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市图书馆

甘肃特种工艺刻葫芦，创始于清光绪年间，有王裁缝（佚名）者，首镌花草；民国初年，来银娃、王洪儒（或鸿武）等，继刻刀马人物与名胜风景，均系儿童玩具，售诸街市。及至张广建督甘时期（国民三年——十年），张提倡各种工艺，作为官厅送礼之用，于是刻葫芦复经李文斋精心提高，一跃而为甘肃特种精巧艺术品。
   李文斋，兰州人，生于清朝末叶，相传为一穷秀才，家甚贫寒，中年丧妻，留一女儿，嫁柴某。李生性傲慢，为人孤僻，据说作过短期“师爷”（文书），落落寡合，退居家中。辛亥革命后，初居桥门街，后移官驿后（即今公园路）因为生活所迫和个人抽大烟，于穷困潦倒之中，遂动刻芦葫之意。
   李初刻葫芦，即作了两大改进： （一）剔除葫芦表面原生的朽皮； （二）用镪水混合颜料，染红、黄二色。这样，葫芦的雕刻物非但不易脱落，色彩也鲜艳美观了（后因大部分顾主喜欢本色，故不再染色）。李的制作品，起初只流行在甘肃官府和商号间，到了民国十年前后，首由兰州古董商携往北京，引起其同行注意，誉为“绝技”，遂特来兰州向李定货，于是甘肃的“刻葫芦”便驰名京、津，行销海外，葫芦的价格也由一付（两个）几串钱、几两银子上升到银币一二十元。
   从艺术品的角度看，甘肃的葫芦大小如鸡蛋，多为圆形，椭圆形的极少。在葫芦的外表，以特制钢针（分大、中、小三种，状如妇女用的缝针）浅刺，即将表皮刺破，镌刻书画，涂以松墨，这种细腻地描绘人物、山水、花卉的艺术手法，内行称之为“描写”；另一种是以小刀将葫芦破彀刺透，用粗线条描绘人物、山水、花卉，内行称之为“雕刻”。葫芦的上下，环以中国民间“双万字”的图案。起初刻葫芦是拿在手中玩赏，现在已设银质和化学两种座子，上托葫芦，形如灯柱，可作放在桌几上的点缀。从李文斋遗留的作品看，“描写”多于“雕刻”，且以潇洒、挺秀的艺术刀笔，在横不过一寸高不过半寸的葫芦上，出色地再现了复杂的社会现实事物，这真是难能可贵的。
   据初步调查了解：李的“刻葫芦”多取材于历史故事和神话传说，计有《王羲之爱鹅》、《竹林七贤》、《十八罗汉》、《桃花源记》、《渊明赏菊》、《兰亭集序》、《李太白醉写》《五子登科》、《福禄寿》、《赤壁赋》、《三国演义》中的《三英战吕布》、《温侯戏貂蝉》、《诸蓦亮出师表》、《聊斋》中的《贾儿》、《溪流》等等。其中以《桃花源记》、《赤壁赋》和《兰亭集序》最为拿手，堪称杰作。
   先说《桃花源记》。李选取全文中四个具有典型意义的情节，第一首写武陵渔翁泛舟迷路，伫立船头，手执篙竿，凝望悬崖削壁，人物一派疑虑神色，跃然画面；左右后方，环写“原文”，潇洒隽秀的行书字，功力甚佳。第二再写落英缤纷，田舍俨然，渔翁惊喜之情，但桃林、田舍，寥寥数笔，疏而不稀，意致盎然。最后述写土人宴客，如同故友重逢，惊讶欢乐情绪，非笔画所能形容。画虽三幅，但却高度地概括和反映了晋代士人不满当时社会、追求“理想乐园”的精神面貌。
   次说《赤壁赋》。画四幅，人三个。苏东坡放浪形骸，举洒属客；秦少游风流潇洒，笑容可掬；佛印禅衣秃头，态度严谨。其人物不同的性格、出身、职业和经历，从他们的神态表现上，显示得十分真实。随着故事情节的开展，首先展现的是：清风徐来，水波不兴，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的秋夜图景，特别是左上方一轮亮晶的月盘，把小舟中三个饮酒者的闲逸神情，衬托得格外突出；继写纵一苇（舟）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画面强调了佛印吹箫的作用，苏东坡正襟危坐，秦少游低头不语，如怨如诉的箫声，竟是这般地把画中人引入肃穆的境界；再述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之秋色，从人物赏景的神态，渲染了山河的寥廓和他们心灵的空虚；最后写苏东坡等人在江上凄然对杯，反映了他们对社会现实不满和对“人生”的看法。 再说《兰亭集序》。一对葫芦三幅画。第一葫芦正面有小亭一座，背依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前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值得提出的是天边不多的几只飞燕，把亭中仰望的王羲之和景色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背面写《兰亭集序》原文。第二葫芦的两幅画，描写了王羲之仰天遐想和低头沉思的神态动作，对比强烈，寓意极深，把画中人感慨当时文人“务清谈，鲜实效”的触景生情、俯仰若有余痛及超然世俗、别有逸趣的精神状态，揭露得很细腻、逼真。可以看出来，这一对葫芦搞得如此好，显然是李文斋联系本身生活，赋予画中人物形象以更丰富的血肉。
   概括起来说，李文斋刻葫芦的艺术风格和特色是：画面主题突出，意义简单明了。画人物，寥寥数笔，栩栩如生，特别“神似”；绘山水花卉，疏而不稀，情意盎然。可以看出，他吸取了中国画中既不脱离“形似”，更追求“神似”的传统表现手法。另外，蝇头行书及小草，横竖成行，潇洒丰满，自作诗词，堪称佳品。可惜由于历史和个人的局限性，他竟没有一幅取材解放前的社会现实作品。其学生有王德山和王云山（已故）两人；德山刀笔细腻，以反其师，作品曾展出于苏联及西欧各国，尚获好评；云山的人物和山水， “神似”不够，似较粗糙。
   令人痛心愤慨的是，据王德山先生说：一九三八年腊月，伪兰州市公安局长沈觐康，要李文斋和徒弟在一个礼拜里义务刻画葫芦十对，馈赠所谓“盟邦嘉宾”。因为不给一文钱，故李及学徒因生活所迫，都不愿刻画。到了期限，沈见李等没有刻，便命令公安局刑警队将李文斋和王德山抓去，押了十天，为西北公路局赵某保释（赵系李的顾主与朋友），但沈仍令以前限日期全部刻出。在保释期间，李仍执意拒刻，王德山也有意避开了。于是伪公安局再次以“烟犯”名义将李抓去，押在沈家坡监狱，李因烟瘾发了，吐血、拉肚子，没有十天功夫，便死在狱中，年仅五十多岁。遗体为李的女婿和学生王德山埋在该处山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