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市图书馆

伪中央征集青年从军的命令到达甘肃后，雷厉风行，立即组织了一个“甘肃省知识青年从军征集委员会”（以下简称征委会）。该会设主任委员一人，由伪甘肃省主席谷正伦兼任，设副主任委员二人，由国民党甘肃省党部书记长杨德翘、三青团甘肃支团部干事长宋恪分任。下设总干事一人，由三青团甘肃支团部书记寇永吉兼任，副总干事一人，由省党部组织科长杨蔚南兼任。挂名委员四十多人，都由伪省政府厅、处长及各重要机关负责人兼任。征委会分设四科：总务科由伪省政府人事科科长张鸿波兼任，慰劳科由第八战区政工处副处长秦怀玺兼任，宣传科由省党部宣传科科长杨力雄兼任，编组科由三青团甘肃省支团部第二组组长张开远兼任。为了配合征委会工作，又另组织了一个“甘肃省知识青年从军慰劳委员会”。主任委员仍由谷正伦兼任。负实际责任的是伪省政府社会处处长杨集瀛，和他的主要骨干分子秘书主任于衡达、视察主任张涟等人。
   征委会设在三青团主持的兰州青年馆内。该会正付主任，都不到会办公，全部工作由总干事寇永吉一手操纵。起初，谷正伦对两千名配额顾虑征集不到，经与寇永吉研究后，寇大胆包揽，表示绝对如限完成。因而谷给了寇永吉三大权力：第一、要钱不限制，要多少就拨多少；第二、调人不限制，要调谁就调谁；第三、要汽车不限制，要多少辆就派多少辆。寇永吉大权在握之后，真是成了炙手可热，红得发紫的“人物”了。拿用钱来说，当时伪中央按两千名配额拨到了充足的款项，其中包括膳费、旅费、鞋袜费、医药费等，实际上除开支了一部分膳费外，其它三项根本没有动用，完全由寇任意挥霍。在调人方面，由寇和我全权决定，从狭隘的地方封建观念出发，调用的人几乎都是甘肃人，绝不容许各机关有拒调情事。如当时因调伪甘肃高等法院的职员王均熙（此人和我私人关系好），该院院长孟昭侗强调工作忙，调不出来。我听了很不高兴，立即向谷正伦“奏了一本”。谷大发雷霆，当即打电话对孟昭侗说： “贵院工作忙，调不出人到征委会工作，我看敌人来了，你们的司法也不能独立了”。这样既被申斥，又被挖苦之后，不到一刻钟，王均熙就调来了。在调用汽车方面更是硬性执行，谷正伦当面对西北公路局局长沈圻说： “征委会调用汽车时如有贻误，以军法从事”。征委会当时好象成了兰州市各机关的“联合办公处”，权力之大，由此可见一斑了。
   征委会组织就绪，在十一月初展开工作，先在反动报刊上大吹大擂了一阵，并在青年馆门口设立了所谓“从军青年登记处”。每个登记者，要填表两份，还要经过所谓审查核准手续。实际上是一种表面文章，骨子里是来者不拒，多多益善，审查核准的大权，完全由我掌握。当时我的做法是一律批准，不使一个青年人“失望”。由于欺骗宣传的关系，在登记处门口，踊跃报名的“盛”况，确也出现了好几天。所有报名的青年，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第一种是思想纯洁，天真可爱的好青年。他们激于爱国热情，认为大敌当前，国将不国，从戎报国正是良机。第二种是当时失学、失业和家在沦陷区，流亡到大后方的青年。第三种是急于寻找个人出路，企图在名义和物质上得到相当便宜的青年。因为在“从军青年优待办法”中明文规定，从军青年，在学校的保留学籍，随班升级，到毕业时照样发给毕业证书，升大学不经过考试；机关工作人员，不论中央或地方机关，一律保留职务，带薪从军，复员后可无条件的复职；“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样名利双收的诱饵，使一部分存有幻想、意志薄弱、名利观念浓厚的青年，上了圈套。第四种是游手好闲、无事可做的浪子之流，利用机会，投机取巧。当时兰州是大后方的主要城市之一，全省从军人员，半数以上是从兰州征集的。其余是由当时的七十二县市照样征送的。外县的从军青年除天水、平凉两专区，为了避免绕道，直接送往指定地点汉中以外，其余四十多县一律分批送到兰州，由征委会验收。这样大搞的结果，还不到限期，全省两千七百多名男女青年，就被骗征来了。伪中央曾因此不止一次的“传令嘉奖”。宋恪、寇永吉的牛皮吹响了，谷正伦笑逐颜开，两撇仁丹胡子翘得更高了。可是两千七百多名青年男女，开始误入歧途，做蒋介石卖国反共的垫脚石了。在这同时，伪西北公路局是单独成立了征集机构，由国民党西北公路局特别党部主任委员曹启文负责主办；兰州国立各院校也单独成立了征集机构，由伪教育部直接指挥办理。但征集到的人员，都由省征委会统一运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