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市图书馆

经营水烟业的向有申帮、兰帮之分，申帮多是陕西同、朝人，又称同、朝帮，兰帮多是皋兰人和榆中人，又称兰州帮，也称本地帮。各帮开设烟厂，定立字号，大体分为总号、分号、支号及驻庄等层次，总号一般设在兰州，分号多设在西安、上海，支号设在南通、苏州、石港、平湖等处，至临时性驻庄，则设在汉口、天津、包头、洛阳、成都、重庆、潼关、泗水、安化、宝鸡、天水等地。总号对分号、支号和驻庄的管理，除总、副经理（大、二掌柜等）不定期巡视并解决企业上的重大问题外，主要是通过“号信”及各种业务报表等方式进行指挥和管理。“号信”是体现上下级管理关系及汇报经营情况的主要形式，每五日或一周为一信期，就是分号一定要给总号写信一次，汇纸业务、资金情况及请示的问题，总号亦按五日或一周给分号写信一次，指示有关事项，遭有特殊或紧急事件，可以随时发信，叫做“加期信”，以后又多用电话电报方式，但“号信”仍然维持下来，没有变更；这种“号信”，不论总、分号都设有专人办理和保管，在收发时也进行编号、留底，并须经负责人核阅签字，形同公文处理程序。分号按月、按季、按年汇报的结账清单，为总号布置生意及计算盈亏的主要依据，每二年或三年结账时，总、副经理及分号经理齐集资东家里，提出盈余红单，共同商议红利分配比例及提升信用资方代理人等，最后由资东决定“写账”，就是将决定的结果，写在资东资本账与人股账上，以及新添进账的人名等。分号设有经理、副经理，经理负责处理主要业务及一切问题，副经理协助经理进行工作；支号设有门市部，亦设经理，负责门市部售烟事务，支号向分号汇报业务情况；除分、支号外，还有驻庄，是由总、分号根据业务需要临时派出，人数多寡和时间长短，完全依实际情况而定。
  水烟业经营方式，多是自产、自运、自销，在兰州烟厂制出成品后，由总号运发各分、支号设立门市部或驻庄推销。销售的对象，在往昔多为工商业者和城市居民，后来面向农村农民和小商贩，而售给广大农民的产品达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青烟多销售于华东地区，棉烟则盛销于西北各省。如陕西、山西、河南、四川及甘肃的徽成等县，兴的是锦川和、骏川成名牌棉烟，而宁夏、包头、内蒙古及甘肃河西一带，兴的是黑牛和其他名牌棉烟。
  一九一一年后，由于水烟在农村中的市场日渐扩大，销售数量逐步上升，到了一九二三年达到最高峰，成为兰州水烟业史上的黄金时代；当时兰州最大烟厂一林丰、协和诚的销售量，由原来每年各二千多担逐年增至各三、四千担，甚至达到五千多担，资本额亦由原来三、四十万两增至一百多万两。这主要是在生产方面使用廉价劳动力所造成的，在制烟过程中占重要地位的刨丝工，都是廉价雇用农民农闲时的劳动力，这些人的工资，比技工更为低廉，简单的技术工，又利用家庭剩余劳动力，工资就更低了，如撕溜女工童工，每天只一、二角工钱。同时，大烟商（多系陕西同、朝人）资本雄厚，差不多垄断了水烟的生产与销售，在水烟市场疲滞时，就看中广大农村，作为推销场所，以上海为据点，逐步向长江下游一带伸展，农村小商贩来上海购烟，便极力拉拢、招待，并以先取货后付款的赊账办法和销售水烟一箱赠送精制水烟袋一支的办法，扩大推销范围，又租船带货下集镇，以摆摊子等方式，低价销售水烟，一有销路，即驻庄设号，因此打开了南通、石港、平湖、苏州等市场，在取得销售市场以后，则又是货高价出头，具体采取了好烟次烟搭配出售的办法；袭用一些雇佣制度的方法，在上海、南通、苏州等门市部，不惜以较高的工资，罗致当地熟练业务的人才，从事推销工作。由于采取了以上办法，水烟销路大开，销售额大增，一九二三年，全行业共有七十多户，即销售青烟三万担，棉烟一万多担。另外，是时局的有利条件起了一定的作用，特别是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战爆发后，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放松了对华经济侵略，纸烟倾销的威胁也大大减轻，因而水烟畅销一时，才有水烟业史上黄金时代的出现。
  一九二七年后，随着时代的演变，纸烟又和水烟在农村争夺市场，纸烟吸食方便，远非水烟所可比拟，于是水烟市场便有了一定的局限性，得不到继续开展，根据当时历年销售情况，平均每年在二万担左右，即达到饱和点。由于一九二三年的水烟畅销，大大刺激了水烟的生产和烟叶的种植，也吸引了许多专营运销的临时商，和一些坐商都兼行跨业的来经营水烟，仅一九二六年兰州运销数量，即达四万担左右，但这样盲目竞争的结果，形成供过于求的现象，影响了市场上销售吞吐量；由于水烟运输须有一个较长时期，所以到了一九二八年以后，就大露原形，烟价下降，推销不出；一九三〇年，水烟销售陷于停顿状态，有些较小烟商都赔累破产，许多驻天津等地的庄客，由于烟价跌落无法销出，几个月后烟价已不敷支付积欠旅栈食宿和仓库的费用，有的弃货逃走，有力者虽依靠分、支号门市部的零销，勉强维持，但也赔累颇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失掉了水烟在东北的市场，水烟市场大见缩小，加之一九二九年爆发的第二次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总危机，已波及我国各重要城市，一时银根奇紧，市场凋敞，烟厂倒闭很多（天津烟庄几乎全部倒闭），各厂互相竞争，一再跌价推销，烟价竟由每百公斤六、七十元跌至二十余元；一九三五年下期，虽因国民党反动政权改革币制发行伪法币和世界经济总危机已近尾声，从而银根渐松，市面开始活跃，水烟业曾渐有起色，但这只是暂时的现象，并未继续维持下去。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继而上海沦陷，日寇实行所谓“经济封锁”，一林丰等五大号地址，虽在英法租界内，也被封闭，同时上海附近城市及乡村相继陷落，更无人冒险来上海购烟，因此，青烟市场便完全失去；兰州方面，棉烟尚可销售于陕西及甘肃各县，青烟就全无销路，有些烟厂曾将青烟试销于陕西各县和山西等地，但以货路不对，销售不多。所以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三九年，兰州青烟产量，不足万担之数，特别是一九三七年许多烟厂就未开工，一九三八年到一九三九年虽然仍继续生产，但无法运销，各烟厂积存烟丝很多，一林丰等五大户就各存一千多担。
  一九三八年，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年底，汪精卫伪政府在南京建立，一林丰等五大户即与伪军勾结起来，用行贿买路等办法，将烟运到上海，盈利数倍（当时兰州烟价每公斤三角多，上海每市斤二元七、八），即过去在上海、南通、苏州等地的存烟，也都乘机高价销售一空；当时山西曲沃（是沦陷区）制造一种水烟，完全仿照兰州水烟作法装璜式样，运往上海推销，五大户又收买转卖，从中取利，后来曲沃烟市面较多，价格也渐跌落，五大户就统购下来，进行垄断，获利甚丰。在日寇长驱直入和国民党反动派及汪精卫伪政权的统治压榨下，千百万人民家破人亡，苦难重重，而一林丰、福生德等五大户，和其他资本家一样，不顾一切，唯利是图，大发其国难财，这真是兰州水烟业中最突出的事例。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物价一度暴跌，银根随之转紧，因为时不久，即恢复原状，对于烟业尤其是五大户影响不大；以后虽然道路畅通，但由于美帝国主义加紧侵略，控制了中国经济命脉，使美货充斥国内市场，又因国民党反动政权日益腐朽，摇摇欲坠，伪法币贬值，物价飞涨，一日数市，在这种情况下，工商业者都以大量资金买货囤积，烟商自亦不能例外，如五大户在上海还购置房产地皮，占去大量流动资金，在经营周转上受到了很大影响。加以解放战争节节胜利，解放地区愈来愈大，一般工商业者观望等待，生产经营更陷于消沉状态。一九四九年八月，兰州解放，水烟业和其他工商业才喘息过来，走向新生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