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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前夕，国内局势，动荡不安；甘肃局面，在西北军东撤后，形成混乱割据状态。蛰居四川的直系军阀吴佩孚，目睹情势，不甘寂寞，于是在四川军人邓锡侯等的支持下，在是年八月初间，以游历为名，带着他的夫人、公子，以及十多个幕后人员在二百多名身穿北洋军服，头戴五色国旗帽徽的卫队保护下，由川西松潘南坪区，进入甘肃文县，企图乘机活动， “东山再起”。
   当时文县、武都一带，都是川军的势力范围。吴佩孚到达文县时，受到驻军邓锡侯部下的汉军统领杨抚权、县长郝墨庄和地方绅民的热烈欢迎。吴在文县的言论与活动，据韩定山（当时担任文县教育局长）当日的亲身见闻，约有以下各端。
   在吴佩孚抵文县的当天，韩定山和地方一些士绅，曾前往行辕（在县立中学）谒见。当时有一位姓萧的秀才和一位姓关的文举，各拿颂诗，当面“呈献”，吴展阅后表示非常欢喜，便留大家座谈。吴开口即谈孔谈佛，接着又反复解释了虞书上“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十六字心传等等。这位秀才出身的将军，在一套咬文嚼字的谈话中，处处表示着是无所不通。当吴问到地方教育情况时，韩定山说：“文县是个偏僻地方，山重水复，贫瘠锢蔽，文化很不发达。小学虽有数十处，也只是徒具形式，内容都不充实，很难进展。”吴说： “难进展还好，如果进展就坏了。”韩问什么道理？吴说：“你还不明白吗！现在的教育是男盗女娼的教育，男学校讲共产，女学校讲恋爱，这样的教育要他进展作甚么？”这位没落将军的思想反动程度，于兹可见一斑。
   吴佩孚在文县休息的期间，杨抚权和郝墨庄日日陪侍盘桓，不离左右。据说，吴给这些人都封官加委，让他们将来参加甚么“兴国军”。吴的随从人员，一面经常走入茶社酒馆，大肆宣传说，吴还有若干万人，等在甘肃驻定后，即与四川合作，东进豫鄂，勘定全国，“有志之士”应该赶速参加吴的集团；一面又访问、联系当地的帮会道门，讲谈所谓“无极老母”，“燃灯古佛之类的迷信神话，把吴渲染为能文能武，博古通今的唯一完人。当时县上有个素不安分的青年，听了这些宣传，贪图未来富贵，于是千方百计地弄了两斤银耳，两千支虫艸，几张狐皮，几两金钗石斛，毕恭毕敬地献给将军，换得了一张“兴国军”谘议的委状。
   当吴佩孚快要离开文县的前两天，由吴的副官处传出“将军书法高妙，可以求墨留念”的说法，一时喜欢夸张门面的人们，争先恐后地去求“墨宝”，市上的宣纸，一时被搜买一空。韩定山曾亲眼看过吴的一次书写，他接纸到手，并不摺迭，一气写了五十多副对联，十多个条幅，不曾露出倦容。并且提起笔来，不问左右，即可照求写者的姓氏或特点，写出巧合的词句。如给一个李姓写的是“西当太白有鸟道，东来紫气满函关”；给一个王姓写的是“登楼文士思国家，誓墓将军惜岁华”；还给一个大烟鬼议员某写的对联是“一卧沧江惊岁晚，几回青琐点朝班”。这虽是一种巧合，但经过人们的渲染，一时传为神奇，迷惑群众。
   一星期后，吴由文县启程北上，杨抚权亲自陪送到武都。当时武都县长系由邓锡侯部的第二支队长刘凤山兼任。吴在武都住留时间较长，他的主要活动，是在北山药王洞成立了所谓“精一大道”，收姚慕子（商号经理）、曹子位（旧军官）等十余人为道徒，经常亲自前去讲论“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类的所谓大道；另外还派随员分赴附近各县进行活动，网罗势力。如对西和大桥的马尚智、武都罗塘的周富银、康县洋坝的魏成弟等，都委以师长或司令名义。这些人本来都是当时各霸一方的地方武装，各有枪数百支，向来是就地摊粮派款、为所欲为。他们受委以后，借名给吴供给，更是肆无忌惮地向民间勒索财物，因而人民的痛苦从此更加重了。此外，还有一滑稽事件，即当时国民党武都县党部书记长孙映云（一说姓阎），在吴上将军的“德威”感召下，竟然撕下了孙中山的挂相和国民党的党旗，弃了“党官”不做，跟吴作部下去了。事后，有人在《武都周刊》上撰文讽刺为“变节的狗”，一时传为笑柄。