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市图书馆

一九三七年三月间，我在陕西三原云阳镇红军留守处，经过党的关系由李一氓同志接洽并安排车去延安。一路上，同车中有的年龄较大，有的红军小战士只有十二、三岁，大家由于生疏， 起初相顾无言，无一高谈阔论者，我揣测可能是互不相识，也可能是遵守党的纪律，怕暴露身份或暴露党的秘密，总之，大家都是沉默寡言，鸦雀无声，唯有天真纯朴的红军小战士，有时东指西望，好奇地说上几句。我们这些同路人，大家默默相望，但心中有共同的目标，朝革命圣地延安汇流。我和徐冰同志虽是初识， 但谈的话比较多，偶而出现活跃的气氛，引得全车哄然大笑。
  到延安后，第一站在南门内外交部停车。下车伊始，借徐冰同志的同路关系，在外交部吃了一顿饭，当时伍修权同志负责外交工作，吃饭时也在场，所以就自然地初次接识了。然后各归渠道分开了，送我到中央组织部，让找齐华，齐即安置我住在警卫班的一个窑洞里。延安的早春天气还生火炉，窑内烟熏的够呛。 过了十数天，即介绍我去抗大学习。在抗大我住的十二队，这期 「第二期（抗大没有第一期，是由红大改称的，当时抗大一队的学员即是红大改编来的学员）。抗大共十二个队，一至八队除个别人外均是红军的团、师级以上干部，九至十二队都是由白区来的知识分子和各阶层进步人士，以及白区党的活动分子，大家都是五湖四海汇流来的人员。九至十二队（以后又增加了一个十三队）亦称抗大的四大队，大队长聂鹤亭将军（在抗美援朝中病故），政治委员是董老董必武同志。我在十二队担任组长，后攉为区队长，队长是刘忠同志。这个队只有刘忠和我，还有摩托学校校长刘鼎同志、夏明同志四个人是党员，编为一个党小组，另外还有一位管理员，因为他经常下乡采购，开小组会时常缺席， 所以记得不太清楚。抗大党的活动和红军连队一样，不是公开的。抗大的这一期生活很好，宿舍床铺是一人一铺（个别的班组是通铺）。吃饭是由专人分组送到，并且菜盒是每人一个，菜盒隔为四格，每餐四个菜，吃的是大米、白面。卫生除环境、室内轮流打扫外，衣服、床单由洗衣组缝洗干净，每周换洗后，折叠得很整齐，放在每人的床头上，从无差误。
  在这期间，徐冰同志约丁玲及我到朱总处，吃朱总亲手做的四川炖肉。我们并和聂鹤亭、徐冰、丁玲、伍修权、魏雷、.员教员及其爱人在延安摄了有纪念意义的照片，可惜在文革中被毁坏了。抗大的校训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抗大的教育课程是，哲学（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马列主义基础、政治经济学、中国近代史、军事学（主要是野外勤务演习），学习方法是讲授、自学辅导相结合，互为学习厂相辅提高。在抗大讲课的有毛主席和洛甫（张闻天）、张庆孚、王观澜、何干之、吴亮平、 罗炳辉、张国华、博古同志和张国焘等人。当时抗大校长是林彪， 教育长是罗瑞卿同志，训练部长是刘亚楼同志，组织部长是胡耀邦同志。，抗大二期还成立了高级研究班，班长为邵式平同志，高级研究班的学员共有五十多人，我也参加学习。校长、教育长、 部长都参加高研班的学习讨论。毛主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就是在高级研究班讲的，讲课时，党中央的各部门负责同志也来听讲。另外是李富春同志讲“群众运动”。高级研究班的学员大都是红军和地方党的负责同志。延安当时是一片学习热潮， 党政军民都把学习当成头等大事，作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锐利武器。同时，学习也是开展抗日民主运动的先声。
  抗大二期的学习课程将要结束，发生了芦沟桥事变。我们等待党的召唤，准备奔赴抗日的战场，为中华民族解放亊业贡献自己的力量。一九三七年秋末，党派我到甘肃兰州地区活动。中央组织部李富春同志找我分配工作时说:“外边的具体情况还不了解，到西安和林伯渠同志谈，他了解的情况比这里具体，中央已通知林伯渠同志。”我同郑重远二人，临起程又叫一个女同志同行，一道去西安，抵咸阳时那位女同志说她暂在咸阳停留，不和我们一同进西安了。
  我和郑重远同志到西安后，即到七贤庄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暂时休息。在延安行前，洛甫同志交我带给林伯渠的信当面交给了林老。据洛甫同志说:“信里装有五元钱，是托林老买药的。”我想作为党的总书记买药也要自己付钱，并且不要总务工作者代办，说明革命老同志廉洁奉公的品德多么高尚!和林老交谈工作三次，决定我以八路军总部高级参议名义到兰州活动，在护照上注明职务，到兰州后找谢觉哉周志具体接洽，又说孙作宾同志已到兰州，确定组织工委，孙为书记，具体组织和谢老研究。在西安办事处时，由熊天荆同志照管我们，我往兰州出发前也是熊天荆同志和伍云甫同志给我办好的护照等手续，并派人送到汽车站，同行者有郑重远同志。 -一九三七年初冬抵兰州，住南滩街八路军驻兰办事处（现在酒泉路互助巷2号）。办事处给我分配的工作是：（1)召集过往客人和河西归来的红军失散人员，学习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2)设法探询河西失散的红军人员。（3)帮助谢老和一些人取得联系，交谈时事形势，扩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 宣传党的主张……。过了一些时候，谢老提出要我把农村的爱人接来，利用当地关系，在城市多设活动点，便利外界人士和群众往来的联络，又提出要我跟高金城一同到河西收容四方面军失散人员。不知什么原因，以后再未提过，原来的打算未来得及实现。在这期间，我写过开展游击战活动的文章，发表在甘肃《民国日报》上。当时，八路军驻兰办事处长是彭加伦，秘书是朱良才。办事处的后院住有甘肃大绅杨慎之的侄子杨宾如，他的小老婆是个妓女出身，他本人虽然无明显的劣迹，但往来的人却相当复杂，我向办事处建议，为了避免干扰，应该另觅地址，或商请房东设法请杨搬出。一九三八年，八路军驻兰办事处已改称第十八集团军驻兰办事处，迁于孝友街刘家烟房内（现酒泉路125 号），处长是伍修权同志，院落宽敞了，房间增多了，能容纳过往的客人百十人。由于背靠着城墙，可应防空紧急之便，并且是个独脘，院内安静，没有吵杂干扰之患。
  在这期间，除谢老和彭加伦介绍了杜汉三、李翰园（这两人我早已认识）等关系外，另在伪西北训练团、伪军校七分校、伪通讯兵二团（技术兵，士兵具有初中文化水平）、拱星墩飞机场地勤部队（都是技术兵）、伪空军、地方保安团队、伪警察局、 伪新一军、伪第八战区新兵营（又叫教导营，全是四方面军失散人员）、伪师管区的团队，还有陇南徽县等地方，都建立了活动的关系和据点，有的是党组织，有的是同情革命的进步人士。对各种不同职业的人员，按他们的爱好或职业，建立了不同名称的学习会或学习组，有的是定期的学习会，有的是不定期的讨论会，有的单独互相交谈。这几种学习组织方式都有一定的专题研究，例如对教育界职员桑汤六、戚文波等则称为研究会；对在乡军人则组织他们研究游击战术，学习中国近代史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其中有王子元、肖焕章、安华雄（曾和谢老会谈多次，兰州解放后经我手向警备司令部交步枪十九支，说是过去剩下这点本钱，作为向党的献礼)等人;对张一悟、李屏唐、 刘果夫（日本帝国大学毕业，曾在甘院当过系主任，擅长日文） 等人，则组织他们研究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联共党史》、 《共产党宣言》、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对孙继武、梁叙九等人的学习组，则研究中国近代史、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对李翰园、杜汉三等人，则单独交谈国际国内抗日形势。总之， 对不同情况和不同的对象，安排不同的学习内容。对杨干臣、杨果斋的保安团队（原在陇东一带驻防，七七事变后驻防兰州庙滩子），则利用国民党整顿改编的机会，由他们领导策动哗变，背叛国民党反动派。有些人当时很积极，如桑汤六推销《解放周刊》、《新华日报宣传党的“抗救国十大纲领”，十分卖力。
  一九三八年春夏之交，孙作宾同志来到官驿后我的住处。我和作宾同志未见过面，以前曾听林伯渠同志介绍过，这次是初次见面，却一见如故，谈的是联系今后的工作。作宾同志通知我参加工委工作，作为工委的军事委员（也叫军事部长），一面仍和谢老保持直接联系，就是接受工委和谢老双重领导的工作关系， 在发展组织方面和工委联系、研究，对一些特殊情况仍然及时向谢老反映、请示。'一九三八年冬天，王教五介绍伪师管区团长任谦和我见面， 交谈了抗日战争形势和我党的政策、方针及国际国内对抗日形势的评论等……，任谦要求给他派个团副，我当即回答：希里加强对战士的抗日救国教育，采取民主带兵的办法，对教材可以帮助找些。当时我记得是在仓园巷甄载明宿舍谈的。一九三八年，党中央发出指示：在国民党的部队、机关内，不建立党的秘密组织。 我们对于在国民党的部队、机关已经建立的党组织作了调整，对于已经暴露的党员，调出学习，或调异地工作。对于尚能立足的党员，则停止建立秘密组织，积极团结爱国军人和进步群众，鼓励他们学习革命理论，宣传党的政策，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团结对敌。
  党在一九三八年号召在敌占区和大后方的党员，要积极创造党员社会职业化的条件。我们立即响应党的号召，创办了 “国光纺织生产合作社”，作为掩护部分党员活动的公开职业。组织生产合作社，是当时国民府在抗日时期，解决由敌占区撤到大后方失业青年和技术人员就业问题的一个应急措施，它的办法是由银行贷款，供应原料购置设备，辅助生产，增补物资，至少要有七个人才能组成一个生产合作社，并且其中必须具有一定的技术力量，按技术的性质行业创办相应的生产合作社，要经过西北区合作总社的调査、审核，符合要求标准才准予贷款成立，并受合作总社监督、指导，贷款要有双层相应的铺保。还有一条规定， 股份不能当作分红权利，只能和银行贷款一样，按贷款利息的利率照付利息，分红是按劳付酬，按劳动的质量数量分红，在总劳动值的总收益中扣除百分比的积累、生产消耗金额、管理费用、 公益金外，才按个人的劳动所得分值。国光纺织生产合作社，从开始交涉到找双层铺保、贷款成立以至生产，是刘国夫同志一手办的。在生产管理上，设理事会、监事会，实行民主管理，在七个人之中，就有六个担任理、监事。但都要参加劳动生产，不能挂名，不能脱产，刘国夫同志是理事长兼办外交，我们都是生产工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在抗战时期，国民党统治地区物价上涨， 货币贬值，这个生产合作社，就原料本身赚了数十倍的收益，但是我们本身并未分到丝毫。在国民党反共高潮不断出现的形势下，逼得我们几个党员不能在兰州立足，准备要撤离合作社，这时混进合作社的一两个坏人也给国民党反动派帮腔，在合作社内造谣惑众，鼓动工人说XXX是徐向前部下，家中还有两支手枪 ……，用这些耸人听闻的危词，煽动工人，分化团结，借以树立自己的势力，用内外夹攻的办法，把我们几个党员逼迫离开兰州市。最后把知情的工人胡玉麟也横加迫害，勾引伪警察指控胡玉麟是大烟贩，残遭毒害置于死地，然后他们独占了这一笔财产。 兰州解放后，这个生产合作社合并到国营企业。
  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罪恶政策和限共、溶共、 防共的反动措施，使国民党的许多军队不战而退或投降日伪，大片国土沦陷，人民怨声载道，眼瞧着面临亡国之恨，而反动派与汉奸、日寇弹冠相庆，由舆论防共，进而公然反共，制造摩擦。 在这种形势下，在白区开展党的活动就遭到了很大的困难。当时，党中央为了集蓄干部力量，命我返回延安。在接到党中央的通知后，我于一九四〇年三月底回到延安。从此，在陕甘宁边区学习、工作，先后做财经、保卫、统战、行政等工作。一九四八年夏天，党又派我到蒋管区进行活动，直到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六日兰州市胜利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