守人员进行干涉。林亦青同志愤怒地回答说：“我唱的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賊，不应当吗？ ”问得看守无话可说，灰溜溜地走开。万恶的国民党特务他们的铁锁能剥夺革命者的自由，却锁不住革命者的心，林亦青的歌声响彻了整个看守所，大大地鼓励了难友们的斗争意志。
  狡猾的敌人感到，酷刑之下并不能得到革命者的口供，无法达到他们破坏我党地下组织的目的，又怕在这里押下去很不“保险”，再加上日本飞机不时轰炸，给“犯人”造成逃跑的机会。 他们于一九四〇年底把“犯人”转移到兰州郊外偏僻的山村——沈家坡兰州警察总局看守所，长期管押。这时候同志们集中在一起，有利于战斗。除樊桂英和小孩被关在女号，其他四位同志一起住在一间古庙改建的牢房里，这就给他们造成了互通情况、商量对策的有利条件，大大增强了斗争的主动性，以罗云鹛同志为首，团结一致向敌人展开斗争。他们的斗争方针是： 一、原则上对敌强硬，粉碎特务分子感化纠缠的幻想；二、对看守人员的对立情绪适当缓和，尽量麻痹他们，使他们放松看管；三、恢复以往在法庭上的斗争方式，采取备硬兼施的办法，要求吃饱、放风，取消阅读书报的禁令，并要求会见家属；四、保护身体，加强体格锻炼，保全革命本钱。罗云鹏同志和大家一起做八段锦操，老赵同志刻制一些泥塑玩具给老罗的小女孩玩耍，大家生活得较前愉快，充分表现了共产主义者的乐观主义精神。
  转移到沈家坡没多久，到了农历八月十五日——中秋节，第八战区司令部特务果然施用感化阴谋，带了些糖果点心之类的 “礼物”来“慰问”。同志们趁此机会展开说理斗争，申明抗日无罪，拘捕无理，斥责国民党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罪行，要求恢复自由，并且提出了改善生活待遇的要求。结果取得了初步胜利，囚饭略有改善，允许放风半小时。特务送来了一些反动书籍，同志们对这些反动书刊给以嘲笑和蔑视。在牢房里，差不多每天都在开会，经常进行思想交流，团结互助，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总结经验教训，更多的分析情况，研究对策，对拘留所的每个看守人员的性格、特点都做了细致的研究分析，采取不同对策，所有这一切都收到了一定效果。他们利用一些看守的伪善、 愚蠢、贪小便宜、好戴高帽子等劣习，争取他们瞒上，给大家造成一些有利条件，例如延长放风时间，允许牢房内生火取暖等。 在被捕的同志中，赵子明同志的社会关系较可靠，利用接见家属的方便，继续和党组织取得联系。党组织非常关心在狱中的同志，进来衣物和钱，给同志们以极大的安慰和鼓励。监狱虽然看管严密，但时间长了，看守人员也玩忽职守，时紧时松，罗云鹏同志领导大家利用一切机会进行活动。
  一九四一年初，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皖南事变发生后，赵子明同志以十元高价通过看守设法买到一张《民国日报》， 恰好这张报纸上登载了皖南事变的消息。老罗和同志们根据国民党公开反共的行动，分析全国形势趋于恶化，等待营救出狱的希望恐怕不多，而且大家的生命危险却在增加，随时都有被敌人毒害的可能。大家开始酝酿着越狱的计划，一致认为根据监狱的内外环境，利用并创造一些条件，越狱是可能的。如果全国形势继续恶化，转移他处分开管押，那就错过了机会。大家商定越狱的办法是：在牢房室内后壁的木板墙上开一个洞，悄悄地不声不响地逃出去。罗云鹏同志的爱人带着孩子关在另一女监屋内，无法越狱逃走。此时罗云鹏同志的心情是十分痛苦的，他面临着抛妻弃子、生离死别的能，可以想象他内心是何等矛盾！大家都为此而难过。伹罗云鹏同志却以革命利益为重，豪不犹豫，毅然决定越狱。他也未曾向樊桂英同志透露过一点有关越狱的机密，只在越狱的前一天，才向她暗示由于形势恶化可能要分散，并勉励她继续斗争下去，要锻炼独立作战的本领，和敌人作顽强不屈的斗争。罗云鹏同志髙度的共产主义觉悟和革命的品德是极其可贵的。
  越狱计划的组织和准备工作是十分周密的。赵子明同志会盘炉子，他盘炉子不用炉条，火却着得很旺。监狱管理员的炉子不好烧，让他去修，他就趁机偷了两根炉条，放风时又捡到一些废铁丝，烧红可作为烫开木板的工具。因烫木板有焦烟味，恐被守卫人员发觉，便以室内空气太臭为借口，要求买些香火熏熏。为了掩盖声响，就用下棋和大声喧哗来迷惑看守人员的听觉。为了防止哨兵向室内探望，就以天气太冷为理由，在牢门上挂个毯子遮盖，用报纸把未烫开的木板缝隙糊住。由老赵同志应付看守， 给他们一些小便宜，允许带到监外散步，借机侦察地形和路径。老赵注意到木板外边有一道较高的栅栏，不易越过，他在放风时拾得一条绳子绑在栏杆上作为梯子，抓住绳子就可以越过，又在厕所捡了一把泥水匠干活丢下的斧头，准备必要时作为自卫的武器。经过三个晚上谨慎而周密的准备工作，终于把木板烫开了一个洞，人可以顺利地爬出去。
  一九四一年二月十二日（即阴历正月初五日）午夜后，天色漆黑，管理人员正忙着过节，有的打麻将，有的吃酒作乐，吵吵嚷嚷，就在他们酒足饭饱入睡的时刻，四位同志顺利地从小门洞逃出去了。
  万分不幸，越狱走出不远，恰巧碰见巡逻的哨兵，向四位同志开枪，枪声惊动了拘留所的看守人员，他们发觉有政治犯逃跑，象恶狼一样暴跳如雷，立刻命令把女犯樊桂英看紧，并追捕逃出的同志，一霎时空气十分紧张。结果四位同志跑散，李铁轮和赵子明同志总算脱险，经过千辛万苦先后到达延安，罗云鹏和林亦青同志跑出不远又被逮回。第八战区特务头子立刻到监狱检査，他们拷问罗云鹏同志往哪里去，云鹏同志斩钉截铁地说：“寻找自由去了。”他们给罗云鹏和林亦青钉上了二十四斤重的脚镣，并且除吃饭外日夜带上手铐。
  沈家坡的越狱，惊骇了特务分子，他们加紧防范，唯恐再出意外。半月后将罗云鹏、林亦青及樊桂英母女转押到甘肃省第二模范监狱。那是一座典型的封建式的人间地狱，高高的围墙上边，又设置了电网，连鸟雀都飞不进来。里面押的都是长期或无期徒刑的男女犯人,空气象死一般的沉寂，每日所闻除了脚镣铁链的碰击声，就是女监里女犯的哀叹声和啜泣声。令人奇怪的是女监内还押着一个女政治犯，她还被“优待”在院子里可以自由活动。经过自我介绍才知道她名叫王德纯，是四川重庆人，因受别人的牵连入狱。她和老罗的小女孩有时玩玩，倒给女监里增添了一点生机。
  一九四一年四月，罗云鹏同志的同案犯和那位女青年王德纯， 一起又转押到兰州黄河北大沙沟专门拘押政治犯的看守所，直接由国民党伪甘肃省党部调查统计室派特务看管。
  四时光如流水，转眼间同志们落入魔掌已经十个多月，辗转迁移了五处地方，最后被押在这个离市区较远的土山坡旁，偏僻荒凉，很少人家，连鸡犬声也听不到，几乎与世隔绝了。所有的政治犯一律不能和外人接触，自此和狱外党组织也断了联系。困难增加了，同志们在迎接新的任务，准备接受更严峻的考验。
  罗云鹏同志被折磨得病了，身体很赢弱，临转移前才取掉了脚镣，但他仍是那样的坚强，态度镇静自若，意志更为刚毅，三位同志又集中在一起讨论应付新的环境，制定今后的斗争方针。
  因为这里投有专押女犯的号子，敌人把罗云鹏夫妇分开，樊桂英母女另关进一个小号子。樊桂英同志坚决要求住在一起，以便照頋老罗的病体，特务们允许了，于是她也和罗云鹏同志一起关在男牢。为了有利于战斗，她忍受了生活上极大的不便，和二十多名男犯挤在一间大牢房里。
  这个看守所的所长名叫潘振声，西装革踵，表面上倒很“文明”，显出一副伪善的面孔。樊桂英同志向他提出让医生给罗云鹏间志治病，要求全日放风晒太阳，并要亲自陪伴照料老罗。特务只同意上午半天在号外呆着，不许向别处走动。
  在沙沟看守所，客观情况变化了，需要研究新的对策。同志们仔细地观察着周围的事物，以及在押犯人和敌人方面的情况。
  林亦青同志在大号里逐渐掌握了一些基本情况：一、敌特方面， 看守所长一人，看守长一人，看守八至十人，他们都受过特务工作的专门训练，对“政治”犯抱敌视态度，他们是国民党的忠实走卒，此外尚有几名炊事员和杂务人员。这里没有军队和警察。二、“犯人”方面，约有五十余人，有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员和封建帮会成员等;从职业方面看，有教员、学生、工人、农民、红军战士、商人、艺术工作者等;犯人中还有回族同胞,女犯只有三人。老罗估计可能有少数叛徒或奸细。总的来说，他们都是来自各个方面，共同遭受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被关到一起来了，思想上基本是同情共产党，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国民党反动派非常不满，容易接受共产党的影响，因此大大增加了党在监狱斗争的有利条件，有了这样的群众基础，工作就比较容易开展。鉴于这种情况，同志们的对策是:一、争取团结绝大多数人，孤立少数坏人 (叛徒奸细）；二、共产党员(指身份已公开的党员)要立场坚定， 旗帜鲜明；三、对那些中间分子要善于团结、教育、关怀，只要不反对共产党就行，不能要求过高；四、帮助被捕的难友运用灵活的斗争方法，避免受骗上当，无意中造成漏洞和损失；五、没有暴露身份的同志，表面上对敌人不必显示锋芒，要加强隐蔽，甚至表现得更灰色些，以便保存革命力量，争取恢复自由，以利再战。
  罗云鹏同志的健康逐渐恢复，以他为首的几个共产党员，在政治犯监狱形成了活动核心，他有机会便组织开会，研究问题， 交流思想，分析形势。他语重心长地对同志们说：“一年来的艰苦斗争经历，大家都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和锻炼，意志更坚强了，我们的事业是光明伟大的，只要有党中央、八路军、新四军在，革命一定能取得最后胜利，黑夜再长，总有黎明的时候。为了解放劳苦大众，为后一代的幸福，千千万万的先烈付出了宝贵的生命，流尽最后一滴鲜血。我们活着的人吃点苦头算什么！要经得起，顶得住。我受党的培养已十二年了，扪心无愧，无私无虚， 只恨身陷囹圄，不能多做贡献，以后日子还长着哩丨无论遭受多大的挫折，都不能动摇我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决心和信心。” 罗云鹛同志的这段话，当时使难友们激动得落泪，后来又永远铭刻在活着的同志们心中，时刻激励大家前进。
  又是一年过去了，特务继续抓人，监狱里的“犯人”越来越多。罗云鹏等同志还坚强地活着，生命不息，斗争不止，共产党人对前途永远是乐观的。罗云鹏的小女儿将近三岁了，嘴巴能说会唱，天真活泼，难友们都很喜爱，同志们说她是监狱中的一线光明。她对难友亲如叔伯，看见特务狗腿则冷眼相视，爱憎非常分明。因为缺乏营养，长得人小头大，大家唤她“大头”。她常常利用在牢房过道玩耍的机会，给难友们传递条子，互通消息，她很机灵，没有引起看守人员的注意。 牢房内生活条件极端恶劣，阴暗，潮湿，空气不好，夏季跳蚤、臭虫成群，“犯人”身上全有虱子。冬季寒风袭人，大部分难友衣单被薄。晚间，几人盖一床烂被。每顿饭是一勺粗面糊糊加些土豆，根本吃不饱，有时连盐也不放，许多人患了浮肿和夜盲症。再加上管理人员从囚粮中贪污克扣，更使人们饥饿难忍， 寒冷和饥饿使一些“犯人”丧失了生命。一九四二年，特务借口天旱年景不好，一顿饭分为两顿吃，饿得人每天只能躺着，不敢起来走动。难友们多次要求增加口粮，这些毫无人性的家伙，根本不理会,恨不得把“犯人”统统饿死，才达到他们的目的。罗云鹏同志亲自向所方提出质问，所方负责人梁俭却恶狼狠地说：“你还有意见，你比别人多吃一份，你的孩子不是犯人，吃了犯人的口粮，我们还得取消！”一时激起了难友的愤怒，大家异口同声说：“取消没关系，我们一人节约一口都能把她养大的。”有一天，特务头子陈国英(国民党中统局驻西北专员)来监狱视察。罗云鹏同志挺身而出，代表难友和他们进行谈判，强烈抗议他们对政治犯的虐待，并提出以下条件：一、延长放风时间，增加口粮、蔬菜、食油；二、给洗衣、洗澡、理发方便，三、给看书、读报、书写的权利等等。陈假惺惺地勉强答应了。管理人员看见他们主子点了头，后来在“犯人”的生活方面不是那样明目张胆地克扣舞弊了。过了不久，特务果然派人拿来许多书籍，什么《三民主义》、《总裁言论》等反动小册子发给牢房，并说： “你们要看书吗？上边给送来了，要好好保存，看后要好好反省反省。”他们企图借此施行感化。难友对这些书刊感到十分恶心，没有一个人愿意瞅一眼。罗云鹂同志说：“可以看嘛！反面的东西，也可以加以批判，还能增强免疫力。”有的难友从书中撕下了不少页当手纸用，他们嘲笑地说：“让这些‘散民主义’、‘无权宪法’的无耻烂调滚到茅坑去吧！”还有的把些空白页撕下来，利用它传递条子。后来看守人员发现厕所里有书页，便气汹汹地追问是谁干的，没有一个人吭气。气得这些特务喽啰们把书都收回去了。
  有个无耻叛徒，外号侯麻子，先充当看守，后来伪装“犯了所规”，被安插在大号里，以示“惩罚”。他以挑唆的口气，常常在放风时暗地里告诉大家:“那个小孩的父亲是共产党的罗长，不要和他来往，小心受牵连。”他以此恫吓难友，使他们不要和罗云鹏同志接近。结果适得其反，狐狸尾巴被人看出来了，难友们对侯麻子避而远之，冷眼相视。这家伙黔驴技穷，不久便滚出了大号，又充当了看门狗。
  一九四二年秋，王方玉同志（女党员）因被其女同学的爱人出卖而被捕，她被捕前的公开身份是兰州公路局职员，组织关系在工委，入狱后和罗云鹏、林亦青、樊桂英同为一个党小组。她被关在小号里，和樊桂英同志直接联系。
  早在一九四〇年，兰州公路局已有一批进步人士被捕，其中有胡润宝、罗克俭、高潘公，并株连了胡润宝的女友王德纯（王的丈夫为胡的好友，在特务搜捕时逃脱），他们都是汽车司机， 罗克俭是国民党员，公路局的模范司机。他们因为不满国民党的官僚统治，被特务逮捕先后入狱，他们的罪名是共产党兰新公路交通线地下党联络组织，里通外国（指苏联）。特务们为了向其主子报功，便屈打成招，弄假成真，把胡润宝作为首犯，长期刑讯管押。胡系大学生，其父是华侨，福建省人，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罗云鹏和他常常以英语交谈，作思想工作，他受老罗的影响颇深。他的同案罗克俭是湖南人，高潘公是河南人，因为“从犯”敌特看管较松，后来敌人要他们找保，拟释放出狱，并恢复罗克俭的国民党党籍。二人拒不出狱，并表示不参加任何党派。在 —次外出做工时，趁看守人员不注意，二人一齐逃跑脱险。
  罗云鹏同志在狱中领导的党小组讨论研究当时的形势认为： 鉴于国民党反动派继续反共反人民，局势没有好转的可能，长期坐牢已成定局。为了坚持斗争，活跃难友的文化生活，大家商量， 设法制造些娱乐工具，大伙用胶泥捏成象棋、围棋，还给“小罗” 制作了各种玩具，调剂监牢里非常枯燥的生活。另外由林亦青负责教几位老红军及其他几位难友学文化，用筷子和柴棍作笔，大地作黑板，学写字、学算术。经过一段时间，这些同志不但认了许多字，而且学会写话。林亦青同志跟老罗学习英语，进步很快， 后来竟能简单会话。一时号子里形成了学习高潮，大家学唱《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之歌》。有个难友是流亡学生，南方人，唱 《国际歌》被看守听见拉出去毒打了一顿，追问是谁教的，那个学生说是学校老师教的，又问是哪里的老师，他机智地说：“在南京被日本鬼子杀了”。以后看守不许唱歌，但是大家还是唱，唱得更美、更动听，什么《送郎上前线》、《满江红》等歌声响彻牢房，敌特亦无可奈何。
  敌人利用“犯人”中的无耻之徒，不时打探罗云鹏同志在号子里的情况，但是党小组早就提醒大家，暗地里都注意提防。是人是狗，难友们心中有数，敌人的阴谋诡计难以得逞。
  敌人看守想让女犯人樊桂英、王德纯、王芳玉给他们织毛衣，但又怕他们的上司责罚，只是悄悄地和她们商量。经和罗云鹏同志研究认为可以，但是要提出条件：允许三位女同志和小孩，在牢房外面活动。敌看守人员看出了这个窍门，伙同看守所长，瞒着他们的上司利用“犯人”无偿的劳动力，做没本钱的生意，进行剥削，搞地下羊毛纺织手工作坊，以牟取暴利。党小组研究，可以给他们干，目的是为了改善难友的生活。于是给他们讲了几个条件，如不答应就绝对不干：一、在牢房外干活；二、 增加油、菜，改善伙食，给“犯人”购买生活用品，如肥皂、毛巾及被褥等。这些条件他们都答应了。敌人用低价从老百姓那里搜刮来羊毛，让“犯人”织成成品，撈取利润。难友们在劳动中千方百计地解决自己的生活需要，把很细的绒毛藏起来，编成衣服、手套、袜子、衬衣等以御寒冷，衣服内也偷偷絮上羊毛。在休息时大家唱歌唱戏，由艺术家王洛宾带头跳起新疆舞，那时他已四十岁左右，还如青年人那样活泼。“大头”跟在他的身旁一齐跳跳蹦蹦，一老一小非常有趣，惹得大家哈哈大笑。特务看见，心里有些不满，但是为了赚钱，他们也只好放宽限制，眼看着难友们“偷”羊毛，也不敢公开搜查，怕被上司知道后，打烂了如意算盘。
  红军李天福及王昌明（红四军士兵）在敌特看来是大老粗， 经常拉他们干苦力活，王昌明因是跛腿，敌人就叫他赶驴车到黄河边给监狱驮水，老罗提醒他们要细心侦察外边环境、地形，有机会可乘机逃走。果然在一次出外做工时，两位红军战士逃跑了。看守人员马上带枪追赶，人已无影无踪，难友们为两位同志获得了自由，都感到非常庆幸。
  几次政治犯逃走，激怒了敌特看守人员，总是借机报复毒打，他们的地下工厂也匆匆收场了。奴才们唯恐他们的“鬼”被上司发觉，留在号里的羊毛也来不及收回。从此监狱里的活动大受限制，以前答应的条件也统统取消了。敌人派进号子里的奸细. 也蠢动起来，经常在主子面前汇报难友们的情况，弄得难友们常常莫明其妙地挨打。有个难友叫杨永贤，本来不被敌特注意，被调到灶房给“犯人”做饭，这是一件对难友有益的事情，却被奸细赵贤杰密告说他有活动，就又被调回号子。大家非常气愤，暗地酝酿借机整治一下坏蛋，使他再不敢兴风作浪。这个说一个老鼠坏一锅汤，那个说到处都有害群之马。赵贤杰做贼心虚，坐卧不安，不打自招地说大家是在骂他，仗势欺人和杨永贤吵起来。杨永贤趁他不防之际，提起尿罐子，劈头盖脸猛打下来，尿浇狗头，鲜血直流。难友们早就抑制不住埋在心头的怒火，都假意拉架，而实际是按住坏蛋的胳膊，让杨永贤美美地打。坏蛋大喊 “打人啦！ ”惊动了监狱里所有狗腿，他们一齐出动，把号子里的难友一个个盘问，总是把问题的焦点集中到罗云鹏同志身上，说他在号子里煽动犯人闹事，企图发动、组织暴动，借以逃跑等等。看守头子牛世元，外号牛扁担（他常常用扁担打人，难友们送他的外号），率领一伙狗崽子，把罗云鹏同志下肢打得皮开肉绽， 扁担也打断了。罗云鹏同志的骨头始终是硬的，绝不叫苦表示屈服。从此敌特把罗云鹏同志和爱人小孩隔离，分别关在小号里不许见面，激烈的搏斗暂告缓和，而奸细赵贤杰终于滚出监狱，无耻地充当了敌特的行动队（专门抓人的特务走卒）。
  小号只有一席之地，土炕长不满五尺，地下只能站一人，周围全用粗木柱子挡着，只有一个小小窗口透气，是名符其实的囚笼，里面全关的是新抓来的“犯人”和所谓“要犯”。难友们对老罗的受难流下了关切的眼泪，大家都盼望他的创伤早早养好。 斗争暂时处于低潮，但革命工作仍在继续，除非日出西山决不能罢休。
  老罗的女儿大头从小号的方门洞恰好能钻出去，在小号外大门内的狭小过道里可以来回活动，成了大伙的红人。每个小号的难友她每天都去瞧瞧，又认识了许多朋友。她是难友们的红哨兵，有人过来她马上跑到小号报信。寂寞深沉的小牢房，有了这个伶俐的“小犯人”，给难友们增加了难得的乐趣。大头学会了许多歌曲和戏曲，还认识不少字，并且会写。她还天真地用自己所认的字考问别人，有时还唱抒情歌《在那遥远的地方》等等，逗得大家鼓掌叫好。
  自从大号发生“打架”事件后，林亦青同志留在大号和老罗等接头的机会少了。一九四三年秋季，林亦青同志被折磨患病， 不幸光荣牺牲，年仅二十五岁。大家为党失去一个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感到无比沉痛和悲愤，罗云鹏同志在酷刑的折磨下从未流过眼泪，这时却恸哭失声，难以抑制，可想他内心是多么痛楚。林亦青同志为革命献出了年轻而宝贵的生命，他的一生是光荣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对敌斗争坚强不屈，百折不挠；对党无限忠诚，大公无私。他的高尚品德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三年多严酷的斗争，无情地考验着每个同志，牢狱生活的折磨并没有动摇共产党员对革命的信心。难友们团结在党小组的周围，在一片白色恐怖的魔窟中，不断地战斗着，有成功的经验， 也有沉痛的教训。女难友王德纯（非党员），受朋友的株连入狱几年，受尽特务的威胁和利诱，她年轻、幼稚，缺乏斗争经验， 受了敌特的欺骗，竟以身许特务李茂伯为条件，换取丈夫的朋友胡润宝出狱，结果以身受辱，而胡也惨遭暗害。这件事发生后， 罗云鹏同志引为惨痛的教训，并自我批评地说：“这也是我们工作没有做好，没有把她争取过来，我们不能没有责任。”老罗的小女孩——大头一再询问：“我那个王妈妈哪里去了？ ”叫人感到非常痛心。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告无条件投降。胜利的消息也传到了政治犯监狱，大家一方面喜出望外，十分高兴，盼望全国形势有所好转，对争取出狱会是一个有利的时机；另一面也看到国民党特务在继续实行法西斯统治，仍在不断捕人。大家对时局发展前途抱有很大忧虑，心中都捉摸不定。
  罗云鹏同志辩证地分析了形势发展可能有两种趋势：第一、 国民党反动派亡共之心不死，可能乘机发动内战，镇压革命势力，彻底破坏统一战线，企图实现其一党专政。第二、共产党抗日力量强大，全国人民要求和平统一，建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国， 反对再打内战。斗争必然会继续下去，最后胜利一定是属于人民的。在监狱斗争的任务是抓紧这个有利时机，要求无条件出狱， 恢复自由，同时要求改善生活待遇。当时看守所长就是那个李茂伯，大家向他要求的首先是看书报的权利，其次是室内取暖，改善伙食，延长放风时间，接见家属等。这些条件大都实现了，但不能会见家属。这时监狱空气非常活跃，后来入狱的同志也传来外边的一些情况。由于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使大家欢欣鼓舞，信心百倍。难友袁X X借来了胡琴，大家又是跳又是唱，每个人都得表演一出拿手好戏。“大头”在胡琴伴奏下演唱了《在那遥远的地方》和京剧《苏三起解》，博得了难友们的热烈掌声。在欢乐的气氛中，大家向往着美好的未来。
  更大的喜讯又传开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及敬爱的周恩来同志亲自去重庆和国民党谈判，并迫使国民党签定了“双十协定”， 其中包括共产党提出的和平建国方针，并且具体规定保证人民享受一切民主权利，享受人身、信仰、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等自由权利，还规定取消特务机关，释放政治犯等。大家欣喜若狂，互相祝愿，希望黑暗日子尽早结束。
  特务们也受到时局的刺激，他们这时候也不象以往那样猖狂，谈话也略带点“客气”味道了，说什么“咱们都是中国人， 谁个有仇有冤，我们也是为混碗饭，才干这种事，以后你们出去还有见面机会”等等。难友们以冷眼看着他们。
  监狱是个灵敏的政治气象站，外边的局势变化会及时地反映到狱中来。罗云鹏同志说：“国民党反动派是惯于撤谎的，他们绝不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什么协定、诺言，随时都可以撕毁，局势的发展必须通过事实表示，不能过高估计，要做进一步的思想准备。目前形势有所绶和，这是全国人民反对内战的压力所迫，不等于国民党反动派就不反共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国民党的真面目逐渐暴露了，敌特表面宣扬释放政治犯，而实际行动却相反，他们越来越多地逮捕共产党人及其他进步知识分子，对待在押的政治犯更加紧实行法西斯迫害，手段更加残暴， 用现代化刑法——电刑摧残人的生命。据传说安文蔚同志就是这时被折磨致死的。
  一九四六年二月，敌特和胡润宝谈话，提出予以释放。胡和老罗交换情况，云鹏同志认为这是反常现象，鼓励他要勇敢地对待，如有不幸也是光荣的。老罗说：“人民会永远怀念你的！”难友们得知只释放个别人的消息，自发地掀起了不出狱的抵抗运动，质问敌特什么叫“政治犯”，监狱管押的是什么犯，既是政治犯为什么不一齐释放，这究竟是什么道理，问得敌人无言对答，无耻地狡辩说：人家是共产党提名要的，你们不是共产党怎么能放！真是弥天大谎，荒谬透顶。
  二月二十三日，胡润宝同志被迫走出监狱，临行前送给“大头”一个毛线球，留作纪念。从此和难友永远告别了。
  事隔两天，二月二十五日，敌特两次和罗云鹏同志“谈话”， 诈言“保证”出狱后安全送至延安。老罗心中明白，识别真伪， 向难友及其爱妻幼女招手告别，昂首阔步走出监狱。难友们均以依依惜别的心情和崇敬的目光送走他的背影。时隔不久，才知道罗云鹏同志英勇就义，光荣牺牲了。
  罗云鹏同志牺牲时正是壮年——三十五岁，在甘肃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整九年（包括狱中六年）。他离开人间已三十四年，每当回忆起他生前的光荣事迹及在监狱中的斗争生活，正历历在目。罗云鹏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他对党忠诚，大公无私，光明磊落，富贵不移，威武不屈，勇敢坚强，不怕牺牲，不愧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
  林彪、“四人帮”罪恶滔天,在十年浩劫中，曾扬言新民主主义时期为革命献身的人，也得一个个地审査。他们肆意否定一切，毁坏革命先烈的光辉形象，用心之毒令人发指。粉碎林彪、“四人帮”之后，党中央拨乱反正，引导中国革命走向了正确的道路。振奋人心的四化宏图展现在全国人民面前。我们一定要以革命先烈为榜样，百倍努力，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贡献自己毕生力量，以告慰先烈们的英灵。
  (一九八〇年八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